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他或她还80未满，老人也会像少年一样，再经历一次认同危机。也许已有过中年的认同危机，男性或女性更年期的，但除此而外的成年生活中，他们都认为自己理应如此，无论腾达失意与否。于是，他们又往镜子里瞧自己，问自己：“这位真是我?”——或者，生怕镜子里映出自己的忧伤，肉坠子，刻纹，干脆就要和镜子永别。他们有了全新的面目，被召去扮演一个必须即兴演出的角色。那位长寿的文人纪德在日记中写道：“我年轻的心灵还不时为扮演一个角色，一个70多岁的角色——我就是他呀——而怦然跃动： 病痛和羸弱是提词员，不断地提醒着我的年纪;当我渐渐糊涂，就提醒我在台上该做什么。于是，我就是我毕生钦羡的大明星，又回到自己角色的身上，可以为演好它而自豪啦。”
担任新的角色后，老人们发现，新的邪恶紧接着开始诱惑自己。他们也会得到新的抵偿(并非广为人知)，而且可能的话，还能修积到新的美德——突出者如面对时间的侵凌时，英勇地或固执地拒绝投降;军舰下沉了，船上的旗帜还在迎风飘扬，船长挺立于船桥，人们看了怎么不生敬佩!
老年的邪恶包括贪婪、堆积癖和虚荣，其中虚荣表现在企求孝顺或仅仅是崇拜时的不知魇足。贪婪为三者中最糟糕者。那么多的老人，男女都一样，根本没有机会去花费，也没继承人，不知为什么要如此死死存钱。他们吃最便宜的，穿穿了又穿的衣服，有钱住得起较好的房子，却偏要挤在公寓的单间里。也许，他们拿金钱当权力的一种，在其他权力日渐消蚀的时候，能看着它越积越多，该是一个欣慰吧。多少次了，我们又在报上读到某某老人被发现死于陋室，在那个坐垫芯子里大部分都是银行存折和股票证券。在我们家，这现象被称作“存折综合症”。
堆积癖被称作“兰利·库利尔综合症”。说来话长。兰利·库利尔以前曾是音乐会上的钢琴家，他和70岁的胞弟孤居于第五大街尽头处的棕褐色房子里。这片曾是风骚独领的街坊目前已是哈莱姆区的一部分。胞弟何默曾是海事法庭的律师，现已双目失明，半身瘫痪。兰利为他演奏，还用甜面包和橘子喂他，心想这也许能有利于恢复何默的视力。他从不扔掉每天的报纸，理由是，要是何默有一天看得见东西了，想把它们一天不漏地补读一遍，不就能如愿了?其他的东西他也积存。这样，房子里从地窖到顶上阁楼全被塞满了。厅堂的两边堆满了大捆大捆的报纸，只留下窄窄的过道，其中还安装了对付非法闯入者的捕捉器。
1947年3月21日，有不愿透露姓名者打电话给警察，说库利尔家有尸体。警察冲开了前门，发现门堂已被堵死。于是，他们用梯子对住二楼的窗口。身穿浴衣的何默就躺在窗后的地板上。他是饿死的。兰利不见了。耽搁了好一阵，警察才掘开地窖，又凿开了屋顶，把室内垃圾全铲出屋外。18天后，他们才发现兰利，他的尸体已被老鼠咬得不成样子。他是被其中一个捕鼠器卡住的，那是在何默门外的过道上。到那时，警察已取证，卫生部已清除120吨的垃圾，除报纸外，还包括14架大号钢琴，一辆拆散的T型福特车。
为什么有那么多老年人堆积垃圾，虽没有兰利·库利尔那么多，却仍多得不可思议?他们的桌子堆得高高的，写字台的抽屉里塞得满满地，几年不穿的衣服挂得衣帽架都弯了腰。我觉得这堆积癖部分由于懒散，部分由于那种想把曾经有用的东西，如自己的身体，收管起来的心思。而有些老人们呢，生怕有一天会落成兰利·库利尔那样，就拼命想要整洁。每样工具都放对了地方，虽然再也不会去用它们了;每一张纸片都被按照字母顺序订集起来。最终，这无节制的整洁演变为老年人的又一恶德，尽管性质要轻微一些。
老年人的虚荣是个较易解释，也较易宽宥的弱点。既然瞩前已无多少风光，就渴望那过去的自己，过去的一番风云能得到承认： 力压群芳的魅力、健壮、英勇和学识。那些美人们的日子最不好过了。墙上挂的是20岁时的倩影，为了重振往昔的音容，不惜厚施霜膏、脂粉、染料。心底里真的还年轻着呢。于是，老想自己这么做是为了挖掘出那个货真价实的自己。过去的运动员们腾出了好多的橱架，好陈列银亮的战利品，照老规矩，它们是一年一擦。记得有天晚上作客在曾是老运动员的家里，晚餐时，他去找毛衣穿。“哦，你说那破东西吗，”他老伴竟毫无顾忌，“早被蛀虫咬得不成样子。我扔啦。”这运动员顿时没了好声气，客人们都早早地回了家。
