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牙医生真是贵得吃人。
拔掉一个牙齿照例要取六块钱,取脱后要换上一个,不消说又要格外取钱了。
我还好,算没有一个虫牙,不怕牙医生的价钱就如何高抬,他总抬不到我名下来的。但是我的女人却是受罪了。
她一口几乎都是虫牙,等到身上有孕的时候,更千灵万验地大概有虫牙发作。现刻又是她虫牙发作的时候,晚上每每痛得不能就枕。要想去就医,但我们那有许多钱去进贡呢?没有法子只好弄点“可克因”①来时时涂抹,作些对症的疗法。
今天清早她的牙齿又痛得不能忍耐,连“可克因”也不能奏效了。没有法子只得教她安睡起来,不消说是只睡在地板上的。
今年是旧历的正月初三了,我生怕有人到我家里来拜年,因为我家里毫没有可以坐人的地方。楼下的客堂里面,祝君的家族还是寄居着的。楼上不消说是不好见人的。
但不幸,其实是意外的荣幸,在午前十点钟的时候,有人在我的后门上敲门了。
我把后门打开的时候,看见来的是T君和G君,他们一看见我便“拜年,拜年”,但我着急了。到底请他们在甚么地方坐好呢?
当我还在踌躇的时候,T君又对我说:
——“还有客,还有女客。”
我听了这话更骇得手慌足乱了,啊,到底怎么好呢?
果不其然,从前门外又转过来了G君和T君的夫人。
G君的夫人是去年才从美国回来的,我只看见她一身的狐皮,没有看见她的面孔。她到我家里来,这回要算是第一次。
T君的夫人是在日本留过学的,她和我的女人也很熟,她一见到我便很关心地问道:
——“你的夫人呢?”
我说:“牙痛,在楼上躺着。”
她听我说了,便要上楼去看她,她把她的高跟鞋一脱,已经登上了两级楼梯了。啊,怎么得了呢? 怎么得了呢?
——“要脱鞋吗?”G夫人问。
——“他们的生活是日本式的。”T夫人反替我说明了。
——“要脱鞋,那我就不能上去。”
啊,谢天谢地! 我心里不消说是感谢T夫人,但我实在更加五万倍地感谢G夫人了!
G夫人一说不上去,大家都停止着了,T夫人又退下了楼梯来。
我到这时候脑筋好像才活起来的一样,我提议说:
——“我们到法国公园去坐好吗? 我家里实在没有坐的地方。”
但是T君和G君都推却了,他们说还有别的地方要去拜年,我们就只好告别了。
啊,我真感谢G夫人,我真感谢她那双高跟鞋! 万一她们果然上了楼,看见了我那和猪狗窝一样的楼房,和叫化子一样的妻子,她们假使要动怜悯,那是伤了我的尊严; 假使不动怜悯,那不是伤了她们的尊严吗?
啊,我真感谢G夫人,我真感谢那双高跟鞋! 是日本的风俗救了我,上楼定要脱鞋。也是西洋的风俗救了我,女人不容易脱鞋。好的,甚么都是好的。两种全不相容的风俗,在这儿却恰好融汇起来解救了我。我这又该感谢甚么人呢?
衣敝緼袍要与衣狐貉者立而不知羞耻的②,决不是寻常的人所能办得到的事。
我自己天理良心地说一句话:
我自己的物质欲望并不比一般人低,而我自己的羞恶之心也并不比一般人不锐敏。
孔二先生哟,孔二先生哟,我到今天才深深知道你要赞美子路的苦心了!
【赏析】 这是一篇典型的“自叙小说”。“自叙小说” 是二十年代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创造社”成员常采用的一种小说形式,这种小说的特点是注重表现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自觉地以作者自己的身边琐事为小说题材,故而又被称之为“身边小说”。
这篇小说虽不乏艺术加工、艺术夸张和艺术虚构的成分,但主要是以作者自己的一段生活经历为基本内容的。当时作者的生活状况正是如此,他以卖文为生,生活非常窘迫,“的确是走到了人生的歧路”。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人在落魄的时候,也就如有甚么伤痛的神经一样,感受性是倍加锐敏的”(《创造十年》)。因此,朋友拜年的区区小事,却触痛了他那因生活落魄而变得过于敏感的神经,于是他把这段小小的经历作为题材写进了小说中,以此抒发自己对于生活的慨叹。
这篇小说最大的特点是真率。作者没有羞于表现自己生活的窘状,而是如实地一一写来;并且在叙述事件经过的同时,也不忌讳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自己的确并不能做到 “衣敝緼袍与狐貉者立而不知羞耻”, 因为“自己的物质欲望并不比一般人低”,其“羞恶之心也并不比一般人不锐敏”。由于作者的真率,增强了作品的实感,读者所感受到的不是那种道貌岸然、纯化得难以接受的“崇高”人生,而是一个真实的、与生活非常贴近的普通人的人生。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可以说是“尽情地把以往披在身上的矜持的甲胄通统剥脱了”(《创造十年》)。这使作品能够产生一种特有的艺术魅力: 一种对读者不加任何掩饰的真诚情感的流露,消除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从而使读者产生由衷的感动。
这篇小说在写作上,似乎并不讲究艺术构思,不大注意剪裁和提炼。作品先由上海的牙医“贵得吃人”写起,接着写自 己的女人患牙病而无钱去看牙医,再由此写到自己的女人因牙痛而至于大年初三卧床不起,这已花去了三分之一的篇幅;随后仅花三分之一的篇幅写主要事件: 朋友拜年时自己的窘况;最后再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发着感慨。整个作品在布局上不太精心,结构显得非常松散,简直就是随意道来。然而,这种 “随意道来”的写作方式正是“身边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作者在这篇小说中的自觉的艺术追求。作者并不重视外在情节线索,甚至故意让事件进展呈“生活流”状态。不过,外在事件尽可以散漫无序,但它们却总是围绕着贯穿作品始终的潜在情绪线索的。作品中无论是叙述自己的女人看不起牙医,还是写朋友拜年时的窘况,或是作者自己所发的感慨,其实都是在围绕着一个统一的情绪来进行的,这个情绪就是作者对于生活现状的诅咒! 因此,这篇作品事实上也还是讲“结构”的,只不过不是通常小说所采用的情节结构的方式,而是采用的情绪结构的方式。
此外,很值得注意的是,这篇作品安置的“矛盾的统一”这个细节:日本的风俗是上楼要脱鞋,西洋风俗是女人不轻易脱鞋,这种看似矛盾的两种风俗却在解“我”出尴尬境地这一点上“统一”起来了。这个极具“幽默”色彩的细节,运用得非常成功,它不仅使平淡的小说叙述的进程中,忽起一个小小的波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我” 的一种无可奈何、哭笑不得、自我解嘲的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