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论悼红轩中人(一)
红楼人物
文学作品的作者是艺术创作的主体，文学艺术创作的主体与被创作的作品，都是了解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和其规律的直接途径。
对《红楼梦》作者的探讨，这里的趋向是对他作为文学家而从事《红楼梦》创作是活动以及他在创作中形成和战线的文学艺术素质，《红楼梦》的创作是以生活时间为基础的，所形成的文学艺术素质也是以生活实践所形成的非艺术素质为基础的。没有广泛的历史空间，和生活实践基础，没有深刻的历史认识和文学艺术素质。《红楼梦》是不会产生的。《红楼梦》的作者，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家，一个真正的艺术创作着体，拥有大量丰富的基本生活实践素质，以生活和社会生活实践为基础逐步形成的积累的生活实践，宏大而深刻的历史认识。显示社会的丰富体验。只有具备了广泛而又丰富的经历，体验理解，感受了各种经历，才具备作者对《红楼梦》创作的前提。
当然，文学创作不等于经验，但是没有经验便不能够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对《红楼梦》的创作是经验化的。那种《红楼梦》的创作是一种脱离历史、社会、生活经验，纯天赋而成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也是不可能的。
知识素质是作者必备的一种素质，作者除了广泛的生活感受外，还具备了大量的文学知识和文学知识以外的知识。《红楼梦》中对于医学、人物心理、历史、典故、园林建筑、绘画书法、哲学、宗教、风俗、器物陈设鉴赏，甚至一些手工业劳动技能等等都有大量的描写，即说明了这一点。
思想素质是对作者十分重要的一点要求。《红楼梦》的作者，在这一点上的异常突出是他的特点——理念追求，价值取向，目标信念，精神气质-，历史认识，社会反思等等。
伟大的文学创作并取得为的成就的作者，他的思想、政治、道德、精神追求、风范都与历史发展前进是同趋向的，对历史的社会和社会的历史都有着深刻认识的，《红楼梦》就是这一样一部作品，由于它对生活和文学艺术判断总是与历史的趋向一致，因而总是长久而深刻的影响着每一代人。保持着它自身的历史超越性。审美素质是《红楼梦》作者在其创作中，突出展现的又一大特征，作者非凡的审美高度，和审美追求，审美观念、趣味以及自由观，包我形式的审美能力和深沉，强烈的审美情感在《红楼梦》的描写中几乎随便可见，成为一个无法比拟的审美意象的构筑。
在《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中，历史的和社会虽然起着本质和贯穿的作用，然而作者的个性也明显的渗透在了作品当中。这才使《红楼梦》有它自己的特点，具有凹显的独创性，不可重复性。作者的个性是他的全部精神面貌的概括，是他所有素质的概括、综合。而形成的非常稳定的总特征总和。在《红楼梦》中往往表现在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境界追求上。感悟人生，感悟生与死，色与空，好与了，感悟人生的不定，从何而来向何而去。何处是人生，是思想的“故乡”。以至对社会的结论，队历史的评判，无处不闪烁着作者个性的亮点。
而作者本身作为《红楼梦》的创作者，奇创作内在的动力和能量是无意识的，本能的欲望，冲动。作者的本能的欲望总是受到社会道德，以及各种世俗的势力的压制。然而他通过高技巧的文学天才手段，运用了大量的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结合的艺术手法，创造了一个千古绝响的“梦境”。《红楼梦》本身就是作者的无意识欲望，或者说就是作者的“梦”在意识转化中得到的满足。通过压制——转化——升华而实现的审美需要和文学创造的内在机制，这种机制往往在构成作品所要表现的主题，或主题的主要因素。贾宝玉、林黛玉深刻的爱情悲剧命运，和黛玉的美丽青春书简既逝，就是这一内在机制在《红楼梦》当中的呈现。
以上文学对《红楼梦》作者的一些框架式的讨论只能算是在成功的文学作品中，作者的一种普遍的、规律性的行为构成在《红楼梦》作者身上的体现。而真正了解《红楼梦》作者本人。这一个个体《红楼梦》创作中的特点，和他思想演变对《红楼梦》创作的影响则还需要具体的分析作者本人——曹雪芹。
