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讲过刘庚生的罪名,就想到开口和动笔,在现在的中国,实在也很难的,要稳当,还是不响的好。要不然,就常不免反弄到自己的头上来。(本文可看做作者前一篇文章《保留》的续文,首先根据刘庚生的罪名联想而提出自己的第一个观点,后文举例说明。)
举几个例在这里──
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然而到得今年,有几个人就用“阿Q”来称他自己了,这就是现世的恶报。(此段为“反弄到自己的头上来”的第一个例子,《阿Q正传》的本意是讽刺“阿Q”这类人,没想若干年后成了某些人自我标榜的招牌。)
八九年前,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①,说反对者是拿了卢布的,所以在学界捣乱。然而过了四五年,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②,靠俄款③享福,听到停付,就要力争了。这虽然是现世的善报,但也总是弄到自己的头上来。(此段为“反弄到自己的头上来”的第二个例子,“正人君子”们攻击论敌往往污蔑其“拿了卢布”,没想若干年后这些“正人君子”们却堂而皇之的享受着“俄款”津贴。所谓“拿了卢布”就是暗示其人为俄国派来的奸细的意思,具体可见作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
(以上为文章第一部分,由刘庚生的罪名联想到文人只要一“开口和动笔”往往会“反弄到自己的头上来”,并举例证明。)
不过用笔的人,即使小心,也总不免略欠周到的(这是作者从前文的观点进一步延伸,提出的第二个观点,后文举例说明)。最近的例,则如各报章上,“敌”呀,“逆”呀,“伪”呀,“傀儡国”呀,用得沸反盈天。不这样写,实在也不足以表示其爱国,且将为读者所不满。谁料得到“某机关通知④:御侮要重实际,逆敌一类过度刺激字面,无裨实际,后宜屏用”,而且黄委员长⑤抵平,发表政见,竟说是“中国和战皆处被动,办法难言,国难不止一端,亟谋最后挽救”(并见十八日《大晚报》北平电)的呢?(以上举例说明“用笔的人,即使小心,也总不免略欠周到”,比如为了爱国而称日本为“敌”、“逆”,没想遭到“当局”批评,认为其为“过度刺激字面”)……
幸而还好,报上果然只看见“日机威胁北平”之类的题目,没有“过度刺激字面”了,只是“汉奸”的字样却还有。日既非敌,汉何云奸,这似乎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漏洞。好在汉人是不怕“过度刺激字面”的,就是砍下头来,挂在街头,给中外士女欣赏,也从来不会有人来说一句话。(此段叙述“过度刺激字面”的“敌”、“逆”等字眼虽然绝迹,然还存在“汉奸”的字样,所以作者讽刺说,既然日本都已经不能被称为“敌”、“逆”了,也就是连“敌人”都不“存在”了,“汉奸”也就无从谈起了,所以为“一个大漏洞”。既然是“漏洞”就有可能像刘庚生一般被被“砍下头来,挂在街头”。)
(以上为文章第二部分,由前文第一层意思进一步说明文人无论多小心,也不能周全,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触犯“当局”的忌讳而获罪。)
这些处所,我们是知道说话之难的。(此段是对前文的总结,作者通过刘庚生的经历想到在当时的乱世,作为文人说话是很难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说的话有可能反应到自己身上,也就是第一部分所要表达的意思;二是说话再小心也不能周全,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触怒统治者而获罪,甚至有可能像刘庚生那样被砍头示众。)
从清朝的文字狱⑥以后,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有谁能忘了三百年前的恐怖,只要撮取报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但自然,也不必神经过敏,豫先改称为“上国”或“天机”的。(此段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思想层面剖析导致文人说话难的根源,古代文人说话难其实就是文字狱的结果,而当时国民党政府控制文人的手段在本质上还是文字狱。)
(以上为文章第三部分,总结前文,指出本文主要表达文人说话之难,并从历史和思想层面剖析其根源。)
五月十七日
【注释】
① 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指胡适、陈西滢等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创办的《现代评论》周刊。陈西滢曾在该刊第七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发表《闲话》一则,诬蔑进步人士是“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的人”。“正人君子”,是当时拥护北洋政府的北京《大同晚报》对现代评论派的吹捧,见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该报。
② 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陈西滢曾任北京大学英文学系主任兼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兼教授。胡适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于一九三一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③ 俄款: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一九二四年五月中苏复交,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一九二六年初,《现代评论》曾连续刊载谈论“俄款用途”的文章,为“北京教育界”力争俄款。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以“应付国难”为名,一再停付充作教育费用的庚子赔款,曾引起教育界有关人士的恐慌和抗议。
④ 某机关通知:指黄郛就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后,为讨好日本而发布的特别通知。
⑤ 黄委员长:即黄郛。
⑥ 清朝的文字狱:清代厉行民族压迫政策,曾不断大兴文字狱,企图用严刑峻法来消除汉族人民的反抗和民族思想,著名大狱有康熙年间庄廷桫《明书》狱;雍正年间吕留良、曾静狱;乾隆年间胡中藻《坚磨生诗钞》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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