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优逸事
萧长华
萧先生八十多岁时身体还很好。腿脚利落，腰板不塌。他的长寿之道有三：饮食清淡，经常步行，问心无愧。
萧先生从不坐车。上哪儿去，都是地下走。早年在宫里“当差”，上颐和园去唱戏，也都是走着去，走着回来，从城里到颐和园，少说也有三十里。北京人说：走为百练之祖，是一点不错的。
萧老自奉甚薄。他到天津去演戏，自备伙食。一棵白菜，两刀切四爿，一顿吃四分之一。餐餐如此：窝头，熬白菜。他上女婿家去看女儿，问：“今儿吃什么呀?”——“芝麻酱拌面，炸点花椒油。”“芝麻酱拌面，还浇花椒油呀?!”
萧先生偶尔吃一顿好的：包饺子。他吃饺子还不蘸醋。四十个饺子，装在一个盘子里，浇一点醋，特喽特喽，就给“开”了。
萧先生不是不懂得吃。有人看见，在酒席上，清汤鱼翅上来了，他照样扁着筷子夹了一大块往嘴里送。
懂得吃而不吃，这是真的节俭。
萧先生一辈子挣的钱不少，都为别人花了。他买了几处“义地”，是专为死后没有葬身之所的穷苦的同行预备的。有唱戏的“苦哈哈”，死了老人，办不了事，到萧先生那儿，磕一个头报丧，萧先生问，“你估摸着，大概其得多少钱，才能把事办了哇?”一面就开箱子取钱。
赞曰：
窝头白菜，寡欲步行，
问心无愧，人间寿星。
姜妙香
姜先生真是温柔敦厚到了家了。
他的学生上他家去，他总是站起来，双手当胸捏着扇子，微微躬着身子：“您来啦!”临走时，一定送出大门。
他从不生气。有一回陪梅兰芳唱《奇双会》，他的赵宠。穿好了靴子，总觉得不大得劲。“唔，今儿是怎样搞的，怎么总觉得一脚高一脚低的?我的腿有毛病啦?”伸出脚来看看，两只靴子的厚底一只厚二寸，一只二寸二。他的跟包叫申四。他把申四叫过来：“老四哎，咱们今儿的靴子拿错了吧?”你猜申四说什么?——“你凑合着穿吧!”
姜先生从不争戏。向来梅先生演《奇双会》，都是他的赵宠。偶尔俞振飞也陪梅先生唱，赵宠就是俞的。管事的说：“姜先生，您来个保童。”——“哎好好好。”有时叶盛兰也陪梅先生唱。“姜先生，您来个保童。”——“哎好好好。”
姜先生有一次遇见了劫道的，就是琉璃厂西边北柳巷那儿。那是敌伪的时候。姜先生拿了“戏份儿”回家。那会唱戏都是当天开份儿。戏打住了，管事的就把份儿分好了。姜先生这天赶了两“包”，华乐和长安。冬天，他坐在洋车里，前面挂着棉布帘。“站住!把身上的钱都拿出来!”——他也不知道里面是谁。姜先生不慌不忙地下了车，从左边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从右边又掏出了一沓。“这是我今儿的戏份儿。这是华乐的，这是长安的。都在这儿，一个不少。您点点。”
那位不知点了没有。想来大概是没有。
在上海也遇见过那么一回。“站住，把身浪厢值钿(钱)格物事(东西)才(都)拿出来!”此公把姜先生身上搜刮一空，扬长而去。姜先生在后面喊：
“回来，回来!我这还有一块表哪，您要不要?”
事后，熟人问姜先生：“您真是!他走都走了，您干吗还叫他回来?他把您什么都抄走了，您还问‘我这还有一块表哪，您要不要’。”
姜妙香答道：“他也不容易。”
姜先生有一次似乎是生气了。红卫兵上姜先生家去抄家，抄出一双尖头皮鞋，当场把鞋尖给他剁了。姜先生把这双剁了尖、张着大嘴的鞋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有人来的时候，就指指，摇头。
赞曰：
温柔敦厚，有何不好?
文革英雄，愧对此老。
贯盛吉
在京剧丑角里，贯盛吉的格调是比较高的。他的表演，自成一格，人称“贯派”。他的念白很特别，每一句话都是高起低收，好像一个孩子在被逼着去做他不情愿做的事情时的嘟囔。他是个“冷面小丑”，北京人所谓“绷着脸逗”。他并不存心逗人乐。他的“哏”是淡淡的，不是北京人所谓“胳肢人”，上海人所谓“硬滑稽”。他的笑料，在使人哄然一笑之后，还能想想，还能回味。有人问他：“你怎么这么逗呀?”他说：“我没有逗呀，我说的都是实话。”“说实话”是丑角艺术的不二法门。说实话而使人笑，才是一个真正的丑角。喜剧的灵魂，是生活，是真实。
不但在台上，在生活里，贯盛吉也是那么逗。临死了，还逗。
他死的时候，才四十岁，太可惜了。
他死于心脏病，病了很长时间。
家里人知道他的病不治了，已经为他准备了后事，买了“装裹”——即寿衣。他有一天叫家里人给他穿戴起来。都穿齐全了，说：“给我拿个镜子来。”
他照照镜子：“唔，就这德行呀!”
