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第四卷4.2从废墟到废墟》原文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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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自己文化考察的重要一站。其实到甘肃之前，我去过的地方已经很多，但直到那里，我才决定边走边写。
甘肃的省会是兰州，我在那里来来去去也都以兰州为据点。
开始接待我的是甘肃联合大学。这所大学很奇特，本身没多少教师，下狠心向全国请，尽量请各个专业最著名的，每请来一个，全校都听他的课。结果，费用比养着一大批教师便宜得多，而排出来的授课者名单却比任何一所国内名校都强。我的任务是连讲半个月，天天陪着我的是忠厚朴实的范克峻先生，高大黝黑，戴副眼镜，像一位乡间秀才。
按照甘肃联合大学的惯例，把我安排在金城饭店居住。这家饭店当时在兰州算是“涉外饭店”，范克峻先生跨进去脚步都有点怯生生的。我因范先生的脚步，觉得自己不应该住在里边，便通过我们学院在甘肃话剧团工作的几个毕业生，在他们剧团的一个小招待所里住下了。
范克峻先生一看这个小招待所，坚决反对。因为那其实是小剧场后台对面的几间陋房，厕所很远，不供应伙食，隔壁讲话都能听到。但是我很满意它的价钱，租一间，每天九角，还可打折成七角，多住一阵都无妨。
我住下后，经常要离开兰州到甘肃的其他地方去。甘肃大，有些地方还挺远，来去要好几天，范克峻先生就会帮我把招待所的那间小房子暂时退掉，省下几元钱。
那夜从刘家峡、炳灵寺回到兰州，仍然住进那间小房子，发觉周围有点热闹。一看，小剧场那天正在演一台以秦始皇兵马俑为题材的舞剧，这儿是后台出口，整个院子全是黑衣武士，密密麻麻。天上有淡淡的月牙，院子里有一盏昏暗的路灯，后台半开的木门里映出一些斜光，这些黑衣武士都在隐隐约约间摇摆着、穿行着、舞动着，却毫无声响。我知道他们是在候场，但这情景一下子把我带进了时间深处。
“余教授，您终于回来了!”听到这声音我回过头来，看见隔壁房间的门开了，一位我不认识的先生在招呼我，他后面还站着两位先生。经他自我介绍，才知道，他们是陕西省宝鸡市话剧团的，他是导演，特地到兰州来观摩这台舞剧。他们和那台舞剧的导演、编剧、主要演员都听说我住在这里，一直等着我，想让我对演出提出批评，可惜今天是最后一场了。当时，国内戏剧界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都还把我看作是他们的同行。
我对这位先生说：“戏已演了一半，再进去看就没意思了。”他点头，然后与我倚门聊了几句。聊得投机，我就告诉他：“其实我的兴趣已经转移，不大看戏了。”
“转移到哪里?”他问。
“这会把您这位大教授累垮了。”他边说边嘹了一眼我小房间里的简薄铺位。我刚才进门时把沾在鞋边的大量泥沙跺在房里的砖地上了，一眼看去十分肮脏。我的旅行袋很小，也全是泥渍，此刻正软软地瘫在墙角。
“我这一生历尽磨难，不怕苦。”我说。
“考察结果还写书?”他问。
“可能吧。”我含糊地说。
“那我们是看不到了，看到了也看不懂。”他说。
“不会。”我回答得不清不爽。
他看我有点疲倦，让我早点休息，我也就关门进屋了。
门边有一个小窗，可以看到候场的古代武士还在月光下晃动。我看着他们，似被什么吸住，一会儿觉得他们是虚幻的，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是虚幻的。他们让我站得很高，他们又让我变得很小，我当然知道，这不是演员的力量。一样的月光，一样的地点，一样的身高，一样的容貌，不是在前台而是在后台让我认祖，又让我疏离。这是历史的后台，我漂泊旅舍的窗口，却让我躲闪，让我谛听，让我发呆。
2
这些天我已领略了太多的沙漠和废墟，太多的寺庙和洞窟，都是一样，让我躲闪，让我谛听，让我发呆。
我读过很多解释它们的规范文本，但一走到它们眼前就觉得全然不对。写得并不错，但没有把最重要的东西写出来。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好像只能感觉，无法概括。一经概括，感受立即受损，而且往往损及灵魂。
凭我对接受美学的研究，我知道，可靠的出路在于使自己感觉与众多他人建立起一个“反馈流程”。今天的“众多他人”是一个经历巨大灾难后重新苏醒的民族，我的父母之邦。灾难使我们感到巨大的屈辱，灾难结束后的开放使我们获得了对比坐标，更加沉重。
因此，我觉得，应该在考察途中说点什么，与同胞们建立起一个“反馈流程”。
小房间的床头有一张破旧的小桌子，我弯腰从墙角的旅行袋里取出几张稿纸，放在桌上，拿起钢笔，用左手支头想了一会儿，然后在稿纸上面端正地写了四个字：文化苦旅。
历来我的许多兴奋，由笔尖而生。写下这四个字后，好像挖开了一道小渠，一系列构思就源源不断地涌出来了。我在稿纸上勾勾画画，定下一条条写作方针。当我瞌睡上床，已听到鸡鸣。第二天近午醒来一看，几张稿纸上涂画得乱七八糟，最后勾画出来的其实只剩下十六个字，那就是：远祖废墟，当代愁虑;一己笔触，世间话语。
这十六字，两个对子，背后包含的内容不少，多数带有挑战性质，因此记忆深刻。我故意让它们与“文化苦旅”同韵，便于记忆，其实它们后来一直指导着整本书的写作，因此不会忘记。
我需要把两个对子背后的挑战性内容交代一下。
关于“远祖废墟”和“当代愁虑”??
