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死魂灵》的写作背景
时代背景
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是俄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动的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地主庄园纷纷破产，农民的灾难不断加深，封建农奴制的危机日渐严重。果戈理说：“现在，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感觉到：世界正处在旅途中，而不是停靠在码头上……”无疑，果戈理以自己的敏锐观察力，捕捉到了社会变动的信息，但俄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俄国，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子，这正是作家想在《死魂灵》中着意描述的。
创作过程
写作小说时，果戈理就在尝试喜剧的创作。1835年春之前，他写了《三等符拉基米尔勋章》、《婚事》等喜剧。1835年普希金将自己搜集的《死魂灵》素材交给了果戈理，而这时果戈理正迷恋于喜剧创作，要求普希金再给他提供这方面的题材。普希金当真又给他叙述了一则荒诞的见闻。于是果戈理在两个月内创作出了喜剧《钦差大臣》。
长篇小说《死魂灵》的创作在《钦差大臣》写作之前就已开始，前后经过四次修改，历时七年之久。果戈理在给普希金的一封信里说，这“将是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而且它也许会使人发笑……我打算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即使只从一个侧面也好，一定要把整个俄罗斯反映出来”。1842年初，书稿遭到莫斯科审查机关的否定，后来经过别林斯基的斡旋才得以在彼得堡出版，但按审查机关的无理要求只得删去个别章节。
《死魂灵》原计划创作三部，由于后期创作力的衰退和思想局限，他创作的第二部于1852年被迫自己焚烧，第三部未及动笔。仅完成并且流传下来的只有第一部，不过俄国找到了第二部前五章，是第二部的残稿。
死魂灵鉴赏
在这部小说里，作家通过对官僚、地主们日常生活的描绘，展现了他们狗苟蝇营、卑琐庸俗、贪婪愚昧的精神世界，以及资本原始积累者的欺骗、讹诈、冷酷、钻营的丑恶行径，给俄国文学带来了前所未闻、震慑人心的新东西，透露了农奴制走向衰落的信息。这些所谓“生活的主人”被剥去温文尔雅的假面具之后，现出了原形，他们原来是群向权力谄媚的奴隶，虐待农奴的暴君;是群饕餮之徒，吞食人民的血肉与生命。小说的这种揭露倾向，曾使当时的俄国有识之士深感震惊，其客观效果也使作者本人大为惊恐，以致在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后，作家竟在小说第二版(1846年)序文中说，书中的许多描写是不正确的、不真实的。但进步的社会舆论却认为果戈理的小说是使俄国文学走向独创性与民族性的重要标志。
乞乞科夫的身份具有二重性：农奴主和资本家。他除了具有地主阶级的寄生性和反动性外，还带有新兴资产阶级巧取豪夺、唯利是图的本质特点。这是一个从贵族地主过渡到新兴资产者的典型，俄国资本主义金钱关系的最初体现。乞乞科夫的形象生动地揭示了俄国封建社会环境里滋生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本质特征，同时也高度概括了英、法等国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乞乞科夫”们到处钻营的共同规律。这是果戈理对俄国文学作出的新贡献，也是《死魂灵》思想力度的又一标志。
在《死魂灵》中，果戈理通过五个地主形象，说明了俄国腐朽的农奴制不仅摧残了农奴，而且摧残了农奴主，使之变成非人形象，由此得出结论：农奴制必须灭亡。通过乞乞科夫的形象，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罪孽，人性的异化，人在畸形的环境(寄生生活)和欲望(金钱占有欲)驱使下变成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