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内容
我不得不离乡背井。为什么呢?这个嘛,我可不能开诚布公地告诉你,而只能隐晦地暗示一下。
我是本地的一个乡村医生。家就住在警察所的对面。对警察所里的先生们,我总是低三下四奴颜婢膝,真是比对阎王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我非常清楚,这些保护神会给人们带来各种苦难。
宝石能使首饰更加名贵生辉,首饰能使宝石更加璀璨夺目。我和警察所的关系也是如此——我的职业能给警察所带来好处,而他们的营生也能使我增加收入。
由于这种紧密的联系,自然而然,我和警察所长乔克罗博尔蒂就成了挚友。所长多次对我说: 他亲戚有个无依无靠的女儿,打算嫁给我做妻子,这使我很为难,因为我的前妻留下了一个女儿——绍希。我不愿把她交给后娘。这样,春去秋来,我放过了好多完婚的良辰吉日,见过多少体面的和不体面的新娘花轿从眼前经过。可我,只是随着迎亲的队伍,到别人的婚宴上品尝美味珍馐。然后,叹息地独身回家。
绍希已满十二岁,进十三岁了。我希望尽量多积蓄些钱。只有这样,女儿才能与大户人家的子弟结亲。嫁了女儿,我再着手操办自己的婚事。
正在我筹办这笔要紧钱财的当口,图尔希村的霍里纳特·英宗达尔找上门来,抱着我的脚哭泣哀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他那孀居的女儿,夜里不幸突然死了。他的仇敌给警察所长写了一封匿名信。诬告是堕胎而死的。现在警察打算把他女儿的尸体弄来检查。
霍里纳特不能忍受对刚去世的女儿进行这样恶毒的诽谤和侮辱。由于我是医生,而且还是所长的朋友,所以他来找我,只有我能搭救他。
拉克什米[1]女神的行踪是难以琢磨的。她既可以堂而皇之从正门而入,也可不请自来,从后面而进。我摇了摇头,意味深长地说道:“这种事情可不简单哟!”
随后我就讲了几个瞎编的事例,吓得霍里纳特老汉战战兢兢,像小孩子一样哭得更惨了。
不必赘述,为了安葬女儿,霍里纳特被弄得彻底破产了。
我女儿绍希以同情的语调问我:“爸爸,这个老头怎么跪在你脚下,这样嚎啕大哭呢?”
“去!去!去!”我生气地对女儿说,“这件事与你毫不相干!”
经办这件事后,女儿婚事的款项迎刃而解,结婚的日期都定好了。独生女儿,婚宴当然要准备得非常丰盛。家里没有主妇,女邻居们都主动来帮助我。完全破产的霍里纳特,也怀着感激的心情,为我日夜操劳。
婚礼的前一天,半夜三更,突然发现我女儿绍希得了霍乱。病情发展极快。我尽了最大努力,也无成效。最后,我把药瓶扔到地上,跑到霍里纳特跟前,抱着他的脚,说:“好兄弟,请原谅我,原谅我这罪人!我只有一个女儿,我再也没有亲人了啊!”
“医生先生,你这是干什么?”霍里纳特被弄得莫名其妙,说,“我感激你一辈子,快起来吧!”
我说:“你没有过错,我却使你破产。我所犯的罪孽,使我女儿遭到了报应。”
我对着上苍大声叫喊起来:“我的天啊!我对这位老人犯了罪,我应该受到他的惩罚。天神啊,请救救我的绍希吧!”
说完后,我脱下霍里纳特穿的便鞋,朝自己头上抽打起来,老头连忙从我手里把鞋子夺了下来。
第二天十点钟,绍希全身发黄,离开了人世,永远安息了。
过了一天,警察所长对我说:“喂,别耽搁了,你马上就成亲吧!要不要先派人去打听一下?”
对别人揪心的痛苦,采取这样令人发指的漠不关心的态度,简直使魔鬼也会相形见绌。可是,通过形形色色事件,我早就懂得,对警察所长的这种人道精神,最好还是缄口不言。这一天,所长对我的友情,仿佛成了抽打我的鞭子,使我感到耻辱。
不管心情是多么沉痛,生活却不会停滞。像过去一样,我仍得为食品,为衣着,乃至为烧的柴禾和鞋带,忙碌奔波。
工作之余,当我回到家里独自坐下来时,我的耳边就仿佛缭绕着那怜悯的问话:“爸爸,这个老头怎么跪在你脚下嚎啕大哭呢?”