“文革”之后的文化焦点，主要在二十世纪的是非得失间徘徊。
对此我一直抱有歧见。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是非，很难梳理得清。在兵荒马乱之中，虽然也出过一些杰出人物，但文化整体已进入衰败化、应时化、实用化、政治化、极端化、琐碎化的过程。我在撰写学术史论的时候，很少谈论中国的二十世纪，就是这个道理。自从开始投入大规模的实地考察，我更明白了，我们需要复兴的中华文明，应该以伟大的唐代为中枢，前后辐射。甚至再往前推，推到绚丽而混乱的魏晋，推到气魄雄浑的秦汉，推到哲思滔滔的战国。
这不是向古代遁逸，而是对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给予了更高的历史期许。我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决不是回到“文革”之前，也不是回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更不是回到晚清时期，而应该寻找这个民族曾经有过的最高文化坐标。只有这种坐标，才是世界性的坐标。
因此，我应该在这历史转型的关键时刻，带着当代愁虑，寻找古代。
当时我心中想到的典范，是十八世纪德国启蒙运动中写《古代艺术史》的温克尔曼、写《拉奥孔》的莱辛这些人。他们沉醉古希腊，细细摩挲，从中伸发出震动整个欧洲的现代阐释，直接呼唤出了康德、歌德、席勒、黑格尔、贝多芬。在他们之前，德国是如此落后在他们之后，德国文明光耀百世。而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现代而寻找古代。
我必须寻找曾经发生过伟大历史事件的文化现场。先让废墟提醒自己，再由自己提醒更多的同胞：我们的土地上还保留着曾经伟大的证据;直到今天，我们还与这些伟大的证据相邻而居。
不仅是曾经伟大的证据，而且还是失去伟大的证据。
这种感觉，即便是悲怆，也是宏伟的。带着这种感觉徘徊在废墟间，耳目特别敏锐，联想特别丰富，最能确证作为一个从灾难中跳出不久的中国文化人的身份。因此，表面上还是在看废墟，实际上已经在问自己：我是谁?何以生长在这些废墟之间?
我知道，这已经有了写作的契机。
关于“一己笔触”和“世间话语”??
文学写作的基座是个体生命。
没有个体的集体，是一种纸扎的庞大、空洞的合唱、虚假的一致，这是我们在“文革”时期天天忍无可忍的精神磨难，但在“文革”结束这么多年后，还在延续。
我读过国际间很多以个人话语阐释大时间和大空间的杰作，但在我们中国，几十年来培养成的很多“评论家”只会用集体话语来批判个人话语，而他们心目中的集体话语，又不知形成于何时，来自于何方。预计我的文章发表后迟早会遭到他们的批判，那么，我干脆把个人话语呈现得更加透彻，不仅语言风格是个人的，而且连选择标准、观察视角、思考方式、情感走向全然归向于一己仅有。为了让普通读者明白这条写作路途，我还会故意把个人对家乡生活的回忆文章穿插其间。我心中的中国，如同茅舍舟楫的家乡;漫长的文明历史，如同童年无鞋的脚印。一切由我个人体验和吞吐，一切皆是五尺之躯的偶撞、偶遇、偶感、偶思，绝不接受任何异己的指摘。
用个人话语、一己笔触表述大时间和大空间，我已在一系列学术著作中作过尝试，但要用文学的方式做得更加充分，必须通过更大胆的实验。在这方面，支撑我的理论力量是利奥塔德关于“辉煌叙事”(Grandnarratives)的论述。利奥塔德认为，现代使“自我”在文学中更加合法化了，但有两种呈现方法，一种是把自我放置到一个具体模式中获得解释，可称之为“细琐叙事”(Littlenarratives)，另一种就是把自我放置到一系列重大基元性课题中获得意义，那就是辉煌叙事了，自我已成了宏大背景中的一个角色。
宏大中的自我也就是一种世间存在，只有世间才是我最宏大的背景。因此，我的这次写作，必须随着自己的脚步，走出沙龙呢哝、酒吧喧嚣、茶馆清淡，走出一圈圈以各种名义筑造起来的围墙，走向平民天地、寻常巷陌。
我要以超过学古文、学外文、学奥义、学僻论的艰辛，学会
世间话语。
3
范克峻先生听了这个写作方针，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就已经表示全力支持。这位斯文的老汉用浑厚的甘肃口音说：“我就知道，中国的雄魂在古代我就知道，文章的极致是寻常。”我笑了。
“要不要把我家的一个破台灯拿来?”他问。
