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弯抹角算起来——他算是我的一个亲戚。我叫他“华威先生”。他觉得这种称呼不大好。
“天翼兄你真是!”他说。“为什么一定要个‘先生’呢。你应当叫我‘威弟’。再不然叫我‘阿威’。”
把这件事交涉过了之后，他立刻戴上了帽子：
“我们改日再谈好不好，天翼兄。我总想畅畅快快跟你谈一次——唉，可总是没有时间。今天刘主任起草了一个县长公余工作方案，硬要叫我参加意见，叫我替他修改。三点钟又还有一个集会。”
这里他摇摇头，没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他声明他并不怕吃苦：在抗战时期大家都应当苦一点。不过——时间总要够支配呀。
“王委员又打了三个电报来，硬要请我到汉口去一趟。我怎么跳得开呢，我的天!”
于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车。
他永远挟着他的公文皮包。并且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他的结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时候就叫这根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
这个城市里的黄包车谁都不作兴跑，一脚一脚挺踏实地踱着，好像饭后千步似的。可是包车例外：Ding dang，ding dang，dingdang!——一下子就抢到了前面。黄包车立刻就得往左边躲开。小推车马上打斜。担子很快地就让到路边。行人赶紧就避到两旁的店铺里去。
包车踏铃不断地响着。钢丝在闪着亮。还来不及看清楚——它就跑得老远老远的了。像闪电一样地快。
而——据这里有几位救亡工作者的上层分子的统计，跑得顶快的是那位华威先生的包车。
他的时间很要紧。他说过——
“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救亡工作实在太多了。”
接着掏出表来看一看，他那一脸丰满的肌肉立刻紧张了起来。眉毛皱着，嘴唇使劲撮着，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敛到脸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难民救济会去开会。
照例——会场里的人全到齐了坐在那里等着他。他在门口下车的时候总得顺便把踏铃踏它一下：Ding。
同志们彼此看看：唔，华威先生到会了。有几位透了一口气。有几位可就拉长了脸瞧着会场门口。有一位甚至于要准备决斗似的——抓着拳头瞪着眼。
华威先生的态度很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他先前那副忙劲儿好像被他自己的庄严态度消解掉了。他在门口稍为停了一会儿，让大家好把他看个清楚，仿佛要唤起同志们的一种信任心，仿佛要给同志一种担保——什么困难的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来。他并且还点点头。他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对整个集体打招呼。
会场里很静。会议就要开始。有谁在那里翻着什么纸张，窸窸窣窣的。
华威先生很客气地坐到一个冷角落里，离主席位子顶远的一角。他不大肯当主席。
“我不能当主席，”他拿着一支雪茄烟打手势。“工人救亡工作协会的指导部今天开常会。通俗文艺研究的会议也是今天。伤兵工作团也要去的，等一下。你们知道我时间不够支配：只容许我只在这里讨论十分钟。我不能当主席。我想推举刘同志主席。”
说了就在嘴角上闪起一丝微笑，轻轻地拍几下手板。
主席报告的时候，华威先生不断地在那里括洋火点他的烟。把表放在面前，时不时像计算什么似地看着它。
“我提议!”他大声说。“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希望主席尽可能报告得简单一点。我希望主席能够在两分钟之内报告完。”
他括了两分钟洋火之后，猛的站了起来，对那正在哗啦哗啦的主席摆摆手：
“好了，好了。虽然主席没有报告完，我已经明白了。我现在还要去赴别的会，让我先发表一点意见。”
停了一停。抽两口雪茄，扫了大家一眼。
“我的意见很简单，只有两点，”他舐舐嘴唇。“第一点，就是——每个工作人员不能够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紧工作。这一点不必多说，你们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们都能热心工作：我很感激你们。但是还有一点——你们要时时刻刻不能忘记，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他又抽了两口烟，嘴里吐出来的可只有热气。这就又括了一根洋火。
“这第二点呢就是：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你们只有在这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大家团结起来，统一起来。也只有在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救亡工作才能够展开。青年是努力的，是热心的，但是因为理解不够，工作经验不够，常常容易犯错误。要是上面没有一个领导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