渴望着被承认，谈话中就时时吹那些无伤大雅的牛。瞧，94岁才退休的著名大夫信口胡编开了，他吹嘘说某种病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有位前任法官重复了曾在法庭上说过的得意段落后，轻飘飘地抿嘴笑个不停。耄耋之年的学者信中(总会有这么一封的)抱怨：“快70岁了，我对荣誉渴望之至——奖牌、荣誉学位，等等。可这些东西在目前的学术界却成了讨价还价的俗物。”要么，他会嘟嘟嚷嚷地怪别人：“比尔·恩德渥特有十个荣誉博士学位了，我才三个。他们干吗不把我选进……?”嘴里就报出几个资深的学术机构来。荣誉之求是无害的热情，过了头就会导致妒嫉或性格的变形，就像晚年的罗伯特·弗洛斯特似的。再说，荣誉也花费不了什么。让老人们能享受额外的一份有什么不好?
受人崇拜或称誉，特别是来自年轻人方面的，是那些幸运的老人(其实，他们往往不配)的一份很实在的快乐。“还有比年轻人的热情包围着的老年更富魅力的吗!……”西塞罗在他著名的散文《论老年》中慨叹道，“那细微的、习以为常的温存关切是荣誉的标识——早上的问好，被寻访，事事优先，让人们为你起立，被护送着上下讲台……还有什么身体上的快乐能与影响别人的特权相比的?”话得说回来，许多许多的老年人依然享受着身体上或精神上的快乐。
其中，有些快乐年轻人就享受不到。比如，就那么静静地坐着，像被太阳烘焐的石头上的蛇，恣纵着自己的怠惰，这种美妙是早年所无从领略的。树叶向地上飘落，云儿栖脚在地平线——还跨过了几英寸。老年人到了这样的时刻就会毫无拘束，化入自然的某个部分——那活的部分，血管里依然奔腾着热的血。将来不是为他而存在的。他想，如果他还能想，生活对于年轻人来说，仍是一对一的战斗，而他呢，赢不了什么，也输不了什么啦。倒不是说他超脱于这场战斗，而是他已身处战斗之外，似乎穿起了列支敦士登或安道尔这些中立的小国的制服。他从远处眺望，看到无数的战士们，男男女女，还在前面肉搏着，心里就想不通——这样卖力地战斗，除了一份比别人显得冗长的讣告，还能企盼到什么呢?他可以目睹敲诈和骗取，静听狂乱者的吼叫，重伤者的呻吟，心中没一丝不安;反正再没有人会来伏击他自己了。
太阳下打盹的涅槃是一种，论补偿，老年人还能享受得更多。那些简单又简单的需要也成了快乐的满足。有人问老人院里的老妪，此刻你真正喜欢干的是什么?她的回答只用了一个字：“吃。”这回答也许是她大多数同伴的心声呢。老人院里的三餐，做得再不好，也一定是一天生活的几次高潮。养老者身体上的本质部分在一天某个指定的时刻里得到了恢复。于是，一边独坐静思，或看着电视，一边心里想象着下一餐。他们还可以盼盼睡眠，那可是绝对的乐趣，不像以前，只当作是日子的间断而已。
上面说的是养老院里的人们。很多人奋勇地捍卫自己的独立，其中很多人比我想象的要少些落寞、贫病的折磨。访问和集会是一种快乐，而他们的头脑里还有伴儿呢。人空闲了，头脑里可以忙个不停。就不时在心中飘过一连串的人、映象、词句和耳熟的调儿。有些人在少年时代即已涌起这记忆之流了，现在不过是深刻些罢了;现在和过去融成一体了。时不时地，他们与早在天外的朋友们进行着沉默的对话，这样的攀谈比吐字发音的讲话少受些累——收获却往往更大。要是缺乏了内心资源，独自生活的老人可向酒瓶借求安慰，某种伴侣般的亲情。从邻居们嘁嘁喳喳的私自议论中听得出，波士顿到圣地亚哥的远郊满是偷偷酗酒的鳏寡孤独者。其中有这么一位，等她移居老人院时，洗手间地板上被威士忌酒瓶堆得没有插脚的地方了。“唉，那些空瓶子!”她想解释，“以前的房客就留下来不少。”
不是威士忌，也不是雪莉酒，而是放弃了一切的无所谓，这才是老年人恶的诱惑。那不是对病弱的斯多噶式的逆来顺受，要是的话，倒也是值得称道的。63岁的爱默生第一次承认自己体力不支;当时，他写了一首他最好的诗——《结束》：
该老了：
该收起帆篷了;
——限界之神
让海有了岸
无法通融地向我逼来，
说：“适可而止!
