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方孝孺
吴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谓举世莫及。尤善谈兵，谈必推孙吴。遇元季乱，张士诚称王姑苏，与国朝争雄，兵未决，士谒士诚曰：“吾观今天下形势莫便于姑苏，粟帛莫富于姑苏，甲兵莫利于姑苏。然而不霸者，将劣也。今大王之将，皆任贱丈夫。战而不知兵，此鼠斗耳。王果能将吾，中原可得，于胜小敌何有?”士诚以为然，俾为将，听自募兵，戒司粟吏，勿与较赢缩。士尝游钱塘，与无赖懦人交，遂募兵于钱塘，无赖士皆起从之，得官者数十人，月糜粟万计，日相与讲击刺坐作之法，暇则斩牲具酒，燕饮其所募士，实未尝能将兵也。李曹公破钱塘，士及麾下遁去，不敢稍格。搜得，缚至辕门诛之。垂死犹曰：“吾善孙吴法。”
——《逊志斋集》
《吴士》这篇讽刺小品，像投枪，像匕首，像一团熊熊的烈火，既刺中了夸者的要害，也烧掉了好大喜功、缺乏知人之明者的官气。读完了它，吴士之夸夸其谈，如萦耳际;士诚之挚挚求功，如在目前，刻画之妙，可谓入木三分了。
赵括、马谡都是“善谈兵”的，在纸上谈得头头是道，娓娓动听，一旦指挥实战，则茫然不知所措，以致身败名裂，为天下后世所指目，这是军事上的教条主义所导致的悲剧。至于“谈必推孙吴”的吴士，则是无赖，是骗子，只知“斩牲具酒”，呼朋燕饮，于用兵之道，一无所知，而乃大言不惭，“自高其能”，以恶战为“鼠斗”，以强兵为“小敌”，以宿将为“贱丈夫”，吹嘘什么“中原可得”，胜算在握，骗取了张士诚“听自募兵”，“月糜粟万计”而不“较赢缩”的绝对信任，及其闻金鼓之音，见旌旗之色，即辟易远遁，“不敢稍格”，垂死犹曰：“吾善孙吴法”，叫人笑掉了牙，非夸而近乎痴，夸而近乎狂么?
然而张士诚非但闻其夸辞而不疑，见其忲色而不憎，而且居然推之以诚，信之以专，縻之以官，委之以兵，像汉高解衣推食于淮阴一样，其用才之心切，进贤之意决，非雄才大略之主，其孰能如是?然而士诚确实被蒙蔽了，吴士确实误了乃公的大事，其蔽就在于急近功而无远虑，好谀辞而失考察。张士诚一听到“形势莫便于姑苏，粟帛莫富于姑苏，甲兵莫利于姑苏”的话，便踌躇满志，夜郎自大，以为形势之便，粟帛之富，甲兵之利，皆在掌握之中，加上“吴士”这员猛将，便可以指挥若定，得胜有日;而不知所任之将，乃承意迎合之小人，非战胜攻取之大材，与二世之任赵高，哀平之任王莽，异世而同调，宜乎败亡之速，覆巢之惨，无异于二世、哀平也，呜呼，像张士诚这样好大喜功的，史不绝书，而没有引起人们“覆辙之鉴”的原因何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