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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并非闲话》原文、注释和赏析

  凡事无论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觉。即如这一回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我因为在那里担任一点钟功课,也就感到震动,而且就发了几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的《京报副刊》上。自然,自己也明知道违了“和光同尘”的古训了,但我就是这样,并不想以骑墙或阴柔来买人尊敬。三四天之后,忽然接到一本《现代评论》十五期,很觉得有些稀奇。这一期是新印的,第一页上目录已经整齐(初版字有参差处),就证明着至少是再版。我想:为什么这一期特别卖的多,送的多呢,莫非内容改变了么?翻开初版来,校勘下去,都一样;不过末叶的金城银行的广告已经杳然,所以一篇《女师大的学潮》就赤条条地露出。我不是也发过议论的么?自然要看一看,原来是赞成杨荫榆校长的,和我的论调正相反。做的人是“一个女读者”。

  中国原是玩意儿最多的地方,近来又刚闹过什么“琴心是否女士”问题,我于是心血来潮,忽而想: 又捣什么鬼,装什么佯了?但我即刻不再想下去,因为接着就起了别一个念头,想到近来有些人,凡是自己善于在暗中播弄鼓动的,一看见别人明白质直的言动,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动,是某党,是某系;正如偷汉的女人的丈夫,总愿意说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里才觉舒畅。这种思想是卑劣的;我太多心了,人们也何至于一定用裙子来做军旗。我就将我的念头打断了。

  此后,风潮还是拖延着,而且展开来,于是有七个教员的宣言发表,也登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报》上,其中的一个是我。

  这回的反响快透了,三十日发行(其实是二十九日已经发卖) 的《现代评论》上,西滢先生就在《闲话》的第一段中特地评论。但是,据说宣言是“《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才在报上见到的,所以前半只论学潮,和宣言无涉。后来又做了三大段,大约是见了宣言之后,这才文思泉涌的罢,可是《闲话》付印的时间,大概总该颇有些耽误了。但后做而移在前面,也未可知。那么,足见这是一段要紧的 “闲话”。

  《闲话》中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 所以他只在宣言中摘出“最精彩的几句”,加上圈子,评为“未免偏袒一方”;而且因为“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遂觉“可惜”,但他说“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这些话我觉得确有些超妙的识见。例如“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实在应该不信它。又如一查籍贯,则即使装作公平,也容易启人疑窦,总不如“不敢相信”的好,否则同籍的人固然惮于在一张纸上宣言,而别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给同籍的人帮忙了。这些“流言”和“听说”,当然都只配当作狗屁!

  但是,西滢先生因为“未免偏袒一方”而遂叹为“可惜”,仍是引用“流言”,我却以为是“可惜”的事。清朝的县官坐堂,往往两造各责小板五百完案,“偏袒”之嫌是没有了,可是终于不免为胡涂虫。假使一个人还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说的好;否则,虽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宣言中所谓“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者,似乎也就是为此辈的手段写照。而且所谓“挑剔风潮”的”流言”,说不定就是这些伏在暗中,轻易不大露面的东西所制造的,但我自然也“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不大知道”。可惜的是西滢先生虽说“还是不信”,却已为我辈“可惜”,足见流言之易于惑人,无怪常有人用作武器。但在我,却直到看见这《闲话》之后,才知道西滢先生们原来“常常”听到这样的流言,并且和我偶尔听到的都不对。可见流言也有种种,某种流言,大抵是奔凑到某种耳朵,写出在某种笔下的。

  但在《闲话》的前半,即西滢先生还未在报上看见七个教员的宣言之前,已经比学校为“臭毛厕”,主张“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了。为什么呢?一者报上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二者学生把守校门;三者有“校长不能在学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的饭店招集教员开会的奇闻”。但这所述的“臭毛厕”的情形还得修改些,因为层次有点颠倒。据宣言说,则“饭店开会”,乃在“把守校门”之前,大约西滢先生觉得不“最精彩”,所以没有摘录,或者已经写好,所以不及摘录的罢。现在我来补摘几句,并且也加些圈子,聊以效颦——

  ……迨五月七日校内讲演时,学生劝校长杨荫榆先生退席后,杨先生乃于饭馆召集校员若干燕饮,继即以评议会名义,将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揭示开除,由是全校哗然,有坚拒杨先生长校之事变。……”

