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盖智取生辰纲之后，遭到官军的追捕。在与追捕官军的战斗中，晁盖、公孙胜和阮氏三雄等“五位好汉，引着十数个打鱼的庄家，把这伙官兵都搠死在芦苇荡里。单单只剩得一个何观察，捆做粽子也似，丢在船舱里。” 这不但是《水浒传》中描写水浒英雄第一次与官兵发生正面的激战，而且写明这场激战的性质不只是为了拒捕，更重要的是自觉地以武装反抗“诈害百姓” 的官府。为此，作者特地写阮小二指着被俘的何观察骂道：“你这厮，是济州一个诈害百姓的蠢虫! 我本待把你碎尸万段，却要你回去对那济州府管事的贼驴说：‘俺这石碣村阮氏三雄，东溪村天王晁盖，都不是好撩拨的! ……休道你是一个小小州尹，也莫说蔡太师差干人来要拿我们，便是蔡太师亲自来时，我也搠他三二十个透明的窟窿。’”于是他便割下何观察的两个耳朵，放他回去：“传与你的那个鸟官人，教他休要讨死!”这说明晁盖等已经从智取贪官污吏勒索的十万贯财物，发展到武装反抗上自朝廷蔡太师下至州县官等整个政府的地步。因此晁盖等人上梁山泊入伙，不同于一般的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明显地带着武装起义、分庭抗礼的性质。
林冲为什么要火并王伦呢?直接的原因就是王伦拒绝接纳晁盖等人入伙，如林冲对吴用等人所说的：“小可只恐众豪杰生退去之意。特来早早说知，今日看他如何相待。若这厮语言有理，不似昨日，万事罢论;倘若这厮今朝有半句话参差时，尽在林冲身上。”可见关键是取决于王伦对晁盖等人入伙的态度。
林冲之所以要火并王伦，根本的原因不是林冲要为个人争地位，嫌“位次低微”，而是在于王伦不配做梁山泊的领袖。对此，作者写得很清楚。他生怕读者会产生这种误解，先特地写吴用对林冲说，教头武艺超群，“理合王伦让这第一位头领坐，此天下公论，也不负了柴大官人之书信”。而林冲的回答很干脆：“非在位次低微，且王伦只心术不定，语言不准，难以相聚。”在林冲火并王伦之后，作者又写“吴用就血泊里曳过头把交椅来，便纳林冲坐地，叫道：‘如有不伏者，将王伦为例，今日扶林教头为山寨之主!’林冲大叫道：‘先生差矣!我今日只为众豪杰义气为重上头，火并了这不仁之贼，全无心要谋此位。今日吴兄却让此第一位与林冲坐，岂不惹天下英雄耻笑?若欲相逼，宁死而已!弟存片言，不知众位肯依我么?’”林冲这话说得是多么恳切，态度又是多么坚决，他哪有一点为个人泄怨气、争地位的想法呢?他说：“今日为众豪杰至此相聚，争奈王伦心胸狭隘，嫉贤妒能，推故不纳，因此火并了这厮，非林冲要图此位。”他并不是故作谦虚，而是颇有自知之明，他说：“据着我胸襟胆气，焉敢拒敌官军，剪除君侧元凶首恶?”“小可林冲，只是个粗卤匹夫，不过只会些枪棒而已;无学无才，无智无术。”他不但推举晁盖为山寨之主，而且还推举吴用、公孙胜坐了第二、三把交椅，他本人则仍居第四位。不是为个人“怨毒”，争地位，而是“只为众豪杰义气为重上头”，这便使林冲的思想性格发出了夺目的光彩。
《水浒传》作者不仅从林冲这一面写出了他火并王伦的正义性，而且还从王伦自身写出了他不配做梁山泊领袖的种种表现。早在第11回林冲前去入伙时，作者即写王伦“蓦然寻思道：‘我却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续后宋万来，聚集这许多人马伴当，我又没十分本事，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如今不争添了这个人，他是京师禁军教头，必然好武艺，倘若被他认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不若只是一怪，推却事故，发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后患。”后经林冲恳切要求和朱贵、杜迁的说情，王伦又限他三天之内“下山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做“投名状”方容入伙，加以刁难。这次晁盖等人来入伙，王伦一听晁盖“说出杀了许多官兵捕盗巡检，放了何涛，阮氏三雄如此豪杰，他便颜色有些变了。虽是口中应答动静规模，心里好生不然”。然后便借口“敝山小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许多真龙?”打发晁盖等人另“投大寨歇马”。正如林冲在火并王伦时所说的：“你是一个村野穷儒，亏了杜迁得到这里。柴大官人这等资助你，賙给盘缠，与你相交，举荐我来，尚且许多推却。今日众豪杰特来相聚，又要发付他下山去。这梁山泊便是你的!你这嫉贤妒能的贼，不杀了，要你何用!你也无大量大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这就是说，王伦至少有四点不配做梁山泊领袖。第一，他胸无大志，只是占山为王，打家劫舍，原无聚大义，共同推翻封建腐朽统治的志向;第二，他本人“没十分本事”，其才能甚至在“武艺也是平常”的杜迁、宋万之下;第三，他嫉贤妒能，对于武艺、本事超过他的人就不敢收留，生怕人家“占强”;第四，他从维护个人的地位出发，把梁山泊的事业看成是他个人的事业，直接妨碍了梁山泊起义队伍的发展、壮大。
