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经济不稳定,大家看来都把买东西“作为有益的投资”。我的妻子也不例外。前几天,她买了一张东方小地毯回家。
“你看这地毯怎么样?”她问。
“美极啦,”我说。“不过有什么用呢?”
“用来铺门厅。我买得挺上算。”
“比现行价格便宜吧?”
“六百美元。”
“你竟然花六百美元买一张不能同时站立两个人的地毯?”
“这是有益的投资嘛。利兹·史帝文斯在三年前花四百美元买了一张这样的地毯,而现在却值三千美元。”
“你三年前花八百美元买那张餐桌时,就对我说过是有益的投资了。”
“是呀。那张餐桌现在值四千美元呢。”
“好,那让我们把它卖掉吧。”
“你疯啦?”她说。
“我们为什么想到要卖餐桌呢?”
“因为我们是作为投资而买的,而且你决不会知道餐桌行情什么时候会变动。”
“那我们拿什么作餐桌呢?”
“我们可以用八百美元另买一张,四年后再卖掉。”
“用八百美元无法买回一张那样的餐桌。”
“要是你从来不打算卖,那怎样算得是有益的投资呢?对这张小地毯,我也可以提出同样的疑问。”
“我们抓住这些东西不放的时间愈长,它们的价值就愈大,等到我们需要钱用的时候再卖吧。”
“不过到那时候大家都破产了,没有人会买地毯啦。”
“地毯店的那个人说,我们什么时候要卖他都会买回去的。”
“每间地毯店的人都是这样说。工艺品商和珠宝商也是这样说。你有没有拿过东西去卖回给说这话的人呢?”
我可以说,我的话对她无所触动。
“我宁愿有一张价值逐年上升的东方毯子,”她反驳说,“而不要一张十年后变得一文不值的粗毛地毯。但我们所有的东西中,差不多每一件的价值都是买来时的五倍。”
“嗨,我们把东西变换现金,提取利润,”我说,“那才是有益的投资者所为。”
“我一点也不喜欢。物价在飞涨,”她说,“我们只有在好东西上投资,才有起码的保障。”
我打了个电话给利兹·史帝文斯的丈夫乔治。
“您有兴趣出一千美元买一张六百美元买来的东方小地毯吗?”我问。
“不,”他答,“我倒愿意以四百美元为代价,把一张三千美元买来的地毯卖给您呢。”
“正如我所料,”我答,然后挂上电话。
我坐在那张用三百块美元买来的,而现价一千二百美元的沙发上,绞着脑汁希望想出个什么别的办法来支付燃料费用单。
(徐永建 译)
选自《外国微型小说选》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7月版
【赏析】 这篇名为《投资》的微型小说,“正面不写写侧面”,描写人们在“经济不稳定”的背景下是怎样买东西的。他们在主观上把买东西“作为有益的投资”,然而结局如何呢?小说以“全景镜头”开端,接着便换为“近景镜头”,具体地展示了“我”与妻子之间在“买地毯”一事上的争执和结局,具体地揭示了这样的“投资”其实是用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小说是用一张东方小地毯作为线索贯串情节和展开人物描写的。
这张东方小地毯“很美”,很小,价格高达六百美元。对此,“我”是反对买的。可是妻子却认为“买得挺上算”。她之所以这样看,并不是因为缺少见识,而是因为她坚信“这是有益的投资”。为了说服“我”,她还搬出了另一人物——利兹·史帝文斯为旁证,说她在三年前也花四百美元买了一张这样的地毯,如今却值三千美元。但是,“我”依然不为妻子的理由所动心,又把争执的中心拉回到自己的家里来,提出卖掉餐桌。因为按照妻子讲的价钱,卖餐桌可以赚三千二百美元.可是妻子还是不同意,其理由是“我们抓住这些东西不放的时间愈长,它们的价值就愈大”。但是事实的发展正好与妻子的愿望相反。最后,当他们想把以六百美元买回的小地毯以一千美元卖给利兹·史帝文斯的丈夫时,不料他们反而愿意以四百美元为代价,把一张花三千美元买回的地毯卖给他们。买东西是有益的投资吗?此时谁也不会相信这样的胡言乱语了。
“我”与妻子在买东西上的争执,反映了对社会现实的不同认识和不同观念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当时社会上经济萧条和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的现实。小说的巧妙之处在于它不是正面攻坚,实打实敲,而是侧面迂回。“客观事物是由互相交错的许多侧面构成;它的某一侧面的描写,就可能引导观赏者联想其他方面(包括主要方面)。”(王朝闻:《新艺术创作记》)此话是十分正确的。“我”的妻子之所以会相信并实行把买东西作为“有益的投资”,完全是社会“经济不稳定”折射在千家万户头上的“阴影”。妻子本想用这一办法来摆脱“阴影”,但“抽刀断水水更流”,结果“阴影”更加顽固地沉重地凝结在他们的头上,并使其陷入连燃料费都没法支付的困境。我们从小说主人公们的“投资”,破产和挣扎这一个“侧面”之中,不是对“经济不稳定”的社会总体认识得更加分明、更加深刻了吗?而且不禁要为那些深受“经济不稳定”之苦的百姓们发出由衷的感叹与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