“桌子小，放了台灯就放不下纸了，有顶上的日光灯就行。”我说。
“要不要稿纸?可惜我们这里的稿纸太薄。”他说。
“稿纸要。薄一点带着轻，寄也方便。”我说。
于是我就开始了。
我无法事先向范先生夸口的是，我要在这间小屋里开始的，是一个足以贯串我后半辈子的系统工程。我的文章表面上会是散落的短篇，否则很难进入寻常巷陌，但这些散落的短篇有一种内在的脉络绾接，因此也可以看作一个长篇的自由章节。
它必须由一个钥匙孔来开启，打开中华文明的一系列重要话题。
只要找到这个钥匙孔，也就找到了足以提挈今后万千话语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正是在甘肃，这个钥匙孔找到了。
是敦煌，是敦煌的莫高窟，是莫高窟里的那个藏经洞。
为什么?因为这个藏经洞藏下了中华文明最辉煌的年月，又被发现于中华民族最悲哀的时刻。它发现于十九世纪最后一个晚春季节，与八国联军发起向中国的攻击几乎同时。焚烧圆明园的烈焰即将腾起，远远地照见沙漠深处的这个洞窟，正悲叹似的泄漏出唐五代和北宋的傲世余光。
千年荣辱集中于一个洞窟，我去时，洞窟早已荡然无物，只成了我的钥匙孔。
那么，嘎、嘎、嘎，《文化苦旅》的入口打开了。
先写藏经洞，再写整个莫高窟，再走开去一点，从阳关写整个唐代。才写三篇，我就感受到了一种把自己介入历史，同时又把自己和历史一起介入地理的痛快。历史纵然沉重，脚下纵然崎岖，但我的步履应该轻快。因为只有轻快，才有广阔;只有广阔，才有浩叹。因此，我既沉重又轻快地离开了甘肃，去寻找别地的废墟和故迹。我觉得应该以一个不大的篇幅，勾画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陂化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当代书生心中的中国文化概念。我所说的书生概念很泛，既不是江南才子、淮阳遗老，又不是燕京名士、川湘怪杰，但又可以包括他们。这一来，就要把圈子绕大。下笔后最大的苦恼，是怎么也摆脱不了学术习气，这几乎成了我的初写散文的首要障碍。例如，我早就明白，好的文学作品是一个充满质感的感觉系统，因此必须避免逻辑结论。但是已经写了那么多年学术论着，脑子养成了逻辑整理的习惯，就像一个资深的清洁工人到别人家里去做客，一进门就不由自主地整理起来，忘了在这里自己并不具备整理的权利。我一写就明白，在散文写作中，逻辑结论就像铁栅栏，把感性世界的无限春色都关在外边了。我既然从学术跳到了文学，就必颧从头来起。不仅要躲避结论，而且特别要寻找不可能得出结论的
人文文难题。开首那篇《道士塔》，写到敦煌藏经洞里的文物被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探险家运走，本有两种相反的结论可供选择：一是斯龃因他们盗窃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应予严厉批斥;二是当时兵荒马乱的中国无法保存这些文物，不如让他们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收藏在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馆里。这两种结论中不管选哪一种，都能写成痛快淋漓的文章，而且我也已经读到过很多。但我的内心却很矛盾，不知运送这些文物的车队应该驶向何方。我设想，如果我早生一百年，会到沙漠里去拦住斯坦因他们的车队，与他们辩论，万一他们辩不过我，又比较讲理，把车队留下了，我该怎么办呢?
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
后大哭一场。
想到这里，我知道，文学出现了。出现在真实的两难间，出现在孤独的无奈里，出现在质感的荒凉中。
于是，这也就成了我打开文学实践之门的钥匙孔。
多年后，我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
我有一个分工，把已经找到了结论的问题交给课堂，
把能够找到结论的问题交给学术，把无法找到结论的问
题交给散文。
无法找到结论还写，这不是太不负责了吗?不，正好相反。世上有一些问题永远找不到结论却永远盘旋于人们心间，牵动着历代人们的感情。祖先找过，我们再找，后代还要继续找下去，这就成了贯通古今的大问题。文学艺术的永恒魅力，也正是出现在这种永恒的感受和寻找中。