我用自己的收入,为可怜的霍里纳特盖了一栋茅舍,把自家的奶牛送给了他,还把他典当在高利贷手中的农具家什赎了回来。
我的痛苦和悔恨仍然难以平息。在寂静的黄昏和不眠的夜晚,我总是在想——我那心地善良的闺女,虽然离开了尘世,但是,由于父亲的罪孽,她在阴间都得不到安宁。似乎她在悲伤地问我:“爸爸,你为什么要干这种缺德的事呢?”
我给穷人看病,不再要他们交钱了。看到任何生病的姑娘,总是当成我的绍希在受病痛折磨似的,尽心尽力为她们治疗。
雨季开始了。大水淹没了村庄和稻田,出门就得乘船。大雨滂沱,从早到晚下个不停。
有一天,地主家找我去看病。派来的仆人船夫,急急忙忙,不耐烦地催促我启程。
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出门之前,女儿总是事先撑开我那旧雨伞,看看是不是破了。一再关照我,在这样的风雨天要多多保重。今天,在空无一人的家里,还得自己去找雨伞。这时,不免想起了那张亲切的小脸,我朝锁着的卧室看了一眼,心里想: 对别人痛苦漠不关心的人,上苍是不会赐予他幸福的。我这么想着,走过女儿住过的房间时,心里怦怦直跳。外面传来了地主仆人的叫骂声,我忍住哀思,匆匆出门了。
坐船的时候,我看到警察所前面停了一只舢板。一个农民只是腰里缠着一块布,坐在船上任雨浇淋,我问道:“喂,发生了什么事?”
农民告诉我,昨天晚上,他女儿被蛇咬了一口死了。警察要他从老远的村子里把尸体运来检验,我看到,他把自己仅有的一件上衣,盖在了死去的女儿身上。
地主的仆人不愿再等,把船划走了。
下午一点钟,我出诊回来,那个农民缩成一团,仍坐在船上。警察先生根本就没有来检查,我给他送了点食物,但他没有吃。
我急急忙忙吃了饭又出诊了。傍晚回家后,只见那位农民完全像个幽灵,坐在原地。问他时,已不能答话了,只是呆呆地望着我。此时,对于他来说,这河流、村庄、警察所,乃至这乌云密布,潮湿肮脏的整个世界,都如一场噩梦。经过反复询问,我才知道: 有一次,一位警察来过,问他带钱来了没有,他说他一贫如洗,身边什么也没有,警察说了声“那就像现在这样坐着等吧”就扭头走了。
这样的场面,过去就屡见不鲜,不过熟视无睹罢了。可今天却不同了。无论怎样,我再也克制忍耐不住了。我仿佛听到我女儿绍希那怜悯颤抖的嗓音,在阴沉的天空中回荡。这位失去女儿沉默不语的农民,所受的无以复加的痛苦,仿佛在撞击我的胸膛。
我忽然像旋风一样,冲进了警察所长的家。所长正安闲自在地坐在藤椅上,吞云吐雾地吸着烟。旁边坐着他那刚从家乡来的姨父,他就是那位准备把女儿嫁给我的亲戚。我愤懑地质问所长:“你们到底是人还是魔鬼?”
说完后,我把当天挣来的所有的钱,都掏出来,放在所长面前,说:“你们想要钱花,都拿去吧!死的时候再带进棺材!请求你们现在就放了那个不幸的农民,让他回去安葬女儿!”