别再抽绽
你野心粗茁的枝杈和根须。
诗心远离： 不必再创造了
把你的活动天地
限制在寓所的范围吧。”
爱默生好端端地活到了79岁。在窄窄的苍穹下他笔耕不辍，直到心力不济，这才同意年轻编辑和合作者替代了他。自暴自弃的人怎么也看不出工作的道理。好多时候，虽有身体上的困难，可出来走走并不是不可能，可你还是见他大白天终日懒在床上。我有位诗人朋友，蛮出色的一个，可也成了这样的投降分子。医生们想尽办法促使他多活动活动，他却来个一步不离房门，和他们顶着牛。另一位朋友一度曾是很得志的艺术家，早几年眼睛开始发花，就这么搁下了画笔。也要怪他的医生不好，他露了口风说我朋友的双眼永无治愈的希望了，弄得他一门心思地死呆在汽车间，摆弄他春风得意的时代里买下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再无旁求。每天的要务就是抹汽车上的灰尘。他是再没本事在路上驾车了，于是就将就着坐进驾驶座上过瘾，每发动引擎，也只是把他的罗尔斯倒出车库，再开进车库，就这么倒20英尺，进20英尺： 这是他每天唯一的消遣。
我哪里有权去责怪那些投降者!自己又没处在他的心理和身体状态。十有八九他们能回敬替他们说话的、令人信服的理由，身体上的，或道德上的。他们不光患了各种各样的疾病，而且，无论哪一方面都在迫使他们懂得，在所处的群体中，自己再也起不了作用了。家里人，邻居们，没人再会向他们讨教问题了;他们说了，也没人真会去听，有事要办，也想不着请他们出力。谁都看得出，情形既然已是如此，能从明显的老年心态中恢复过来的，真是凤毛麟角了。即使情形还没改变，老人们也会看透，认准努力也是徒劳的。他们的遭遇我很同情;可让我妒嫉的男人和女人，是把老年当作一种挑战来接受的。这些人眼中，每一种新的病痛，都是前来进犯的敌人，得使出心智体力全面地战胜它;都是障碍，动用了意志的力量，才能叫它让路。胜利是他们自己战胜了自己，每一次都让他们庆贺，美滋滋地享受它。有时候，他们还迎来了决定性的胜利。雷诺阿即是其中之一。关节炎封残了他的手，可他奇迹般地挥毫不辍。画笔是他请人缚在臂上的。“不一定要用手画的，”他说。戈雅也是另一个不倒翁。他从西班牙宫廷的官方画家职位上退下来时已经70岁了。他准备自己画自己。在那些被誉为“黑色画”的后期作品中，他一任自己的想象(还有他的石版，当时还是新玩艺)驰骋奔突。78岁了，为了逃避西班牙的恐怖统治，他只身离乡背井在波尔多。他聋了，眼睛也不顶用了： 为了工作，他得戴上几副眼镜，一副套在另一副上，然后，再加上一面放大镜。而恰恰是在这个时候，一种全新的风格走进了他的作品。81岁时，他画了一位老人，全身都倚撑在两根拐棍上了，蓬松的白发和胡须挡住了他的脸，还加上了题记： 我还在学。
将要失明的乔瓦尼·巴比尼说：“不要愚昧，我宁要殉道。”写了60年的书了，包括像《耶稣传》这样的传世之作，他又着手两个巨大的写作项目。这时，他患了肌肉萎缩症。先是左腿迈不开步了，然后是手指的锁闭，再也无法提笔了。这两本书虽没有一气呵成，却是以听写的方式，一字一字地向前啃着，这已是奇迹。快到收尾时，连他的声音也听不清了。他得敲击桌子，用不同的声音表示字母表里不同的字母，以凑成一个单词。我们都希望自己不会面临这样悲壮的处境。
“80岁了!”伟大的天主教诗人保罗·克罗蒂尔在日记中写道：“没眼睛了，没耳朵了，没牙齿，没四肢，没有了风!而既然一切都已说出、做到，我就该庆幸，没有了它们，才有我这么其乐融融。”
(陆兴华 译)
【赏析】
在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很容易感受到这位老人敏锐的思维，深邃的思想和对老年百态的洞察。因为，这也是80岁作者一次心灵的内省，一次内心的实况表达。