学术习气对于文学写作的损害，还有更具体的方面。例如，学术语言追求全面、完整、周密，而文学语言却并不拒绝片面、残缺、偏执。中国古诗中特别动人的句子，总是夸张醒目、痴拗.人的。一旦用全面、完整、周密的笔触一改，立即诗味全无。这个道理，我作为一个欣赏者、研究者和诠释者都懂，但作为一个实际写作者，就必须面临一次次自我释放。
甚至，在一件小事上我还绊了很久。我的散文写作经常涉及各种典故，而很多典故往往存在五六种不同的说法，七八种有趣的考证。按照我的学术习气，多么希望在文章中一一罗列出这些说法和考证，然后说明我为什么要选择某一种，至少，让我在注释中发挥一下也好。但是，散文写作不允许这样做，因为这会使文气受阻。即使躲在注释中发挥，也会成为一种“后门口的炫耀”，令人发笑。
这一些，我都挺过来了。哪怕处处与学术有关，我也必须让它们经过感觉系统的严格过滤，粹炼成纯粹的散文部件。开了这个头，就越写越顺。因此，后来听到有些批评，心中反而沾沾有喜，觉得自己的散文确实把那个“以学术代文学”的奇怪天地搅乱了，而这正是我所乐见的。
我不作任何辩白。没有人为自己的散文作学术辩白的。这就像，我到茶馆去喝茶，有人把茶碱的化学分子式写在墙壁上要与我讨论，我只能端起茶杯轻轻摇头：这是茶馆，我在喝茶。
由于洗去了学术习气，广大读者直接感受到了我诚恳的内心，随之，也认同了我对中华文明的恭敬和忧伤。
4
兰州那家小招待所往北走，有一条东西向的街，西边有一个
邮箱。我从这里把《文化苦旅》的最初几篇稿件，寄给《收获》杂志编辑部的李小林。
以后，走一路，写一路，寄一路。沿途荒昧，看不到《收获》杂志，不知道这些文章发表后有什么反应。
后来《文化苦旅》出版成书，既没有开新闻发布会，也没有开作品研讨会，甚至，报刊上连一行字的消息都没有刊登过，但很快出现了发行奇迹，一版版地重印，没完没了。
我还是在外地考察，对发行情况并不清楚。也没有与出版社签过出版合同，出版社当时支付的是一次I生稿费，大约一共四千元人民币吧，很快就在考察途中花完了。只是有几次，在黑龙江边境的黑河，在新疆边境的喀什，在广西边境的凭祥，都发现了大批《文化苦旅》的读者，我才知道这本书真是卖得很多了。
那些年从中国大陆向外国邮寄印刷品还要受到检查，据报道，九十年代前期国内家长向海外留学子女寄得最多的书籍也是这一本。这让我感动了好几天。
最有趣的是，一位批判者撰文说，警方查检烟花女子，居然从她们的提包中发现了《文化苦旅》。批判者想借此来证明这本书的低级和下流，而我却暗自高兴，并恍然大悟。原来有些文化人是害怕不干净的手来翻动他们的书，才印得那么少的。我恰恰相反，只想躲避那个突然冒出来的“上流社会”，而不拒绝自己的书散落于寻常巷陌、浅楼窄门。
岂止是烟花女子。有一次，上海市提篮桥监狱的监狱长麦林华先生找到我，说很多犯人是我的读者，因狱中无事，读得特别专注。他们多次向监狱管理人员提出要求，希望我到监狱作一个报告，与他们见一个面。对于作报告的邀请，我几乎都会婉拒，但这次却去了。听报告的犯人多达五千，中心会场坐不下，多数就在监房里看闭路电视。我知道，犯人未必是坏人，坏人未必进监狱。因此，报告一开始就真诚地呼喊一声“我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坐在中心会场的很多犯人擦起了眼泪。对我来说，读者就是朋友，不管他在哪里。
真正的高雅群体也没有拒绝《文化苦旅》。
在一个山道间初见诗人余光中先生时他并不知道我是谁，下山后托一个朋友送这本书给他，他当夜就写来一封信说：“只读了三篇，就可以断定，这是第一流的散文。”后来，他又在多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其他重要场合高度评价《文化苦旅》。
白先勇先生读了这本书后，立即动员尔雅出版社的社长隐地先生，赶紧争取这本书的台湾版权。隐地先生本人也是诗人，温良忠厚，嗜书如命，与他的夫人林贵真女士一起，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这本书的出版和阐释事务。当时的台湾出版社对全球华文阅读群落的影响，远远超过大陆出版社，更何况尔雅早已信誉卓著。很快，按照隐地先生自己的说法，这本书在台湾已经“家喻户晓”。
这可能有点夸张，但后来我每次去台湾，从海关、安检，到旅馆、售票处，工作人员看到我的通行证总会像老朋友似的招呼一声：“哦，是您啊!”
有的则不动声色地问一句：“还在苦旅?”
