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老实人》的写作背景
历史背景
封建制度在法兰西的统治，长达一千五百多年。当时的法国，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贵族的世袭特权，森严的等级制度，君权神授的政法观念，以及宗教的狂热与迫害，象毒雾一样迷漫着全国。法官的贪赃枉法，宫廷的淫糜之风更是泛滥猖撅。
明清之际的在华传教士们热心于把中国的许多儒学经典译介到西方，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很大的思想影响。18世纪的欧洲，被称为“理性”的时代，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们要用理性的权威代替对上帝的崇拜，他们发扬反神学的精神，反对传统的旧宗教文化。在华传教士们把中国的儒家学说介绍到了欧洲。利马窦等人本想依据儒学经典说明中国的孔子学说与基督教教义是一致的;而其反对者龙华民等人严厉指责利马窦等人竟然把儒学中实际是指自然的“天”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并一再论证孔子哲学是无神论。罗马教会则干脆把中国的儒学宣布为“异端邪说”。当时正是这种“异端”的儒学受到了欧洲进步人士，如著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等人的欢迎，并且成为他们反对神学、攻击教会的精神武器。
路易十四于1715年去世后，经过奥尔良腓力二世一段时间的摄政，他的继承人路易十五坐上王位之后，仍不能协调各部大臣的工作，无法对国家进行坚强的领导，只会在深宫里与情妇们厮混。专制政体的淫威、草菅人命之事时有所闻;封建剥削的残酷，使农业生产低落凋零;还有教会的猖撅、贵族的跋扈，加上军事和外交上连连受挫，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一直处在极度的黑暗之中。法国作家伏尔泰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年月里，而且本身也一次又一次地遭受专制统治带给他的厄运。
个人背景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在当时众多的思想家中，伏尔泰是公认的领袖和导师。
1734年，伏尔泰在卢昂出版了他的《英国通讯集》，用书信方式介绍了英国的政治、宗教、科学和哲学，并对法国的宗教教派斗争进行了抨击。书一出版就被法院判为禁书，当众焚毁，伏尔泰被迫流亡在外，后来定居在他情妇夏德莱夫人家中。这是边境地方的一座幽静城堡，伏尔泰在那里住了14年(1734—1749年)。在城堡居住期间，普鲁士王太子腓特烈为沽名钓誉，写信给伏尔泰表示对他的崇拜，他们之间建立了通讯联系。1749年，夏德莱夫人逝世，伏尔泰应腓特烈(当时已为国王)邀请到普鲁士，但不久两人关系破裂。痛苦的经验使伏尔泰对所有君主失去信心，决心不再和任何君主来往，用他积蓄的财富在法国和瑞士的边境地区买下了一块不大的地产定居了下来。在那里，伏尔泰创作了《老实人》等不朽名著。
《老实人》主题思想：批判盲目乐观主义哲学。
小说的主人公“老实人”开始相信邦葛罗斯(主人公的老师)的乐观主义哲学：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完美的，但是残酷的社会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小说以“老实人”的经历和他的各种遭遇为主线，以揭露封建君主的专制蛮横、天主教会的虚伪和压迫愚弄人民的残暴为目的，揭露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表现了对人民悲惨的命运的同情，同时也揭露了他们的天真无知。
《老实人》抨击的主要对象是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学说。该学说认为：世人所生活的世界是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即使上帝并没有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但是，局部“苦”与“恶”的存在是必须的，是因果大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的存在是为了成就宇宙的“大善”和“大完美”。人类为自身及他人的命运感到不幸，只是因为世人视野狭小，目光短浅，只看得到自身的世界。若能从宇宙万物着眼，世界是一个完美和谐的整体，一切都好得不能再好。这种理论对于身处不幸的人来说，极具安慰性，且与天主教“上帝全知全能，用它的智慧与爱管理着万物。世上的大小事情，都是上帝的安排。小恶小苦里往往有大善”的观点相对应。因此，这种理论在18世纪的法国追随者甚众。
《老实人》中历险的情节，是和他的哲理倾向互为融合、浑然一体的。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和背景都是虚构，甚至是荒诞不经的。但是，荒诞中却隐藏着严肃的思想、深刻的哲理。作者正是通过荒诞不经的故事和人物，把18世纪法国封建社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鞭挞官吏的贪婪、教会人士的虚伪、宗教裁判所对自由思想的残酷迫害等。在里斯本，由于地震把城市毁了四分之三，为了防止全城毁灭，宗教裁判所要在庄严的仪式中，用文火活活烧死人，说这是阻止地震万试万灵的秘方。于是，教会人士抓到两个葡萄牙人，因为这两个人“吃鸡的时候把同煮的火腿扔掉”，被活活烧死。在巴拉圭的草原上，姑娘居然爱上了猴子，两个赤身裸体的姑娘竟会同猴子奔逐调情。真可谓荒诞至极，然而，它却包含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通过嬉笑怒骂的手法，哲理和带刺的俏皮话，对没落的封建社会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
“老实人”及其同伴最后在生产劳动中找到归宿，他们摒弃了盲目的乐观主义哲学，抵制了悲观主义的说教，确信创造性的劳动才是诊治精神创伤、改善人们生活的唯一途径。这种资产阶级的科学结论，于今看来，弊端甚多，因为它不可能彻底铲除人类社会的罪恶根源。但是，作者能把劳动当作一种归宿，则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务实、肯干的进取精神。它反映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长期不懈地探索真理、理解生活的最高成就，不失为伏尔泰寻求变革现实、改造社会的一条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