  《闲话》里的和这事实的颠倒,从神经过敏的看起来,或者也可以认为“偏袒”的表现;但我在这里并非举证,不过聊作插话而已。其实,“偏袒”两字,因我适值选得不大堂皇,所以使人厌观,倘用别的字,便会大大的两样。况且,即使是自以为公平的批评家,“偏袒”也在所不免的,譬如和校长同籍贯,或是好朋友,或是换帖兄弟,或是叨过酒饭,每不免于不知不觉间有所“偏袒”。这也算人情之常,不足深怪;但当侃侃而谈之际,那自然也许流露出来。然而也没有什么要紧,局外人那里会知道这许多底细呢,无伤大体的。

  但是学校的变成“臭毛厕”,却究竟在“饭店招集教员”之后,酒醉饭饱,毛厕当然合用了。西滢先生希望“教育当局”打扫,我以为在打扫之前,还须先封饭店,否则醉饱之后,总要拉矢,毛厕即永远需用,怎么打扫得干净?而且,还未打扫之前,不是已经有了“流言”了么?流言之力,是能使粪便增光,蛆虫成圣的,打扫夫又怎么动手? 姑无论现在有无打扫夫。

  至于“万不可再敷衍下去”,那可实在是斩钉截铁的办法。正应该这样办。但是,世上虽然有斩钉截铁的办法,却很少见有敢负责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有谁明说出自己所观察的是非来的,他便用了“流言”来作不负责任的武器:这种蛆虫充满的“臭毛厕”,是难于打扫干净的。丢尽“教育界的面目”的丑态,现在和将来还多着哩!

  五月三十日。

  【析】 二十年代中期,在围绕着北京女师大风潮所展开的严峻斗争中,资产阶级文人陈西滢以《现代评论》为阵地,用写作《闲活》的形式,诋毁学潮,中伤鲁迅,为反动势力张目。他散布流言蜚语却又故作“中庸”之状。鲁迅与之针锋相对,写了一批犀利深刻的杂文,给予无情揭露与有力批驳。《并非闲话》即是其中一篇颇具特色的论辩性杂文。

  同敌手论战,鲁迅认为,与其辩诬,不如别辟蹊径,给论敌以猝不及防的沉重打击。《并非闲话》即是如此。面对陈西滢在《粉刷毛厕》这篇“闲话”中的攻讦诽谤,鲁迅不予置辩,而是着意于审“丑”观照中,将叭儿文人的卑劣行径摄入笔端,通过艺术“曝光”,予以再现,从而克敌制胜。其艺术表现手法多样。

  首先,就近取譬,类比映照,讽喻论敌。《并非闲话》的“由头”(即开端)匠心独运,并未先抛论敌,树立靶子。而是采用 “题外话”方式,从《现代评论》 第一卷第十五期的再版与卖送谈起,由远及近,以虚带实,切入本题。5月12日,鲁迅在 《京报副刊》 上“发了几句感慨”①,为学生申张正义。时隔三四天,便“忽然接到一本《现代评论》十五期”。这期刊物系新印再版,且“特别卖的多,送的多”,使人顿生疑窦。经校勘,它与初版显然不同处,只是去掉了末叶的广告,使 《女师大的风潮》这篇 “赞同杨荫榆校长” 的文章“赤条条地露出”。而 “做” 文者未署真名,“送” 刊者也隐匿了身份。这段叙中带刺的文字,于隐约其词中示谕人们:身居黑幕的“帮闲文人”不过是心怀叵测、怕见光明的 “鬼蜮”。作者由此联想到 “琴心女士”②的丑闻,以此类比,缘事生议,佯装捣鬼乃“正人君子”惯用的伎俩。然后由此及彼,笔锋直刺论敌,“想到近来有些人,凡是自己善于在暗中播弄鼓动的,一看见别人明白质直的言动,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动,是某党,是某系”。其灵魂之卑劣,“正如偷汉的女人的丈夫,总愿意说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里才觉舒畅”。《并非闲话》的 “由头”取类设喻,以 “丑”为镜,使陈西滢的“二丑”本相已露端倪。文章起始即先发制人,将论敌置于狼狈境地,为论辩的有力展开积蓄了文势。