有的则没头没脑地递过来一个建议：“下一本该写台湾了。”
我喜欢台湾的整体文化气氛。在台湾几乎见不到那种只知不断诽谤别人，却不让人知道他自己做过什么学问、写过什么作品、从事什么专业的所谓“文化人”，这让我又惊又喜。那个让我最厌烦的灰色群体到哪里去了呢?台湾的民间文明程度更为可喜，那次在台北看法国的奥赛美术展，提了一个印有展览图像的口袋出
来，不管是搭计程车，还是到医院看病，司机、护士一见那个口袋都会聊几句欧洲现代派艺术，而且都不太外行。
据一本书的书名显示，读我的书也一度成了那里的一种时尚，那本书的书名是《到绿光咖啡屋听巴哈，读余秋雨》。台湾读者接受我，更有另一番意义，因为我所写的一切曾经受过太多非文化的政治阻隔。
但是，后来几次去台湾，却让我有点伤感。文化气氛被越来越强烈的政治对峙所冲淡，很多杰出的文化人不是政治化了，就是找不见了。这就是说，文化还在，却已不成为公众共享的强大结构。其实，政治争逐再响亮也是一时的、局部的，如果没有全民文化素养的制衡，什么坏事都会发生。中国大陆的“文革”之所以能够发生，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因为早已经把很多最基本的文化“革”掉了，还嫌不够，再“革”一次，结果只能社会失控，一片混乱。台湾万不能把自己好不容易在灾难岁月保存下来的最值得珍惜的东西丢弃了。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旅行者的粗浅感想。
《文化苦旅》跨地域的持续畅销给了我一种信心，决定把已经开始的考察和写作的实验继续向前推进，甚至推到边缘状态。
一般说来，一旦拥有了大量读者，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担心，怕任何新的尝试会使老读者不习惯，结果走向了保守和停滞。我的内心正好相反，把拥有读者当作了非前进不可的责任。这就像在一个庞大的集会中我说了一番话全场安静，大家都以期待的眼光看着我，我是顺着刚才受欢迎的语势说下去，还是趁机更换一个更重要的话题?我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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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生在现今，世情纷杂，人事烦忙，要让世界各华人社区里的读书人，特别是海峡两边的读书人，都比较愿意读某个人的书，这种情形不多了。我既然碰巧成了这个人，那么，也就承担了一种话语使命。
中华文化本来就具有比舞龙舞狮、唐装茶餐更厚重的分量，因此很需要有人来讲述。但是，对于那些特别深奥、尖锐的部分，也能进行社会性讲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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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山居笔记》的写作。与《文化苦旅》的随机写作不同，《山居笔记》是对一些重大课题的有意考察。为了一个课题，我会连续去很多地方，也会反复去一个地方。来来去去，风尘仆仆，都是为了某一篇文章。
由于每个课题都很大，考察到一定的时候还要找一个完全不受干扰的地方思考和写作。那个地方，就是香港中文大学。该校英文系有一个学者交流计划，陆润棠先生邀请我，并让我定期讲点课，我就利用了。这所大学在山上，我住在东侧一座叫曙光楼的研究生宿舍楼里，这楼设备比较简单，每个房间里有电话，却没有一张像样的写字台，也没有单独的卫生设备，吃饭更不方便。但安静倒是充分的，这就够了。
更让我满意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
本来，同是研究中国文化，大陆和台湾彼此隔绝，无法成果共享，而香港则比较公平地保存了两方面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欧美各国的汉学研究刊物，香港汇集较齐，至少远远超过内地的各大图书馆。这也正是我以前每次去香港必定把主要时间花在图书馆里的原因。这次在香港中文大学要工作半年，时间比较充裕，读书更加仔细，结果发现更值得我关注的是海外汉学界。
如果说，长年的实地考察是我写作《山居笔记》的第一关键，那么，第二关键就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里的天天研读。这是我在“文革”灾难时期躲在奉化半山苦读《四部备要》、《四部丛刊》、《万有文库》，以及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期在上海十三平方米的小屋里苦读西方经典之后的第三次苦读。
我曾在《山居笔记》的“新版自序”里写到这第三次苦读的情景：
我只担心灾难中的思考因过于愤怒而失之于偏激，便想在考察的阅读中获得更广阔的时空印证。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海外汉学界。那么多高水平的专家学者早早地流落到海外各有原因，他们毕竟避过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有充裕的时间投入研究，而研究的方法又引入国际学术标准，在科学性、宏观性上远超干嘉学派的考据水平。
