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罗隐
夏之癸，商之辛，虽童子妇人皆知其为理矣，然不知皆当其时则受其弊，居其后则赖其名。
夫能极善恶之名，皆教化之一端也。善者俾人慕之，恶者俾人惧之。慕之者必俟其力有余，惧之者虽寝食不忘之也。癸与辛，所谓死其身以穴过者也，极其名以横恶者也。故千载之后，百王有闻其名者，以缩项掩耳;闻尧舜者，必气跃心跳。慕之名与惧之名显然矣!而慕之者未必能及，惧之者庶几至焉。是故，尧舜以仁圣法天，而桀纣以残暴为助。
——《谗书》
〔注释〕 癸：指夏代国君履癸，即夏桀。辛：指商代君主帝卒，即商纣王。 或曰，“理”字前脱“不”字。
〔赏析〕文章之妙，在观点新颖。本来，重视正面、反面教员的作用，“皆教化之一端”，这观点不算新;新在他重点议论反面教员的特殊功能，不但不可或缺，而且有时能起到正面教育不能替代的作用。作者说得好，“闻尧舜者，必气跃心跳”，就是说正面教育能使人感动，但是，要使感动变为学习的行动，还得“俟其力有余”。“见贤思齐”，往往是止于“思”的;至于起用反面教员，又如何呢?作者认为闻桀纣者“必缩项掩耳”，甚至“寝食不忘”，其刺激之强烈，印象之深刻，比之娓娓劝善的正面宣传更能收到效果，所以他提出一个新鲜的论点：“慕之者未必能及，惧之者庶几至焉。”使人敬仰的未必人人能做到，而使人震怖恐惧的恰恰容易引起人们警戒。这话全无道理么?不!应当承认有几分道理的。
罗隐的文章是给“百王”者的，希望封建统治人物能从桀纣身上受到震动，不要把坏事做绝。文章的题目，有人解释为“挽救”夏商二帝，我想不如理解为求救于夏商二帝为好。因为文章并没有挽救桀纣的意思，倒是以桀纣这一对反面教员的残暴事来规劝后来的“百王”的。
诚然，桀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因残暴荒淫而亡了国，应该说是合适的反面教员。但是，以古为镜，虽可知兴替，以人为镜，虽可明得失，可为什么定要挑选远古那两个昏王呢?难道从桀纣以至罗隐的唐代其间就没有比桀纣更典型、更残暴荒淫的帝王了么?当然不是。只不过以后的史家懂得使用曲笔，懂得“为尊者讳”了，即使写前朝史事，也谨慎小心，千万别被视为“指着和尚骂秃驴”，触犯当今圣上的尊严。一般说来，只要没在你手上亡国，史书上总是美誉多于责难的。唐代的李隆基的荒淫误国比之商纣如何?因为他没有丢掉江山，照样是“风流天子”;如果是开国君王，那就更是一番评价。秦嬴政坑儒坑卒，杀人盈野，至今还是被人颂赞的“千古一帝”呢!他以残暴赢得了江山，即使残暴甚于桀纣也不会比作桀纣的。
桀纣离罗隐的年代太远，离现代更远，史书上写的关于他们几条罪状，如酒池肉林、挖心炮烙等等，也嫌太原始、简略，“桀纣”一词只能作为暴虐的象征看。因此，引此为鉴，还须补充生动具体的反面教材，这只能在近处找。罗隐那个朝代有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他确是时时事事想到桀纣那对暴君的。他曾对侍臣说：“朕又闻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但在处理国务时，他更多地是用隋炀帝杨广亡国的教训来反思、对比。殷鉴不远，可比性强，帮助他兢兢业业，实现了“贞观之治”。他由于利用了杨广这个桀纣的“好助教”而获得了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