瞧瞧所有的脸色，他脸上的肌肉耸动了一下——表示一种微笑。他往下说：
“你们都是青年同志，所以我说得很坦白，很不客气。大家都要做救亡工作，没有什么客气可讲。我想你们诸位青年同志一定会接受我的意见。我很感激你们。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挟，瞧着天花板点点头，挺着肚子走了出去。
到门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他把当主席的同志揝开，小声儿谈了几句。
“你们工作——有什么困难没有?”他问。
“我刚才报告提到了这一点，我们……”
华威先生伸出个食指顶着主席的胸脯：
“唔，唔，唔。我知道我知道。我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谈这件事。以后——你们凡是想到的工作计划，你们可以到我家里去找我商量。”
坐在主席旁边的那个长头发的青年注意地看着他们，现在可忍不住插嘴了：
“星期三我们到华先生家里去过三次，华先生不在家……”
那位华先生冷冷地瞅他一眼，带着鼻音哼了一句——“唔，我有别的事，”又对主席低声说下去：
“要是我不在家，你们跟密司黄接头也可以。密司黄知道我的意见，她可以告诉你们。”
密司黄就是他的太太。他对第三者说起她来总是这么称呼她的。
他交代过了这才真的走开。这就到了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场。他发现别人已经在那里开会，正有一个人在那里发表意见。他坐了下来，点着了雪茄，不高兴地拍了三下手板。
“主席!”他叫。“我因为今天另外还有一个集会，我不能等到终席。我现在有一点意见，想要先提出来。”
于是他发表了两点意见：第一，他告诉大家——在座的人都是当地的文化人，文化人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应当加紧地做去。第二，文化人应当认清一个领导中心，文化人在当地的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统一起来。
五点三刻他到了工人救亡协会指导部的会议室。
这回他脸上堆上了笑容，并且对一个人点头。
“对不住得很，对不住得很：迟到了三刻钟。”
主席对他微笑一下，他还笑着伸了伸舌头，好像闯了祸怕挨骂似的。他四面瞧瞧形势，就拣在一个小胡子的旁边坐下来。
他带着很机密很严重的脸色——小声儿问那个小胡子：
“昨晚你喝醉了没有?”
“还好，不过头有点子晕。你呢?”
“我啊——我不该喝了那三杯猛酒，”他严肃地说。“尤其是汾酒，我不能猛喝。刘主任硬要我干掉——嗨，一回家就睡倒了。密司黄说要跟刘主任去算账呢： 要质问他为什么要把我灌醉。你看!”
一谈了这些，他赶紧打开皮包，拿出一个纸条——写几个字递给了主席。
“请你稍为等一等，”主席打断了一个正在发言的人的话。“华威先生还有别的事情要走。现在他有点意见：要求先让他发表。”
华威先生点点头站了起来。
“主席!”腰板微微地一弯。“各位先生!”腰板微微地一弯。“兄弟首先要请求各位原谅： 我到会迟了一点，而又要提前退席。……”
随后他说出了他的意见。他声明——这个指导部是个领导机关，这个指导部应该时时刻刻起领导中心作用。
“群众是复杂的。尤其是现在的群众——分子非常复杂。我们要是不能起领导作用，那就很危险，很危险。事实上，此地各方面的工作也非有个领导中心不可。我们的担子真是太重了，但是我们不怕怎样的艰苦，也要把这担子担起来。”
他反复地说明了领导中心作用的重要，这就戴起帽子去赴一个宴会。他每天都这么忙着。要到刘主任那里去办事。要到各团体去开会。而且每天——不是有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人吃饭。
“唉，他真是苦死了! 工作这么多，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
“他不可以少管一点，专门去做某一种工作么?”我问。
“怎么行呢?许多工作都要他去领导呀。”
可是有一次，华威先生简直吃了一大惊。妇女界有些人组织了一个战时保婴会，竟没有去找他!
他开始打听，调查。他设法把一个负责人找来。
“我知道你们委员会已经选出来了。我想还可以多添加几个。”
他看见对方在那里踌躇，他把下巴挂了下来：
“问题是在这一点：你们的委员是不是能够真正领导这工作。你能不能够对我担保——你们会内没有不良分子?你能不能担保——你们以后工作不至于错误，不至于怠工?你能不能担保，你能不能?你能够担保的话，那我要请你写个书面的东西给我。以后万一——如果你们的工作出了毛病，那你就要负责。”
接着他又声明：这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不过是一个执行者。这里他食指点点对方的胸脯：
“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些你们办不到，那不是就成了非法团体了么?”
这么谈判了两次，华威先生当了战时保婴的委员。于是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华威先生挟着皮包去坐这么五分钟，发表了一两点意见就跨上了包车。
有一天他请我吃晚饭。他说因为家乡带来了一块腊肉。
我到他家里的时候，他正在那里对两个学生样的人发脾气。
“你昨天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他吼着。“我叫你拖几个人去的。但是我在台上一开始演讲，一看——连你都没有去听! 我真不懂你们干了些什么!”