但在十年前，国内学术界要了解他们的学术成果十分艰难，甚至直到今天，虽然一些专着流传到大陆，仍然不易见到那些以散篇形式发表于专业杂志间的各项具体研究。海外研究成果积累得比较完整的是香港，于是我总是利用前去讲学的机会在那里贪婪补课。记得前不久一位曾经多次撰文批评《山居笔记》“硬伤”的先生直接给我来信，说又发现我的一处论述在国内大学编印的资料上找不到根据，我回信感谢他来信探讨之诚，并说明那项资料早已被海外学术界严密论证，详细资料存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库房，答应下次去时复印一份送给他。说实在的，中国大陆的人文学术界并不缺少刻苦精神，但由于长期受“左倾”意识形态的束缚，又由于政治运动占去了大块时间，更没有正常的学术讨论风气，因此无论在学术观念还是在学术方法上都离科学性、国际性、现代性甚远，实在没有多少可以沾沾自喜的道理。这也就使得余英时、黄仁宇、周策纵、饶宗颐、杜维明、唐德刚、许倬云等等长期身处海外的中国文化研究者，有了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学术格局和大家风范。这是继梁启超、胡适、王国维之后，中国文化研究的又一次国际化跃升。据说直到今天，大陆学术界不少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还是对他们不以为然，真是可惜了。当然在海外的中国文化研究人员中，也有少数人一直固守着当年写学位论文时的琐碎和狭窄，小题大做，玩弄概念，却强撑著名校架势，四处炫耀，这是难免的，智者自会辨识汰洗。但总的来说，几十年来海外汉学界的艰辛探索，从一个方面开辟了我们在新时期继续思考的学术基地。
他们是我的又一批重要师长，尽管我早已不是做学生的年龄。我也有强过他们的地方，那就是，我承受过很多他们没有承受过的苦难，考察过很多他们没有考察过的废墟;还有，我可能比他们中的大多数，更熟悉文学实践和艺术实践，因此也拥有较多的读者。
于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曙光楼，《山居笔记》的写作开始了。这本书乍一看还是由题材各异的十余个散篇组成，其实蕴含着比较完整的两大主题。
第一主题：中国文化与社会灾难;
第二主题：中国文化的精神归宿。
大体来说，全书的上半部分归属第一主题，下半部分归属第二主题。
中国文化从来离不开社会灾难。我借清初和清末的民族主义
激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思维灾难，借东北的流放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生存灾难;借渤海国的兴亡来讨论社会灾难与群体生命的关系，借苏东坡的遭遇来讨论社会灾难与个体人格的关系;借岳麓书院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来救助愚昧的灾难，借山西商人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来救助贫困的灾难。
正因为灾难，文化更具备了寻找精神归宿的迫切者性。我借自己的家乡来讨论狭义的精神家园，借海南岛来讨论广义的精神家园借科举制度来讨论精神家园在官场化、世俗化过程中的变异，借魏晋名士来讨论精神家园在反官场、反世俗方面的固守。
最后，我通过对小人的研究接通了以上两大主题：缺少精神归宿，正是造成各种社会灾难的主因。因此，最大的灾难是小人灾难，最大的废墟是人格废墟。
每篇文章都很长，平均花费四五十个完整的工作日。整整两年，天天精神恍惚，如痴如呆，彻底沉陷在一个个如此重大的话题中。几乎断绝社会交往，连写作过程中的考察也蹑手蹑脚，不事声张。
整个过程，使我对中国大地的很多块面，更加亲密了。就像开启《文化苦旅》的是西北高原，开启《山居笔记》的则是东北平原。我是那样地喜欢北方，北方似乎也比较喜欢我，东北一家餐厅竟以“山居笔记”作为店名。尤其在经历了近十几年的“围猎”灾难后，发现千万支射向我的乱箭中居然没有一支来自西北和东北这两个骑射之地，更是感慨不已。我一次次抬起头来遥望那壮阔而纯净的原野。
有些地方，因我写作《抱愧山西》、《千年庭院》等文章而建立了更加友好的关系，连当地路人见到我都会一次次表示感谢。但这种情况可能有点得罪某些当地文人了，多年来状况不断。例如现在全国各省几乎都已不想再听那些早已讲烂了的陈年谣言，只有一个省还在不断地隆重刊出，这个省，怎么会是我亲爱的山西呢?对于来自山西的一切，我都不会辩驳一句，但还是未免痛心。突然收到一份从山西寄来的报纸，赫然一个标题是《山西不应该对不起余秋雨》，我没读正文就已经泪流满面。
谢谢，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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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艰深的课题，那么庞大冗长的篇幅，那么陌生的史料，我估计《山居笔记》读者面应该缩小为《文化苦旅》的三分之一，或者更少一些，这是我比较乐观的内心预期。谁知，结果比《文化苦旅》更轰动，广大读者都一期期地等待着我从“中国文化与社会灾难”到“中国文化的精神归宿”这两大主题间的一个个具体话题。《收获》逐篇发表后，多种杂志跟着转载，《新华月刊》就转载了一大半。台湾传来消息，“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又授予了这本书，而且在几十位评委投票中名列第一。在马来西亚，我也因这本书而被读者投票选为“最受欢迎的华文作家”。
让我感动的是，九十多岁的巴金老人当时已经卧病在床，不便写作和阅读了，但他坚持要让看护人员在每期《收获》出版时，在床边朗读正在连载的《山居笔记》。每一篇文章都那么长，他一篇也没有漏掉，不管在上海还是在杭州，不管病轻了还是病重了，他总在听，听得很仔细。这是我到华东医院看病时他的一位看护人员陆先生告诉我的。我当时就想，这样一来，我写的字字句句都成
了与这位世纪老人的隆重对话。
我又一次感到，在今天，不管在多深的层面上讲述中华文化，只要诚恳，都会有很多人倾听，不仅海内，而且海外。
这中间，显然已经传递出一种我们一时还无法完全解读的重要信号。
从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开始，越来越多的海外文化机构邀请我去演讲世纪之交的中华文化。经常与我一起演讲的，有杜维明、许倬云、高希均、陈瑞献等先生。白先勇先生更是一再希望我以更完整的规模向当代海内外民众描诉中华文化，因为他已判定中华文化会在二。二。年左右复兴，否则也就失去了复兴的机会。
但是，我惭愧地发现，大家都是因为我对中华文化的实地考察而倾听我，但我显然还不具备充分的发言权。道理很明白，有关中国文化的一切重大话题，都与世界文化有关，但我对世界文化的讲述内容主要还是来自书面，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实地考察。
我，有没有可能在有生之年对这个缺憾有所弥补?
