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loads/thumb/33/1-20061R33320362.jpg)
在佩特拉,我们这个队伍要有一次人员轮换,摄影师高金光、信息传送技师周兵、《北京青年报》记者于大公,以及司机杨玉会、孙建刚,都要从这里直接去安曼机场回国,接替人员昨天已经来到。我妻子也要在今天离开。
又传来消息,伊拉克大概能进去了。这事几个月来一直在与伊拉克驻中国大使馆联系,由于我们无法隐瞒去以色列的行程,怎么也办不通手续。幸好在这里遇到.位旅游公司的老先生,利用他的私人关系走通了伊拉克驻约旦大使馆,只不过我们必须在一切行李物品上撕去希伯来文的标记,签证时只说去过埃及和约旦。
如果能够通过老先生把手续办下来,我们面临的是一段极艰苦的行程,第一天的驾驶距离是一干二百公里,大概要连续不休息地行驶二十个小时,中间没有任何落脚地;巴格达食品严重益乏,除了勉强在旅馆包餐,不要指望在大街上购买到食品。伊拉克之后,伊朗、巴基斯坦的路途更长,巴基斯坦政变后的局势还不明朗,那石弓也区近年来险情重重,行路安全很难保证;印度水灾后传染病流行,从尼泊尔进西藏,有很长一段距离没有像样的路……总之,最麻烦的路程都在以后。
我们正在佩特拉崎岖的山道门讨论着行程,突然一辆吉普车驶来,说由于种种原因,告别的时间提前,要离开的几位现在就去机场。
告别是一件让人脆弱的事情。原来说说笑笑遮盖着,突然提前几个小时,加上告别的地方不是机场或旅馆门口,而是在探访现场,立即感受到一种被活生生拉扯开来的疼痛。妻子一下子泪流满面,连蒙古大汉高金光也泣不成声,引得大家都受不住。
我理解妻子的心情,她实在不放心我走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这充满未知的艰险长途,这几天来一直在一遍遍收拾行李,一次次细细叮嘱。她很想继续陪着我,但发现在这样的路上遇到艰险,妻子的照顾不解决问题,何况国内还有很多事情等着她。
其实她流泪还有更深的原因。这次她从开罗、卢克索、西奈沙漠、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一路过来,一直在与我讨沦着各种文明的兴衰玄机,她心中的文化概念突然变得鸿檬而苍凉,这与她平时的工作形成卜大的反差。她和我一样,本来只想与世无争地做点自己和别人都喜欢的事情,无奈广大观众和读者的偏爱引发了同行间的无数麻烦。我们都想在新世纪来到之时一躲了之或一走了之,但在异邦文明的废墟前,心情变得特别复杂。故国的文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鲜明地呈现在眼前,我们愿意为它奉献,却不知如何挥去烦嚣。
前两天在耶路撒冷接到北京两位朋友的电话,说湖南和广东的盗版集团又盯上了我的这部日记。辗转传来的话与以前差不多:一些资金雄厚的“民间出版渠道”谋求与我合作,如果同意对他们“眼开眼闭”,报刊间的批判文章白可烟消云散;如果不同意,批判文集都准备好了。妻子听到这样的J专活总是半天沉默,她不相信盗版集团真食匕一掌定江山,但环顾四周,文化界很多人对此只是袖手旁观、幸灾乐祸,少数人还助封为虐、落并下石。他们不见得都受盗版集团收买,但在恶性抢劫事件发生时,他们只在趁势嘲笑被抢劫者,从来没有对抢劫者发出过一丝阻止的眼神。她一次次问我,“文革”灾难是不是这样被扩大的?我说是。恶人总是少数,但灾难如此之大,除了特殊的政治背景,还因为这种群体心理助长了恶、扩充了恶。更荒唐的是,文化人在助长和扩充恶的时候,总是寻章摘句、满口道义,连恶人也都误以为自己是“得道多助”了。
但她知道,我会走下去,在不答应他们任何要求、不理会他们任何哄闹、也不惧怕他们任何要挟的情况下走下去。她最知道我宁肯停止写作也不会向他们屈服,宁肯死亡也不会与他们合作。因此她对着我流泪,又怕惹我伤心便戴上了太阳眼镜,然后摇好车窗,低下了头。他们的车子走远了。我们还要用车轮一步步度量辽阔的文明伤心地,然后才能回国。不管回国会遇到什么,那毕竟是我们的祖国。
我正在出神,我们队伍里新来的一位司机在山道口见到了一个中国女子。在这一带见到中国人十分稀罕,总会多看几眼。这位中国女子和她的挪威丈夫在一起,一见到这队印着中国字的吉普,立即走了过来,见到这么些中国人,显得布及激动。我们的司机告诉她,我们将横穿几个文明古国,一路返回中国。她一听,眼圈红了,转身与丈夫耳语一阵,又对我们的司机说:“我们想开着车跟着你们,一起走完以后的路程,有可能吗?”回答说不可能,她便悻悻离去了。
这时,我突然想对已经远去的妻子说,我们还是不要太在意。来自狭隘空间的骚扰,不应该只向狭隘空间清算。我们的遭遇属于转型期的一种奇特生态,需要在更大的时空中开释和舒展。
我们早就约定,二十一世纪要有一种新的活法。但是,不管我们的名字最终失踪于何处,我们心中有关中华文明的宏大感受,却不会遗落。
在佩特拉山日我站了很久,看着远处的烟尘和云天,幻合中默念着一句告别时怎么也不敢说出口的话:妻子,但愿我们还能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