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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读书与革命》原文及赏析

  [中国]鲁迅

  青年应该放责任在自己身上,向前走,把革命的伟力扩大!

  【演讲词】

  现在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不能不说几句话,可是有许多好的话,以前几位先生已经讲完了,我再没有什么话可讲了。

  我想中山大学,并不是今天开学的日子才起始的,三十年前已经有了。中山先生一生致力革命,宣传,运动,失败了又起来,这就是他的讲义。他用这样的讲义教给学生,后来大家发表的成绩,即是现在的中华民国。中山先生给后人的遗嘱上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中山大学就是“努力”的一部分。为要贯彻他的精神,在大学里,就得如那标语所说,“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因为大学是叫青年来读书的。

  本来,青年原应该都是革命的。因为在科学上已经证明:人类是进步的。以前有猿人,或者在五十万年以前吧——这是地质学上的事,我不大清楚,好在我们有地质学专家在这里,问一问便知道,——后来才有了原人。虽然慢得很,但可见人本来是进化的前进的。前进即革命,故青年人原来尤应该是革命的。但后来变做不革命了,这是反乎本性的堕落,倘用了宗教家的话来说,就是:受了魔鬼的诱惑!因此,要回复他的本性,便又另要教育、训练、学习的工作去了。

  中山大学不但要把不革命革命的脾气去掉,还要想法子,引导人回复本性,向前进行到革命的地方。

  说革命是要有经验的,所以要读书。但这可很难说了。念书固可以念得革命,使他有清晰的、二十世纪的新见解。但,也可以念成不革命,念成反革命。因为所念的多属于这一类的东西,尤其是在中国念古书的特别多。

  中山大学在广东革命政府之下,广东是革命青年最好的修养的地方,这不用多说了。至于中山大学同人应共同负的使命,我想,是在中山大学的名目之下,本着同一的目标,引导许多青年往前进,格外努力。

  然而有一层又很困难。这实在是中国青年最吃力的地方了,就是一方要学习,一方又要革命

  有许多早应该做的,古人没有动手做便放下了,于是都压在后人的肩膀上,后人要负担几千年积下来的责任。这重大的事,一时做不成,或者要分几代来做。

  因此,青年们要读书不忘革命,的确是很吃苦,很吃力的了。但,在现在社会状况之下,又不能不这样。

  青年应该放责任在自己身上,向前走,把革命的伟力扩大!

  要改革的地方很多:现在地方上的一切还是旧的,这些都尚没有动手改革,我们看,对于军阀,已有黄埔军官学校同学去攻击他,打倒他了。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

  中山大学的青年,应该以从读书得来的东西为武器,向他们进攻——这是中大青年的责任。

  【鉴赏】

  1927年1月16日,鲁迅离开厦门到广州国立中山大学任教。当时,蒋介石已窃取了北伐军的实权,他一方面还在利用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力量,一方面却一再挑起事端,磨刀霍霍,准备杀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中国社会面临着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新的厄运。即使一向被称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也是危机四伏,革命势力遭到排挤。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对反动势力鼓吹“国粹”、提倡旧道德的险恶用意也是早已看透。反动势力要把中国变成无声的中国,让青年在读死书、读“古书”中沉寂下去,甘愿被奴役、被主宰。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鲁迅先生在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作了“读书与革命”的演讲。

  鲁迅的演讲,一如他的为人,质朴而率直。演讲一开始,鲁迅就指出,他之所以要在台上“说几句话”,是因为“职务上的关系”。这一下子就拉近了他和听讲的学生的距离。他还指出,“许多好的话”已被讲完了,他要讲的,不是一般的“好话”。这是针对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复杂,一种策略的斗争艺术。

  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直面自我,是鲁迅行文、为人的特点,也是鲁迅伟大人格的体现。在目睹一次次血淋淋的现实后,鲁迅正进行着其世界观的一个伟大转折。鲁迅一直认为青年是中国的希望,但在革命阵营的一次次分化中,一些青年为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另一些青年则在白色恐怖下退缩、消沉下去,有些甚至充当了反动派的鹰犬。鲁迅逐渐意识到原先所信奉的“进化论”的缺陷和偏颇,开始怀疑乃至批判“青年必胜于老年”的旧信念,并对“尊个性”而寄希望于少数先驱者进行思想革命的主张进行了反省,认识到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可能暴力比文学更重要,“实地的革命战争更有效”。

  鲁迅的演讲,既体现了一个循循善诱的师长的关怀期望,更体现出肝胆相照的同道者的真诚执著。他冷静的外表下常常充满了压抑不住的激情。有时,为了更直接地表达思想,他的言辞“犀角烛怪”,痛快淋漓。他告诉青年,他原先相信“进化论”,从“进化论”来看,青年必胜于老年,应该都是革命的,但后来变做不革命甚至反革命了,这是“反乎本性的堕落”,是“受了魔鬼的诱惑”。鲁迅就此得出青年需要引导,需要受教育和训练,需要读书。但鲁迅希望青年少读“古书”,这是担心他们离开了社会现实“读死书”,“死读书”,乃至“读书死”。这在他的其他演讲中也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如他在《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中就明确宣示:“我以为今日之中国,这种好事之徒却不妨多。因为社会一切事物,就是要有好事的人,然后才能推陈出新,日渐发达。”鲁迅认为读书在于灵活运用,青年要关心社会世事。他曾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表示:“我现在对于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遇着真有几分为社会的。”

  鲁迅的演讲,振聋发聩地敲响了维系国家前途、民族存亡的警钟。据资料反映,鲁迅在中山大学的演讲,很快惊动了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在惊恐中给鲁迅“挂了号”。而鲁迅对此早有预料,他正准备投身更为激烈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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