作为一位已经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作者探讨了老年人最关心的话题，那就是老年生活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怎样的心态度过的问题。文章详细而深入地分析了隐藏在老年人怪癖和伤病背后的，真正困扰老年生活的“恶”——自暴自弃。这也正是作者所最不能原谅的。当然“恶”不是老年生活的全部，更多的老人们达观热忱地对待生命，不向命运屈服的生活方式，才是作者用激情的笔墨所描绘的老年生活的“乐”。柯利希望通过“恶”与“乐”的对比，唤醒所有老年人心中的那份激情，尽情享受老年生活的乐趣，为生命画上完美的句号。整篇文章文笔犀利却充满童心，散发出不可抵挡的生命力和爆发力。
作者将老年人的怪癖归纳为三宗罪，即贪婪、堆积癖和虚荣。没有经历过老年的人，可能永远也无法理解这三种看似极为荒唐的行为： 为什么存钱已经没有用处却吃最便宜的、穿最便宜的、住最简陋的，直到死去才发现在破旧的垫子里面堆积满了银行存折和股票证券;为什么会将永远用不上的东西塞满抽屉，堆满衣柜，将垃圾堆积如山;为什么在谈话中总是重复自己过去的成绩，并无一例外的将它们夸大，导致所有听到的人都认为他是在吹牛。对于这些现象，柯利给出了答案： 也许金钱对于老人们来说是一种权力，当其他权力日益消退时，攒钱成为他们保存权力的唯一手段;而堆积怪癖则是因为老人的懒惰和想将曾经用过的有过感情的东西收集起来;虚荣则更容易解释，老人们渴望目前的自己被承认，就想拼命展示以前的风光无限。
这所谓三宗罪都可以理解，可以接受。不可原谅的是老年人真正的“恶”——放弃一切的无所谓态度。这也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自弃”，这才是老年人“恶”的根源。这种“恶”有种种表现形式： 从酒精中寻求慰藉、大白天躺在床上无所事事、荒废自己的专业。这些都是柯利眼中的投降者，他们已经放弃了自己，而向命运屈服。通过对老年人“恶”的根源的深入挖掘和对“恶”的各种现象的深刻剖析，柯利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无奈与忧伤的老年世界。柯利依然宽容并理解，因为他们已处在体力不支的年纪，并患上了各种各样的疾病。他们所处的群体已不再需要他们，这一切都可以成为老年人“恶”的理由。
让柯利真正佩服的老年生活是：“将老年当作一种挑战”来接受。这不但是他写本文的目的，更是柯利自己身体力行的规则。这位老人直到80岁还在做杂志主编。历史上，还有很多不自弃的老人，如爱默生在63岁时创作出自己最好的诗歌《结束》，直到心力不济才让年轻的编辑代替他;画家雷诺阿请人将画笔缚在他的残臂上作画;画家戈雅退休时已70岁，之后又在“黑色画”中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而这些画都是他戴着几副眼镜完成的，直到81岁他还在自己的画像上写上了“我还在学”以自勉;将要失明甚至失声的乔瓦尼·巴比尼用敲击桌子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两个巨大项目。这些令青壮年看后都会感到惭愧不已的奇迹，都发生在年逾古稀的老人身上。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些不向命运屈服的老年人的拼搏精神。是的，将老年的生活融入所从事的工作和兴趣之中，并为之努力奋斗，是使老年生活过得有趣有意义的一个重要方式。
老年的“恶”与“乐”，折射出的是人生的智慧。把握生命中的每一段时间，尊重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是柯利最想告诉读者的。文章结尾，选择天主教诗人保罗·克罗蒂尔在日记中的一段话与所有人共勉：“80岁了!没眼睛了，没耳朵了，没牙齿，没四肢，没有了风!而既然一切都已说出、做到，我就该庆幸，没有了它们，才有我这么其乐融融。”
(王 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