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特·肖邦《觉醒》的创作背景
肖邦在《觉醒》后没有继续写小说，并在出版其它作品时出现困难。艾米丽·托特(Emily Toth)认为这是因为肖邦“走得太远了：艾德娜的情感对于男性看守来说难以承受。”肖邦的下一部小说被迫取消，健康问题、家务矛盾搅扰着她。五年后她去世时，她已经被人遗忘。挪威学者皮尔·塞耶斯逖德(Per Seyersted)在二十世纪60年代重新发现了肖邦，使得《觉醒》成为今日的女性主义作品。在十九世纪90年代，当肖邦创作这部作品时，一系列社会变革与冲突将“妇女问题”抬到公众面前，这些讨论影响了肖邦的作品。在当时的小说背景原址路易斯安那州，妇女是她们丈夫的合法财产;作为以天主教为主的地区，离婚率是十分低的，妇女被期望对她们的丈夫忠诚顺服。这也解释了在1899年对《觉醒》的一些反应。
琳达·瓦格纳-马丁(Linda Wagner-Martin)写道：“有时被认为‘欧洲’(至少是‘法国’)而不是美国风格，这些谴责正是小说绝妙、富有先见之明的地方。肖邦的《觉醒》与其它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早期的一些小说因明目张胆的不道德，包括淫乱，而受到审查。这些辩词可以在当时的新闻报纸上找到。不管怎样，马戈·卡利坚持凯特·肖邦不是当时唯一挑战性别意识形态的的女性;是写作让她出了风头。
在十九世纪时，读者的印象是一位妇女离弃了丈夫、抛弃了孩子。这也反应了妇女当时严格的责任，而一个反叛社会期望的角色让读者感到震惊。当时的一本《礼仪/建议》书称：“如果她真是一位富有母性的人，与孩子们在一块儿会是她的首要选择。
凯特·肖邦《觉醒》评价
小说在1899年一经出版就受到争议。虽然从技术上讲小说从来没有被查禁，但却一直受到审查。肖邦的小说被认为在道德上堕落败坏，这不单单是因为小说直观地描述了女性对性的渴望，而且书中的女主角离经叛道，破坏了传统女性的社会角色。公众对小说的反响与对亨利克·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1879)反响一样，充满了抗议与批评。两者在主题与选材上几乎一模一样：都记叙了一个女主人翁为了追求自我实现，离开了丈夫，抛弃了孩子的故事。
然而，对小说的外在评价从齐声谴责逐渐转变为认可接收。在凯特·肖邦的故乡密苏里圣路易斯，两份报纸给出了不同的评价。《圣路易斯共和报》为小说贴标签，称它为“有毒的”，“给道德婴儿灌烈酒”。而《圣路易斯明镜报》则称“出于纯粹的软弱，人不得不向神灵求助，宁可一死了之，也不愿意看到丑陋、残忍、可恶的情欲怪兽像只老虎那样慢慢地醒来。这就是读者在读到肖邦夫人的女主角时所感受到的觉醒。”在同年晚些时候，《圣路易斯邮报》赞扬小说“使得一位圣路易斯女士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由于肖邦是圣路易斯第一位女性职业作家，她受到了特别关注。
一些评论则讥讽肖邦的选材，并对此表示遗憾：“一位文风优雅、富有诗意的作家没必要去写早已泛滥成灾的色情小说。”(《芝加哥时报先驱》)另一些则感到扫兴;《国家杂志》称“回想起作者那些受欢迎的短篇故事”，小说的开篇让人充满了期待，但结尾令人“十分失望”，暗示了公众对选材的不满：“没必要因为阅读她而煞了我们的风景。”《国家杂志》认为肖邦是“又一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作者。
还有一些评论干脆刻薄到底，如《公众舆论》所言，“当庞德烈夫人故意在海湾游向死亡时，我们感到很欣慰。”
肖邦并没有收到不合格的负面评价。《戴尔》杂志(The Dial)称《觉醒》是“灵魂的有毒悲剧”，并附上警告称小说“的倾向并不健康。”类似地，《会众》称肖邦的小说“是绝佳的习作”，但得出结论“我们无法推荐它。”薇拉·凯瑟在《匹茨堡领袖》将《觉醒》与古斯塔夫·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做了对比，两者都是富有争议，反应了都市生活的无聊与淫乱——虽然相对于同时代人来说，凯瑟对女主角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凯瑟称“希望肖邦女士能把她写得更灵活，更别样一些，或朝向个更好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