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谢灵运
古巢居穴处曰岩栖;栋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园;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黄屋实不殊于汾阳。即事也，山居良有异乎市廛。抱疾就闲，顺从性情，敢率所乐，而以作赋。扬子云云：“诗人之赋丽以则。”文体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赋既非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咏于文则可勉而就之，求丽，邈以远矣。览者废张、左之艳辞，寻台、皓之深意，去饰取素，倘值其心耳。意实言表，而书不尽，遗迹索意，托之有赏。
——《谢灵运集》
〔赏析〕谢灵运做山水诗实在是出于偶然的。因为，作为一个山水诗人，最起码的，他本人必须是性喜田园山水的。而贵为公侯的谢灵运，则是将隐居和游山玩水作为在严酷的政治形势下远身避祸的手段。从他的这篇《山居赋序》中可得知这一消息。
文中陈说种种不同的隐逸实际上所追求的目的是相同的：即远身避世以求虚静恬淡。序的结尾，谢氏写道：读者只要不苛求华丽的辞藻，而是探寻其中的隐逸之妙，则可有会于心。本来，隐逸这种性格趣尚与质朴平淡的文字应当是统一的，谢氏此语是否已显现了一种无可奈何而勉强为之的心态?如果说不是，还可上溯前文：谢氏标榜此赋所叙非游猎声色等贵介公子的所作所为，而是叙述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此语不但一下子让人联想起谢氏的身分地位，而且，其中也蕴含着作者仍旧不能忘情于贵族生活的意味。正是这种不能忘情的心态，影响了他的艺术成就。在他的诗文中除了对山水草木的冷静叙述外，实在难以觉察创作主体的情感脉动，也很难见到他投身于山林泽薮所应该具有的回归自然的喜悦。
我们再上溯到前一段：对外物无足挠其心的静者来说，黄屋(指高门大楼、显贵之所在)之居实不异于汾阳之隐逸;就事而言，山居确有异于市朝。这也就是陶渊明所说的“心远地自偏”的道理。这样，在谢灵运心中就产生了一对矛盾：如果说归趋山野是为了更好地澄怀观道，则他在这篇序中又为何一再声明“求丽，邈以远矣”，而要读者“废张、左之艳辞”呢?华丽的辞藻往往是舒适生活的折射物，谢氏既然连“艳辞”仍斤斤于心(“废张、左之艳辞”实则显示出欲废不能的心态)，那么，又怎能忘怀显贵的生活?在谢灵运，这种无可奈何的退隐，似又包含着不能一申政治怀抱的意味。
因此，在谢氏的这篇序文和赋作典则的文字下面，隐藏着他对黑暗政治的厌倦和对时势观望而生的痛苦。这种不得已的心情又促使他在山水中求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