这需要等待。
等待期间，我做了一件事。由于我的文章有不少收入了大陆、台湾、香港的中学和大学的语文课本，各地青少年信任我，给我来信，谈的全是人生困惑。我想对此做点事，《霜冷长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一些人生笔记，有回忆，有评述，有回信，有感想，文体不拘，只是谈心。
我知道自己迟早要远行，远行到何处，远行到何时，都不知道，因此，这些文章，近似告别前的握晤。我甚至无法预计这种海外远行会遇到什么，但我必须去。因此从《霜冷长河》的书名到那些谈友情、谈善良、谈年龄、谈美国学者最后人生告白之类的话题，都带有某种结束的预设。
我还预计，由于我出走以后的文化行为产生了那么大的社会影响，被我离弃的那个天地早已怒目相视，一定会来轮番追杀。他们将如何在名誉上追杀我，还不清楚，因此先写下一篇《关于名誉》搁在书里准备着至于在文章上的追杀，他们自知已经不可能从观念和学理上狙击，多半会利用普通民众对文史知识的陌生来制造一些细节性的事端，证明他们还不没落。这是历史惯例，我应该对年轻人事先交代，因此一连写了《绑匪的纸条》、《文化敏感带》等文章放在书里，作为预警。
该感谢的人都感谢了，该回的信都回了，该交代的一切都交代了，如果今后不能写了，也就这样了。
7
任何愿望，只要诚恳，并作好充分准备，上天就会及时作出安排。这是我一生的经验。那天，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先生在北京的梅地亚宾馆找到了我。
我们是老朋友，好久没见了。这是一个近乎透明的行动者，有情有意的男子汉，风风火火的工作狂。
他说：“二十世纪眼看就要结束了，凤凰卫视准备做一个大动作，组建一个小型的吉普车队，从埃及出发，到中东，一步步向东，在二000年元旦那天进入中国。全球直播，行程几万公里，非常艰苦。你，有可能参加其中一段吗?哪怕一两个点也好。”
我问：“怎么叫参加一段?”
王纪言台长说：“我们当然希望你参加得越多越好，但你学术地位高，社会名声大，出了一点事可担当不起。后来还是新闻界竭力推荐，才决定来试着问问看。车队从埃及出发后就一直坐吉普车了，不坐飞机，但你可以坐飞机到一个点，跟着车队走一段，再坐飞机回来。”
我问：“如果我决定全程参加呢?”
王纪言台长说：“这当然求之不得!放心，如果身体不好了，可以就地住院，我们也可以派医生一路跟随。”
我说：“跟着医生就不像是实地探险了，我肯定不要医生。”
他又说：“如果你真的走全程，有些危险路段还应该坐飞机。”
我说：“我一定与车队在一起，绝不换另外的交通工具。”
他说：“电视每天直播，你每天都要对着镜头说话。我们可以在北京给你配备一个高水平的秘书班子，全由博士组成，每天到了哪里，为你查找哪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地理资料。”
我说：“我不要这样的秘书班子。全靠我的现场感受和平日积累吧，这样，观众听起来也会更亲切。”
他说：“电视文化不能过于严肃，需要有一些人情花絮。能不能让你的妻子马兰也参加一段，如果你在耶路撒冷生病了，住在医院里，她去探望，这在电视里会比较好看。”
我笑了：“估计不会出现探病的情节。但她的文化感觉极好，又对世界历史和地理感兴趣，好多年前在德国巡回演出就走了五十多个城市，让她去一段，不会让大家失望。”
王纪言台长说：“这么一个大演员去，该派一个护士了。”
我说：“也不用。”
我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你刚才说有一些最危险的地段，那就让她不要参加了，但你们不要把这个理由告诉她。”
王纪言台长搓着手，满眼是笑，说：“真没想到你这么爽快就全部答应了，而且，什么额外的条件都不要。”
我说：“纪言兄，此行的意义：在我心中很不一般。这次世纪之交，不是百年跨越，而是千年跨越。千年之前，我们还是宋代，两千年前，则是汉代，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根本不存在，只有几个所谓文明古国。我们要走的这一路，正好是所有文明古国的集中地，一路伟大，一路废墟。我已花了多年时间走遍了中华文明的废墟，现在只有到其他文明的废墟里去认真走一遭，才有对比。”
王纪言台长具有极强的文化感受能力，听了连连点头。但最后还是问：“几万公里啊，一公里一公里地颠簸，你的身体?……”
我说：“身体没问题。考察废墟，更有意思的是连接废墟的路。没有那几万公里的实地颠簸，那还有什么价值?”