我和所长那渗透无数被压迫者眼泪的友谊,在这场风暴中完蛋了。
不久之后,尽管我拜倒在所长脚下,一再颂扬他的好心肠,多次检讨自己的过失,但是,最终仍然不得不离开故土,远走他乡。
(孟历)一三○七年帕德拉月
(1900年8月)
(黄志坤 译)
赏 析
面对他人的痛苦,如果不曾同样经历,便无感于那种悲痛和绝望。这就是人性的微妙。
对于一个父亲而言,痛失爱女,其情可悲可怜。老汉霍里纳特孀居的女儿暴病身亡,却被人指因堕胎而死,这是何等的毁谤和屈辱。女儿的死对他已是沉重的打击,又怎堪爱女死后还要背负莫须有的恶名?这个无助的父亲无奈之下向“我”求助,并为安葬女儿竭尽所有。
但小说的主人公“我”最初却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痛苦,甚至并未对此怀有恻隐之心。即便“我”爱女如斯——因担心爱女不被后妈善待,而迟迟不愿再娶,且因恰有爱女待嫁,便以“帮助”之名,理所当然从霍里纳特老汉那里获得了一笔收入,用作女儿结婚的款项。同样是作为父亲,又同样是为着女儿,“我”的眼里只有自己女儿的喜事,内心泛滥着如此肮脏、不义的暗涌,而对另一个父亲失去女儿的伤痛无动于衷。这已不仅仅是对别人的痛苦袖手旁观的冷漠和麻木,而是更进一步的良知泯灭和人性缺失。
面对单纯而善良的女儿绍希怜悯的问话,“我”竟只有呵斥。是同情已经成为需要斥责的东西,还是“我”要刻意地回避良知的诘问?
但有些痛苦只有亲身体会到了,方知其深其重。报应似乎来得太快。绍希在新婚前夜,不幸染上霍乱。作为一个医生,眼睁睁地看着病魔肆意吞噬着女儿的生命而无能为力,这真是一种无以复加的剥肤之痛!当绍希最终离开人世,“我”再也无法对“我”的罪孽和绍希充满悲伤和怜悯的追问释怀,也彻悟了“对别人的痛苦漠不关心的人,上苍是不会赐予他幸福的”。
人生的遗憾,莫过于对过去的追悔。从此,“我”开始了赎罪的历程,并在无尽的懊悔和对女儿的追思中度日。当同样的场景再次出现,当“我”看到一个被蛇咬死了女儿的父亲,带着女儿的尸体来警察所检验,却因没有钱而停尸大雨中时,“我”对那个父亲的痛楚感同身受,且这种痛楚更真切、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这位农民像个“幽灵”,没有了生命,没有了思想,珍爱和保护女儿已经成了无法实现的幻想,他似乎飘忽于整个现实之外,这个乌云密布、潮湿肮脏的世界是如此地丑恶扭曲、令人压抑。“我”于是再也无法缄默不语、袖手旁观,借着良心与人性的撞击,“我”有了怜悯和保护弱者的举动。但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我”竟无法在本地容身,而不得不远走他乡。
在这篇作品里,泰戈尔把父女的感情和对穷人的同情完美地糅合在一起,挖掘和表现极为深刻,讽刺意味很浓,笔锋直指警察当局欺压百姓、敲诈勒索、横行乡里的罪恶,以及他们对生命的冷漠和对人性的戕害。而现实又令人们世故、冷漠和麻木。“我”就是这其中的代表。“我”深知警察所“阎王”般的罪恶,深知其带给百姓沉重的苦难,但仍视其为“保护神”,屈服于它,并凭借“我”的职业与警察所的营生之间互惠互利的关系,而与之沆瀣一气,成为一个剥削者和压迫者。“我”的女儿突染恶疾而亡,警察所长竟在此时迫不及待地催“我”完婚,令“我”看清了他们的冷漠无情和伪善,他们的眼睛里从未看见“人”字;也看清了原来的自己,自己也曾经熟视无睹于他人的苦难。警察所长此时不再是“我”的“保护神”和依恃,而成为“抽打我的鞭子”和耻辱。可以说,女儿的死,将作品中三个父亲的遭遇联系在了一起,也使“我”实现了人性的反省与回归。“我”对警察所长的痛斥,便意味着“我”与这一官僚机构的决裂,也意味着“我”不再是“魔鬼”的奴才,而变回了真正有血有肉有人性的“人”。但这最终却成为一种“过失”,这种人性的回归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竟成了非常态的举动,因为整个社会似乎只存在着横行霸道的“魔鬼”和受苦受难的“幽灵”,已经没有了“人”的容身之所。作品通过“我”的见闻和经历,揭示了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官僚机构的黑暗与罪恶、人民遭受的不幸和苦难,同时饱含着对人性的深沉呼唤。泰戈尔是“人类爱”的信奉者和宣扬者,他渴望用爱来解除人间的痛苦,虽然这种抽象的爱并不能解决不合理的社会问题,但他对民众的同情与爱却是真挚而深切的。这爱的理想对于处在殖民统治和封建压迫下的印度社会现实来说,对比如此鲜明,极易在人们心灵中唤起善良的感情。
(蔡 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