  其次,描绘特征,揭开假面,示其本相。《并非闲话》对“丑”的否定性观照,不重在外形,而是着力描绘与揭示其荒谬可憎的表现特征,活画出“叭儿文人”的丑恶灵魂。

  表征之一: 曲折吞吐,欲盖弥彰。五月二十七日,鲁迅邀集六名教员,联名发表了支持女师大风潮的《宣言》。仅过两天,陈西滢抨击学潮,中伤鲁迅的 《闲话》也见诸《现代评论》。鲁迅不无揶揄地指出:“这回的反响快透了”。一个“快”字,形象地再现了陈西滢那急不可奈的“帮闲”心态。为了掩盖本相,《闲话》闪烁其词,烟罩雾绕:《闲话》正要付印时,才在报上看见《宣言》。鲁迅一眼洞穿,这是障眼法,并给以剔肤见骨地剖析。《闲话》 以洋洋三段訾议 《宣言》,也是“文思泉涌”,有感而发。况且付印,“总该颇有些耽误”,但出笼之快,是“后做而移在前面,也未可知”。由此足见,这并非局外人的闲谈偶议,而是蓄意之作。陈西滢急于为主人 “帮闲” 的丑态昭然若揭。

  表征之二: 流言公论,貌似中庸。陈西滢在 《闲话》中施放暗箭,诬陷鲁迅,却又故作敦厚:“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宣言一出”,流言更甚,很觉可惜。鲁迅高屋建瓴,洞幽烛微,抓住敌论的要害是流言公论,貌似中庸。由是“伺隙乘虚”③砉然一击。因联名发表 《宣言》 的七人中,有六人都是浙江人和北大国文系教授,陈西滢便以“某籍某系”影射鲁迅等人是结党营私,鼓动风潮,传布流言。鲁迅就其荒谬逻辑,加以归谬推论,陈氏与杨荫榆同为无锡人,那么“也不便在暗中给同籍的人帮忙了”。仅此一例,寥寥数语,戳敌要害。陈西滢自以为钢鞭的“据说”,却“只配当作狗屁!”《闲话》者,实乃流言也。而所谓“尊敬”、“可惜”这些堂皇之词,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与卑劣。以流言公论为武器,正是陈西滢“帮忙”嘴脸的自我暴露。

  表征之三:颠倒是非,为虎作伥。大凡两面派都惯用谣言惑众的手法。陈西滢也是如此。他詈责学生“闹得太不象样”,理由之一,是竟然出现了 “校长不能在学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的饭店招集教员开会的奇闻”。鲁迅以 《宣言》之摘录举证,怒而戟指,陈西滢对“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④的丑恶与凶残,视而不见,只字不提,反而颠倒事实,为 “屠夫” 粉饰。“偏袒”二字,恰好成了他的自我写照。更甚者,陈西滢 “比学校为 ‘臭毛厕’”,寄望于反动当局清除打扫“万不可再敷衍姑息”。鲁迅愤激难抑,外化为辛辣的反讽,将叭儿文人替主子嗅着味道,助纣为虐的“帮凶”面目昭示于众。

  文人“弄臣”,古已有之,而陈西滢集帮闲、帮忙、帮凶三任于一身;其卑劣丑恶,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假面被揭原形毕露,陈西滢乔装打扮的“正人君子”相即刻崩毁,而他的流言公论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并非闲话》以“丑”为象的审美图式,融情于事,结情为理,寓理于形。内在情思与外在形式的“异质同构”,将腐朽化为神奇。它既是战斗的“匕首”或“投枪”,也是一朵溢香流彩的艺术之花。

  字数:4480

  注释

  ①即《忽然想到》之七。

  ②1925年1月,北京女师大新年同乐会演出北大学生欧阳兰所作独幕剧《父亲的归来》,内容几乎完全抄袭日本菊池宽的《父归》,经人在《京报副刊》上指出后,除欧阳兰本人作文答辩外,还出现了署名“琴心”的女师大学生,也作文为她辩护。所谓“琴心”女士,是欧阳兰的女友夏雪纹(当时在女师大读书)的别号,而署名“琴心” 的文字,是欧阳兰自己作的。

  ③鲁迅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④鲁迅《“碰壁”之后》。

  作者:廖安厚

  知识来源:张效民 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457-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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