“好!”他说，“明天我会让领队郭滢来谈一些细节。”
第二天郭滢带着编导、摄像来了。比较具体地说明了一下路线以及能够预计的困难，还说我的身份是“特邀嘉宾主持”，将与凤凰卫视的许多著名女主播轮流主持。她们因为受到电视栏目的牵掣，只能各走一段，由我贯穿全程。
终于，他问“细节”了。
郭滢问：“请您直言，您参加这一路历险，并担任主持，需要多少报酬?”我说：“不要报酬。”他说：“千万不要客气，还是说个数字吧。”酚我说：“真的不要。我本来自己要考察还没有这个机会呢。”
郭滢又说：“按照惯例，像您这样的著名学者一路上要向观众公开讲述文化，我们还需要支付资料费用。”
我说：“不要。”
“因为要出镜头，也可以支付一些着装费。”
“不要。”我说。
后来他们还是不把我当外人，发给我一些生活津贴，其实说真的，凭个人之力怎能走完这漫漫长途?该我向他们付费才对。
8
我立即从北京打电话与妻子商量。
她知道，说是商量，其实是对一个决定的通报。
我和妻子的很多重要决定，基本上不必互相商量，因为彼此能判断对方的想法。要商量的只是小事情。
但是对于我今天的决定，她破例地说：“让我认真想一想。”
我知道她在哪一点上犹豫了，因此，也静下心来再想一遍。
我向王纪言台长说身体没有问题，其实是有所掩盖。我肝功能不太好，血压一直太高，更麻烦的是经常会有结石发作，一发作起来痛苦莫名、寝食不安，打掉了，又生出来。
另外，这一年我已实足五十四岁。几万公里既没有安全保障也没有医疗保障的荒原历险，真能全部承受下来吗?
我知道妻子此刻在翻阅世界地图。她熟知国际政治，这一点完全不像绝大多数表演艺术家，每次随意交谈时涉及这方面的问题总会让别人大吃一惊。因此，她看地图时会从那些安静的色彩中看出战壕、铁丝网和炸弹。
她来电话了，说：“你是想从别的文明来看中国文明，如果不去，这么多年在国内的考察就没有了结，这我知道。但是我有一个要求，那些最危险的地段，让我在你身边。”
“你的颈椎、腰椎都有伤，每天都在吉普车上颠簸，那些路……”我还没有说完，她说：“我就怕自己顶不住趴下了，影响大家，因此只敢说在最危险的地段陪着你。我也想见识见识那种危险。”
“如果不上镜头就好了。”我说，“天天上镜头，不仅不能生病，连疲倦的神态也不能显出来。这一点，比古代的任何旅行家都辛苦。”
“不上镜头人家就不会要你了，你就算为了文化考察牺牲色相吧。”她说。
一切就这样在电话里说定了。
回到上海，一见妻子，我们就开始了一个艰难的话题：要不要把这次远行的事，告诉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意见是明确告诉爸爸、妈妈。两位老人一生经历过那么多苦难，那么多离散，应该承受得住。
妻子不同意。她说：“人一老，对子女的事情变得分外脆弱。按照爸爸的脾性，我们如果告诉他了，他虽然看不到香港凤凰卫视，却会天天在其他各种电视、广播中搜寻国际新闻，要是耶路撒冷或加沙地带再发生几次爆炸，伊拉克和伊朗再有一点冲突，他和妈妈还怎么过日子?”
她说得对。于是决定，立即去看望他们，只说我要去香港很久，完成香港一家电视台的有关任务。细究起来，也没说错，没有欺父之罪。
爸爸、妈妈见我们回去很高兴。我因为老在外地考察，去看
望他们的次数还不及妻子。他们是越来越显老了，尤其是爸爸，虽然满睑笑容，也是一派衰相。我年年月月都在中华文明的废墟间行走，这次才吃惊地发现，很多属于废墟的线条和形态，已悄悄地爬在我爸爸的脸上。
弟弟们一直告诉我，爸爸、妈妈经常流露出一个愿望，希望能更多地看到我，让我坐在他们身旁。但一见面，他们又总是客气：“你和马兰都那么忙，不要老是来看我们，打一个电话来就可以了。”
马兰去电话比较多，每次接到，两位老人都兴奋极了，你一句我一句争着讲。马兰问他们好不好，他们都连声说好，但妈妈有时会加一句：“就是寂寞。”
但“寂寞”一词，妈妈用家乡方言一说，马兰听了好几遍才弄明白。弄明白之后怅然若失：老人在一座大城市里一次次对着后辈说寂寞，而且用家乡语言!
马兰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我知道这是我的罪过。但这次，我又要离他们远去，而且连去哪儿也不能告诉他们，连什么时候回来，能不能回来，都是问号。
爸爸说：“去香港那么久，要注意身体，你年纪也不小了。”
马兰听了以后站起身来，走到窗口，抬起头，好像在看天。过了一会儿，她擦了一下眼睛回过身来，说：“爸爸妈妈放心，我会陪着他。”
那天晚饭后，妈妈神秘地向马兰招招手。马兰连忙过去，妈妈说，要送给她一件礼物。
打开柜子门，再打开里边的一个抽屉，妈妈拿出一个藕色绸布小包。翻开绸布，是一双很小的红缎的虎头鞋，但也可以说是虎头袜，因为底上软软的，不像是鞋底。
妈妈指了指我，对马兰诡“这是他刚出生穿的鞋，是我在结婚前绣的花，后来由他外婆纳成鞋。”
马兰一下子跳了起来，两手捧起：“这是他的第一双鞋?”她轻轻地翻看了几遍，赞叹道，“绣工真是精细，我们这一代谁也做不出来。”
看了一会儿，她又低头对妈妈说：“妈妈，你当时有没有想到，那双肉团团的小脚，将会走遍全中国?”顿一顿，又拖了一句，“走遍全世界?”
妈妈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