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尘埃落定》的写作背景
阿来从小在藏族地区长大，阿来的《尘埃落定》创作思路时，坦言自己受到藏族文化的深刻影响，无论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创作方法的借鉴，语言的运用等等，都和一种藏族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傻子二少爷形象的塑造就受到阿古顿巴的影响。 小说写于1994年，由于阿来没有名气，被十几家出版社退稿，当时流行的是凶杀色情，大部分编辑都认为纯文学没有市场。1998年，在阿来已经不抱希望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该书出版。
作品主题
藏民族部族生活的书写
在《尘埃落定》的历史叙述中，土司制度是一个情节枢纽或叙事重心，并诠释着特定历史时期藏族部族政治生活的主要内涵。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采取的一项统御少数民族的政治怀柔政策，元明清时期广泛在西南等民族地区施行，“以土制土”是这一政策的主要形式，其目的在于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清雍正以后，清政府实行“改土归流”，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大体趋于解体，但因特殊的文化、历史因素，一些地方的土司制度残余仍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
《尘埃落定》所描述的以麦其土司为代表的“嘉绒”部族，正是属于这一情形。对“嘉绒”部族来讲，土司制度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表征了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生活的具体状态与文化内涵，这在麦其土司司主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对内，他是“皇帝册封的辖制数万人众的土司”，有着“清朝皇帝颁发的五品官印”，实行世袭制，管辖“东西三百六十里，南北四百一十里的地盘”，与“三百多个寨子，两千多户”的百姓，向百姓征收赋税，在辖区内权力至高无上，有自己的官寨、专门的行刑人、书记官(二者也为世袭)，有保卫自己的卫队和为自己服务的活佛、喇嘛等宗教僧侣阶层，甚至拥有相当数量的军队。如此，统治者、土地或领地、人民以及内部政治、经济制度等等，在民族部族内部结成了一个政治生活的实体。对外，他一方面绝对服从中央王朝的政治统治，一方面则与汪波、拉雪巴、茸贡等其他土司往来，也与汉族人进行经济、文化往来。土司制度在“嘉绒”部族流行了数百年，是民族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复合物。而作为政治制度，它集中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藏族部族之间、部族内部以及他们与中原统治者的复杂政治、外交等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藏民族的历史生存样态。
在描述土司制度的同时，《尘埃落定》也大量地描绘了嘉绒部族文化生活的情景，在表现民族思维与心理习惯中透视了藏族独特的民族文化。与其他国内少数民族一样，藏族是中国一个拥有着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与独特民族文化精神的民族，有着自己的民族独特的宗教信仰、心理习惯与情感表现。这对《尘埃落定》中描写的、生活在汉藏交接地带的嘉绒部族来说也是如此。在麦其土司内部，如果说，麦其土司司主是土司权力象征的话，那么，济嘎活佛、门巴喇嘛、翁波意西书记官等人则是藏族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济嘎活佛是敏珠宁寺的和尚首领，他的身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藏传佛教的教义与独特宗教信仰。他推崇佛法，慈悲为怀;坚持宗教的救赎精神，反对麦其土司种鸦片，以期遏制人们特别是民族上层统治者世俗欲望的恶性膨胀。而当强大的土司权力阻碍了他的教义传布，特别是他为此不得不与世俗权力形成妥协时，他作为宗教家的内心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历史的书写
