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费孝通
【演讲词】
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解放后我就投入有关我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工作。我们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曾经存在过民族压迫，解放后，各族人民一致要求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态，实现民族平等。我们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里要有各民族的代表参加，我们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要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可以使用各自的语言文字，对于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也受到合理的尊重……这些是实现民族平等的根本措施。要落实这些措施，许多具体的民族情况必须要搞清楚。比如，中国究竟有哪些民族，各有多少人?分布在什么地方?——这些基本情况，由于长期的民族压迫，在解放初期我们是不清楚的。通过调查搞清楚这些情况的任务就落到了民族研究者的头上。过去学过社会人类学的人参加到这项工作中去是理所当然的。我在进行这项调查工作时的心情确是和过去不同了。因为这项工作的目的性很明确，我明白这项工作的意义，只要我努力工作就有可能实现我一心愿意它实现的事情。所以我的主观愿望和客观要求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我必须说，对个人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我所参预的研究工作是跟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要求和政府在民族方面的工作的开展相适应的。各少数民族为了要改变他们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落后面貌，发展他们的经济和文化，要求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而这些改革却必须从他们本民族当时的发展阶段出发，由他们本民族人民自愿进行。这里就需要这一种科学研究——如实地分析各民族的社会当时已达到了什么发展阶段，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属于哪一种社会形态，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等等。我们过去在社会人类学里学到的那些有关社会发展的知识在这项研究工作中是很有用处的。当然，我们研究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目的是在帮助各民族发展起来，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比较社会学的知识和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作为我们分析具体社会的工具，这就是说，我们的理论是和实践相结合的。我们并不是为了解而了解，为提出一些理论而去研究，我们是为了实际的目的，为少数民族进行社会改革提供科学的事实根据和符合少数民族利益的意见。所以这可以说是一种应用的人类学。
……
我们这种调查研究也为调查者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对调查后果的责任感。尽管调查者和被调查者新的关系使调查者可以得到更能确切反映客观社会事实的条件，但是人类对自己社会生活的科学认识实在还是处在开始阶段。以人类对自然的知识来和他对社会的知识相比较，其间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在这种水平上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为改造社会的实践服务难免发生力不从心的情况。前辈的人类学家一般不关心他自己的调查对被调查者的影响，因而也不发生对被调查者负责的问题。即使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也只是从个人的道德观点着眼的。至于谁运用他调查的材料来作什么事，这些事对被调查者产生什么后果，似乎已超出了学术界考虑的范围了。我们固然可以理解在那种理论和实践、学术和政治互相脱离的社会制度中，追究科学工作者对其工作所引起的社会影响和责任是不现实的。但是在我们这种社会制度中，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科学要为政治服务，科学工作者对自己工作的社会后果的估价是必要的。这不仅是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人民的利害问题，也是社会研究怎样日臻于科学化的问题。只有不断在实践中检查理论的真实性才能不断推进研究工作的科学化和使研究工作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
但是也必须说明，我们并不是已经在中国建立起了有系统的应用社会人类学，因为在向这个方向迈进的途中，出现过一些干扰和阻碍。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特别是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新中国曾出现了逆流，受到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我们惨痛的经历给了我们许多值得牢记的反面教育。其中一条就是社会调查的目的一旦脱离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用来为那些反动的掌握了一部分权势的人服务时，调查可以蜕化成逼供，用来打击和株连反对他们的人。这种所谓调查实际上是捏造和虚构，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是反科学的，结果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段历史证明了一个真理，就是科学的、对人民有用的社会调查研究必须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说真正的应用人类学必须是为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人类学。这就是我在题目中所说的人民的人类学的涵义。
我是为了纪念我的老师马林诺斯基教授而来到这里和同行们见面的。我们一起在这个时刻回忆了这近半个世纪人类学的发展，不由得我们不对这一位杰出的应用人类学的开路人表示敬爱和感激。他无愧于被推崇为现代人类学的缔造者，在他已经为后辈一致所公认的许多功业里，我个人作为一个曾经体验过半殖民地人民生活的人，特别感激他从科学的实践里确立各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自尊心和对其他民族文化平等相待的基本准则。对当前世界上各族人民来说，这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必要前提。
在我和海外的同行们分别的三四十年里，我从正面的和反面的教育里深刻地体会到当前世界上的各族人民确实需要真正反映客观事实的社会科学知识来为他们实现一个和平、平等、繁荣的社会而服务，以人类社会文化为其研究对象的人类学者就有责任满足广大人民的这种迫切要求，建立起这样一门为人民服务的人类学。这门学科的目的——请允许我瞩望着不应当太遥远的将来——应当是使广大人民对自己的社会具有充分的知识，能按照客观存在的社会规律来安排他们的集体生活，去实现他们不断发展的主观愿望。这门学科目前还只是一部分学者的奋斗目标。我愿意和在座的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竭尽我的余生，向建立这一门人民的人类学而迈步前进。
【鉴赏】
1980年春，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1910—)赴美国丹佛，接受应用人类学会年会授予的马林诺斯基纪念奖。在授奖大会上，费孝通作了题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演讲。全篇演讲主要阐述两大问题，一是应用人类学学派创始人马林诺斯基的贡献及局限;二是社会人类学发展的前景。本文节录的是后一部分。
这篇演讲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结合了费孝通个人在学术上的经历及新中国民族研究的成果，着重阐发了对中国社会人类学变化的三点体会。这就是：(1)决定我们调查研究的问题，在于我们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总的方向。(2)实现民族平等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起来，既是调查者的目的，也是被调查者的要求，因此二者能彼此信任，坦诚相待，共同工作，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就能摆脱了盲目性和被动性，进入了科学性和主动性。(3)调查者对调查后果负有重要责任，“这不仅是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人民的利害问题，也是社会研究怎样日臻于科学化的问题”。为此，他指出：“真正的应用人类学必须是为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人类学”。它的目的“应当是使广大人民对自己的社会具有充分的知识，能按照客观存在的社会规律来安排他们的集体生活，去实现他们不断发展的主观愿望。”
早在1936年，费孝通远赴英伦，师从马林诺斯基教授，一个重要的动因就是力图用学到的社会人类学知识来改造社会，为人民服务。1938年，不忘初衷的费孝通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这就是后来被作为国内外社会人类学经典教材的《江村经济》一书，此书突破了以往社会人类学只是研究“野蛮人”的金科玉律，开创了一条本地人调查研究本地情况，本民族调查研究本民族情况的广阔道路，而且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了一个有高度文明的中国社会。但是，由于历史及社会性质的局限，存在的问题仍然是“理论与实践的脱离”，以至不能达到它应该达到的目的，这就是应用于社会，造福于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从1950年起参加国内的民族工作，曾随同中央访问团在贵州和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和调查，后又参加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社会性质的改变，使费孝通的研究工作跟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要求和政府的民族工作的开展相适应，人类学者以往的苦恼转为“一种难得的幸福”。个人研究与实际相结合的切身感受，新中国民族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使他在1979年受命重建社会学时，对个人学术生涯及社会人类学的曲折和波动，对旧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之处作出了正确的总结和反思，并在本演讲词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这是他提出“人民的人类学”这个概念的重要思想根源。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解决了社会人类学应用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的问题，而且也指明了社会人类学发展的前景。由于论点是在总结新中国民族研究的成果及费孝通个人学术经历的基础上推出的，加之语言亲切自然、态度谦恭有礼，这样，不但使演讲的观点具有了可信度和说服力，而且使整个演讲具有了独特的语体风格和精神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