有一天，他让家里给他请一台和尚，在他的面前给他放一台焰口。他跟朋友说：“活着，听焰口，有谁这么干过没有?——没有。”
有一天，他很不好了，家里忙着，怕他今天过不去。他瓮声瓮气地说：“你们别忙。今儿我不走。今儿外面下雨，我没有伞。”
一个人能够病危的时候还能保持生气盎然的幽默感，能够拿死来“开逗”，真是不容易。
这是一个真正的丑角，一生一世都是丑角。
赞曰：
拿死开逗，滑稽之雄。
虽东方朔，无此优容。
郝寿臣
郝老受聘为北京市戏校校长。就职的那天，对学生讲话。他拿着秘书替他写好的稿子，讲了一气。讲到要知道旧社会的苦，才知道新社会的甜。旧社会的梨园行，不养小，不养老。多少艺人，唱了一辈子戏，临了是倒卧街头，冻饿而死。说到这里，郝校长非常激动，一手高举讲稿，一手指着讲稿，说：
“同学们!他说得真对呀!”
这件事，大家都当笑话传。细想一下，这有什么可笑呢?本来嘛，讲稿是秘书捉刀，这是明摆着的事。自己戳穿，有什么丢人?倒是“他说得真对呀”，才真是本人说出的一句实话。这没有什么可笑。这正是前辈的不可及处：老老实实，不装门面。
许多大干部作大报告，在台上手舞足蹈，口若悬河，其实都应该学学郝老，在适当的时候，用手指指秘书所拟讲稿，说：
“同志们!他说得真对呀!”
赞曰：
人为立言，己不居功。
老老实实，古道可风。
谭富英有时很“逗”，有意见不说，却用行动表示。他嫌谭小培给他的零花钱太少了，走到父亲跟前，摔了个硬抢背。谭小培明白，富英的意思是说：你给我的钱太少，我就摔你的儿子!五爷(谭小培行五，梨园行都称之为五爷)连忙说：“哎呀儿子!有话你说!有话说!别这样!”梨园行都说谭小培是个“有福之人”。谭鑫培活着时，他花老爷子的钱;老爷子死了，儿子富英唱红了，他把富英挣的钱全管起来，每月只给富英有数的零花。富英这一抢背，使他觉得对儿子克扣得太紧，是得给长长份儿。
有一年，在哈尔滨唱。第二天谭富英要唱的是重头戏，心里有负担，早早就上了床，可老睡不着。同去的有裘盛戎。他第二天的戏是一出“歇工戏”。盛戎晚上弄了好些人在屋里吃涮羊肉，猜拳对酒，喊叫喧哗，闹到半夜。谭富英这个烦呀!他站到当院唱了一句倒板：“听谯楼打九更……”“打九更”?大伙一愣，盛戎明白，意思是都这会儿了，你们还这么吵嚷!忙说：“谭团长有意见了，咱们小点儿声，小点儿声!”
有一个演员，练功不使劲，谭富英看了摇头。这个演员说：“我老了，翻不动了!”谭富英说：“对!人生三十古来稀，你是老了!”
谭富英一辈子没少挣钱，但是生活清简。一天就是蜷在沙发里看书，看历史(据说他能把二十四史看下来，恐不可靠)，看困了就打个盹，醒来接茬再看，一天不离开他那张沙发。他爱吃油炸的东西，炸油条、炸油饼、炸卷果，都欢喜(谭富英不说“喜欢”，而说“欢喜”)。爱吃鸡蛋，炒鸡蛋、煎荷包蛋、煮鸡蛋，都行。抗美援朝时，他到过朝鲜，部队首长问他们生活上有什么要求，他说想吃一碗蛋炒饭。那时朝鲜没有鸡蛋，部队派吉普车冒着炮火开到丹东，才弄到几个鸡蛋。为此，有人在“文革”中又提起这事。谭富英跟我小声说：“我哪儿知道几个鸡蛋要冒这样的危险呀!知道，我就不吃了!”谭富英有个“三不主义”：不娶小、不收徒、不做官。他的为人，梨园行都知道。他生性平和恬淡，宠辱不惊，那一阵可变得少言寡语，闷闷不乐，很久很久，都没有缓过来。
谭富英病重住院。他原有心脏病，这回大概还有其他病并发，已经报了“病危”，服药注射，都不见效。谭富英知道给他开的都是进口药，很贵，就对医生说：“这药留给别人用吧!我用不着了!”终于与世长辞，死得很安静。
赞曰：
生老病死，全无所谓。
抱恨终生，无端“劝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