《尘埃落定》对嘉绒部族历史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阿来作为藏族作家的独特民族身份，使他的文学创作打上了鲜明的民族生活的烙印。然而，对阿来来说，民族性或民族乡土生活的书写表达了他对藏民族生活的关注，同时表征了他对文学某些独特性的寻求，但却并不是他文学追求的全部。《尘埃落定》还力图表现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怀或人类意识，力图从普遍人性的角度把握历史深处的文化秘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嘉绒部族历史的书写只是阿来建构的一种历史“客体”，而对人类普遍历史之密的寻绎才是阿来主要的文学意图所在。对权力的认识是《尘埃落定》所打开的寻绎历史之秘的一条新的通道。阿来认识到，人类的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权力便开始成为社会生活的轴心，支配着人类的一切活动。无论世界其他民族还是嘉绒部族都是如此。在《尘埃落定》中，阿来按照自己的理解，从对麦其土司与僧侣、书记官等知识层关系的描述中展示了历史生活中权力与知识的紧张关系。麦其土司代表权力，他遵循的生活逻辑便是维护自己的不可侵犯的权威。活佛或书记官翁波西代表着知识，他们崇尚史官意识，讲究“秉笔直书”，仗义执言。二者的矛盾必然发生，尽管某些时候知识会因为现实环境顺从权力，但二者关系的紧张状态却似乎永远不会完结。现实的情况是，济嘎活佛在麦其土司强大的权力下选择“沉默”或屈从，乃至沦为御用文人，翁波意西被麦其土司关进大牢并割掉“说话”的“舌头”，最终被处死。权力对知识占有绝对的优势，知识者堕入历史的炼狱。知识者在民族生活中拥有知识，企图参与历史文化建构，然而却被权力划定了活动界限。然而，知识者的这种人生结局不仅意味着他们自身人生的悲剧，更意味着历史理性的缺席，同时也反映了权力的泛滥及其严重社会危害。从中，人们似乎能听见阿来对历史未来的一种深切呼唤。
人生的荒诞
《尘埃落定》揭示了人生的荒诞主题。麦其土司等大量种植毒害人类自身的鸦片，并引起饥荒与战乱等灾害的普遍流行，是对大地的背叛，也是人性的异化，是荒唐的人类作出的荒唐的举动。人与人之间，例如土司与土司之间、土司与下属百姓之间甚至土司父子之间、土司儿子之间，因为利害关系不能和平共处，而是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充满了流血斗争，则更是凸显了“他人即地狱”这一荒诞主题。比如麦其土司先是无端地杀害查查头人及杀手多吉次仁等，继而又成天生活在多吉次仁一家复仇的恐惧心态或心理阴影中，则是强权的荒诞与悲哀。他当土司的所谓“好处”，竟是“晚上睡不着觉，连自己的儿子也要提防。”查查头人无罪而被杀、杀手多吉次仁杀死查查头人后旋被麦其土司杀人灭口，旦真贡布、傻子两兄弟分别死于父亲的仇人之手，普通百姓在土司发动的战争中成为炮灰，甚至连傻子少爷的出生也是土司醉酒的结果，等等，则无一不是命运的荒诞，是命运对人类的捉弄与嘲笑。荒诞使人类的行为、人性、命运均显出悖谬，无法运用理性原则来加以阐释，也使人类自身困惑不已。《尘埃落定》还特别揭示了个体生存的另一重要主题：虚无。虚无，指人生价值的虚无，是荒诞人生主题的延伸。在宇宙中，永恒的只有时间，其余万事万物都是有限的，而个体的生命更是只有极其短暂的几十年，最后不得不以肉体的消灭即死亡为归属。死亡使个体生命在生与死的两极之中得到某种界定。
《尘埃落定》中的麦其土司等人物来说，他们虽说都曾活跃在嘉绒部族的历史舞台，享受了所谓的人生富贵荣华，也曾经是他人生命的主宰者，弄权一时，纵欲无度，但最终大多都是以死亡与虚无为生命的归属的。麦其土司是在解放军的炮声中成为炮灰。他的汉族太太在历史的巨变中吞鸦片自杀身亡。土司的两个儿子，先后被复仇者杀死——“作品的叙事人傻子少爷，实际上是一个早已死亡的亡灵。就连手握重权的国民党黄师爷以及姜团长等，都在战火中走向死亡。更有甚者，他们所依仗与希望世代沿袭的土司制度，也在历史潮流的冲刷之中荡然无存了。不妨看看小说中傻子少爷的两段描述：我确实清清楚楚地看见了结局，互相争雄的土司们一下就不见了。土司官寨分崩离析，冒起了蘑菇状的烟尘。腾空而起的尘埃散尽后，大地上便什么也没有了。”阿来在《尘埃落定》中没有充当人们的哲学导师，告诉人们如何应对人生。然而，他却以一个提问者的身份向人类自身进行了发问，追问人类如何认识自身的问题。作品中，傻子少爷表面上似乎是一个傻子，实际上却是头脑较为清醒的自我审视者。一方面，傻子少爷也是一个肉身的化身，有着正常人一样的肉身欲望，同时生活在一个土司这样的权势者家庭，与哥哥一样有着相同的生存背景与对权力与生俱来的欲望。另一方面，傻子少爷不断地反思历史，力图以理性的态度应对生活与环境。而当他无法区分自己的聪明与愚昧或历史的正确与错误时，他便不由自主地对自己发出了强烈的追问，一个不停地自问“我是谁”和“我在哪里”以及“当土司能得到什么”等问题。这种发问，不仅是对他本人的发问，同时也是对麦其土司、土司太太、哥哥旦真贡布等的发问，或者说是对整个人类(你、我、他的发问，是对权力、欲望、荒诞、虚无等人生命题的发问。人类发展到今天，未必真正认清了“自我”。傻子少爷因此可能找不到答案，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困惑，但他不停地追问，并坚持对父辈的审视，这不但是人类主体意识彰显的表现，也体现了一种对抗荒诞与虚无人生的积极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