王伦把梁山泊看成是他个人的事业，拒绝接纳真正的豪杰义士。而林冲火并王伦，则完全是为了聚大义，绝非为个人的怨毒。对于王伦嫉妒他个人，他可以忍气吞声;对于王伦嫉妒晁盖等众豪杰，他绝不能容忍。这一切，对于王伦和林冲这两个人物形象都具有相互对照，彼此烘托的作用。通过这种对照和烘托，便更加显得王伦的卑鄙和渺小，林冲的光明正大和心地高尚。
除了王伦和林冲有对照、烘托的作用，王伦与晁盖也有对照、烘托的作用。作者写林冲说：“今有晁兄，仗义疏财，智勇皆备，方今天下人闻其名，无有不伏。我今日以义气为重，立他为山寨之主。”这不但说明晁盖具备领袖的条件，而且也表明林冲不是出于私心，写得豪杰有泰山一般雄伟之象。“又着人去山前山后唤众多小头目，都来大寨里聚义”。“众人扶晁天王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庆贺“今日山寨，天幸得众豪杰相聚，大义既明，非比往日苟且”。袁无涯刻本《水浒传》于此处的眉批指出：“与众多头领聚义，便一洗王伦狭隘，才结得人心。”金圣叹的夹批也说：“连日读《水浒》，已得19回矣，直至此时，方是开部第一句，看官都要重添眼色。”这种要“重添眼色”，正是在“一洗王伦狭隘”的对照、烘托之下，读者所获得的新的艺术感受。
还必须指出，晁盖与吴用也有对照、烘托的作用。当晁盖等到梁山泊与王伦初次接触，被送到“客馆内安歇”之后，作者写“晁盖心中欢喜，对吴用等人说道：‘我们造下这等迷天大罪，那里去安身?不是这王头领如此错爱，我等皆已失所，此恩不可忘报!’”而吴用则指出：“兄长性直，你道王伦肯收留我们?兄长不看他的心，只观他的颜色动静规模。”又指出：“若是他存心收留我们，只就早上便认定了坐位。……早间见林冲看王伦答应兄长模样，便自有些不平之气，频频把眼瞅这王伦，内心自己踌躇。看这人倒有顾盼之心，只是不得已。小生略放片言，教他本寨自相火并。”晁盖道：“全仗先生妙策。”在这种对照、烘托之下，既更加突出了晁盖对王伦的感恩之情，绝无取而代之的私心，又充分表现了吴用作为军师的杰出作用。
林冲与吴用显然都看到了王伦有拒绝接纳晁盖等人的私心，虽然都有必要时须把王伦这个“嫉贤妒能的贼”火并掉的意图，但作者对他俩的表现手法又迥然有别： 对林冲用的是明写，对吴用则是暗写。写林冲是明火执仗，“把桌子只一脚，踢在一边;抢起身来，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来，掿的火杂杂。”所谓“掿的火杂杂”，即把刀握的火辣辣的。这五个字既是写林冲其人，又是写林冲之刀，写得感情迸发，人刀俱活。这就有直刺王伦，锐不可挡之势。写吴用等人则是暗中配合，表面上“假意扯林冲道：‘头领不可造次!’”实际上他早已吩咐各人身上皆藏了暗器，以他“手来捻须为号”，乘林冲要火并王伦之机，晁盖、刘唐上前拦住王伦，“阮小二便去帮住杜迁，阮小五帮住宋万，阮小七帮住朱贵”，使他们皆“被这几个紧紧帮着，那里敢动”。而林冲之所以发火踢开桌子，要火并王伦，又因吴用摸透林冲的心理：“只恐众豪杰生退去之意”，他便火上加油，以退为进，说：“头领息怒。自是我等来的不是，倒坏了你山寨情分。今日王头领以礼发付我们下山，送与盘缠，又不曾热赶将去，请头领息怒，我等自去罢休。”这是以反言当正言，表面上是赞许“王头领以礼发付我们下山”，实际上是引发林冲雪夜上梁山遭王伦刁难的积愤，促使林冲进一步当众揭露王伦“是笑里藏刀，言清行浊的人”。使王伦恼羞成怒，大骂林冲为“反失上下”。此时吴用又以 “只因我等上山相投，反坏了头领的面皮。只今办了船只，便当告退”相激，终于激起林冲火并王伦。这一明一暗两条线的描写，不仅是大大增强了情节的曲折性和生动性，更重要的还是突出了林冲火并王伦，绝非出于个人私怨，也并非他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完全出于壮大梁山事业的需要，是吴用蓄意用智相激，以及包括晁盖、阮氏三雄等众豪杰在内共同配合的结果。
因此，无论是对照、烘托也好，明写、暗写也好，它们都是为刻画人物性格、深化作品的主题服务的。通过火并王伦，不但使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如林冲的仗义无私，王伦的私心嫉妒，吴用的多谋善断，晁盖的宽宏大量，皆得到了鲜明生动的刻画。而且以晁盖取代王伦的领袖地位，使众人“竭力同心，共聚大义”，这就与占山为王的盗贼寇匪行径进一步划清了界限，为梁山泊起义事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为水浒英雄的反抗斗争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使作品的主题思想由讴歌个人的反抗斗争发展到歌颂集体武装起义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