“昨天——我到了新组织的一个难民读书会去的。”
华威先生猛跳起来了：
“什么! 什么!——新组织的一个难民读书会? 怎么我不知道，怎么不告诉我?”
“我们那天大家决议了的。我来找过华先生，华先生又是不在家——”
“好啊，你们秘密行动!”他瞪着眼。“你老实告诉我——这个读书会到底是什么背景，你老实告诉我!”
对方似乎也动了火：
“什么背景呢，都是中华民族! 什么秘密行动也没有。……华先生又不到会去，开会也不终席，来找又找不到……我们总不能把工作停顿起来……”
华威先生把雪茄一摔，狠命在桌上捶了一拳：Bung。
“混蛋!”他咬着牙，嘴唇在颤抖着。“你们小心!——你们!哼，你们! 你们!——”他倒到了沙发上，嘴巴痛苦地抽得歪着。“妈的! 这个这个——你们青年! ……”
五分钟之后他抬起头来，害怕似地四面看一看。那两个客人已经走了。他叹一口长气：
“唉，你看你看! 天翼兄你看! 现在的青年怎么办，现在的青年!”
这晚他没命地喝了许多酒，嘴里嘶嘶嘶地骂着那些小伙子。他打碎了一只茶杯。密司黄扶着他上了床，他忽然打个寒噤说：
“明天十点钟有个集会……”
张天翼《华威先生》赏析
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在1938年4月16日出版的《文艺阵地》上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被认为是揭露国统区抗日运动阴暗面的代表性作品。该作通过对一个国民党文化官僚“华威先生”的成功塑造，揭露了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中的一些人对抗战工作采取的错误态度。这些人一面声言抗日，一面又害怕人民起来，因而处于一种极端虚伪和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华威先生”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甚至声称“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在文化界的抗日运动中，他会无大小、事无巨细，一概参加和干预，连对妇女界组织的“战时保婴会”，他也决不放弃“领导”。他提出派人参加该组织通过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当对方对他的要求表示踌躇时，“他把下巴挂了下来”：
“……你能不能够对我担保——你们会内没有不良分子?你能不能担保——你们以后工作不至于错误，不至于怠工?你能不能担保，你能不能?你能够担保的话，那我要请你写个书面的东西给我，以后万一——如果你们的工作出了毛病，那你就要负责。”
……
“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些你们办不到，那不是就成了非法团体了么?”
他这一连串“能不能担保”的问话，以及这荒唐可笑的逻辑，当然很容易将对方“难倒”，于是他很轻易地当上了妇女界“战时保婴会”的委员，“挟着皮包去坐这么五分钟”，发表一两点意见就跨上包车，而他的“钢丝在闪着亮”的包车，总是“像闪电一样地快”。
就是这样，《华威先生》巧妙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一些人对抗战事业的“包而不办”，他们借口“一个领导中心”，其实却是企图对群众抗日活动进行监视和压制。把国民党政府一些人在抗战初期实行的这种消极政策，通过一个人物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出来，而且表现得这样出色、这样有特点，这是“华威先生”的典型性之所在，也是这个短篇在当时能引起轰动，在后来又能长久保持住它的艺术魅力的主要原因。
作者塑造“华威先生”的手段，一言以蔽之，就是让他自己表演自己。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到——
道具是固定的：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永远挟着他的公文皮包。并且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他的结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时候就叫这根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
神态是变化的：在难民救济会，“华威先生的态度很庄严”，眼睛“只看着天花板”，连对人打招呼也只“瞧着天花板点点头”，而在文化界抗敌总会，却“脸上堆上了笑容”，并且因为开会迟到对着微笑的主席“伸了伸舌头，好像闯了祸怕挨骂似的”;但是，对到他家里报告工作的青年，稍不顺心，他又破口大骂;如此等等。
语言是冠冕堂皇的：凡在公开场合，他总是道貌岸然地做千篇一律的讲演，什么“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啦，“大家都要做抗战工作”啦，“文化人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啦……这些讲演，夸夸其谈，不着边际，除了表示他会“训政”并要包揽一切之外，再没有什么其他实际内容。
总之，作者全让华威先生自我表演。这样做的结果是，不着一字褒贬，而情伪毕露。
鲁迅先生在1933年2月1日致张天翼的信中，曾这样说：“你的作品有时失之油滑，是发表《小彼得》那时说的，现在并没有说;据我看，是切实起来了。”这篇《华威先生》，应是作者在艺术上达到成熟阶段的更为切实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