有关曹雪芹在北京西郊十年著书《红楼梦》的是的来龙去脉。“曹学”、“考证学”在很多细节上都做了许多工作。在各方面，各角度也都存在着许多肯定或否定的答案。而通过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一书的一些行为状态的分析以及这些状态在《红楼梦》中或明或暗的显露则也是认识曹雪芹，认识《红楼梦》的一个重要手段。对曹雪芹本人，以及他创作《红楼梦》的前前后后，最大的困难，就是有关他本人的历史材料的缺乏和不确定。
雍政五年(1727年)十二月，随着皇帝给江南总督范时绎的一道谕旨雨皇家乃至王公大臣们交往甚密的百年望族，钟鸣鼎食的江宁织造曹家迎来了一个灾难性的日子，从此曹家一蹶不振。虽说在乾隆皇帝继位初似乎有过所谓“中兴”，小康状态，但都远远不能与先前相比，雍政五年至六年曹家的被抄、败落，无疑是对这个封建大家族致命的打击，这件事的表面原因是谕旨上提到的“骚扰驿站”，其实在这背后的真正的原因，则是那个时代历史舞台上“乱哄哄，你唱罢来我登场。”的局面正在清皇室及王公大臣之间频繁上演的结果。从康熙后期至雍正继位独揽朝纲，接二连三的皇室内讧，王公大臣分党拉派，投靠各皇子，政治风云变幻难测。皇帝、皇子和他们的奴才们相互倾轧，封僵大吏此起彼落。权利斗争剑拔弩张。在这个所谓“盛世”也丝毫没有减弱。被卷进政治斗争危机四伏的旋涡中的曹家，其败落可以说是必然的，这个家族的衰落，正好似大清皇朝走向衰亡的预演。
曹家被抄，曹?#092;获罪，从江宁织造御任。家产，人口赏给继任的隋赫得，隋赫得奉旨在北京蒜市口外拔出十七间半房子，三对家仆给曹寅之遗孀了以度日。曹?#092;则按规律应赔所欠银两四百四十三两二钱。无法还清，于是带上了七十余斤中得刑枷。称之为“枷号催追”直至乾隆元年大赦，长大六年四个月之久得大枷总算卸了下来。
曹雪芹当时只有十岁上下，结束了他童年时代锦衣玉食得生活，随其父曹?#092;北上。到北京后，很难说他是如何在以后的六年多的时间里成长的，人生的这几年，往往是确定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时期。他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对他以后人格塑造的成形，独特个性的确定，对人生，对社会，对世界的看法不会不产生重大的影响。通过曹家的宦海沉浮和生活巨变，对他透视整个历史变化规律和社会发展状态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这就是他后来对所谓什么“中兴”并不感兴趣的原因。
如果做大胆的推测，在这个阶段后的一些时间里，曹雪芹必然经历过儿年的一次真正的爱情生活，使他刻骨铭心的爱情生活，一次痛苦和甜蜜交织的经历，感情与情绪的压制过程。
在曹?#092;枷号催追和解除枷号的以后的几年这一长段时间段中，曹雪芹似乎与曹家的关系并不亲密。当然，这很可能使历史缺乏的原因造成的原因。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侧面去看，这可以理解为曹雪芹的一种态度，对家庭的态度，对社会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一个完整的认识心理意识过程，而并非仅仅是情绪的。它深刻到曹雪芹内心的深层。这是一个痛苦的，矛盾的状态。它完全可能是由幼年曹雪芹遭受的经历，和青年曹雪芹遭遇的生活而形成的。这种态度后来使曹雪芹逐步对封建大一统懂得清王朝，以及更广阔饿历史时间和空间产生更深刻更客观的认识。而对于他自己来说，则逐渐感觉到的使自己的世事潦倒不通和自觉的与“国袈惑肌辈荒芪椤G坑胛圩呛崆档睦硐胱刺踉降乃急纭K酝颊业揭恢帜芄焕斫獾母荨H欢缁嵯允镜难峡幔醋钪掌仁顾荒艿贸觥鞍酌C4蟮卣娓删弧被孟氚愕美硐牍樗蕖?br />这些思考，在青年曹雪芹那里还只是一种思想得萌芽。有些史料表明，在曹雪芹三十岁左右得时候，进入了石翼宗学，这个右翼宗学，是由清室创办得皇家学校。在这个宗学中，任用了不少所谓“大学者”。其实是一些腐儒。从这里可以看到此时曹雪芹还没有完全割断和皇室贵族得一些联系。也许还存在着某些幻想。然而，就是在这个右翼宗学中，曹雪芹的一些表现，却真正体现他人格的形成，个性的张扬。
曹雪芹在右翼宗学的几年中，结交了几个朋友，这几个朋友形成了一个以曹雪芹为中心的小圈子，他们这个小圈子在做什么?这里除了曹雪芹外，几乎都是入学得宗室青年。他们在一起，并非是要做些什么政治性得出格举动。而是被曹雪芹超人的学识，出色的才华，以及他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辩倾倒折服。当时敦敏、敦诚兄弟在宗学中就与曹雪芹厚交。敦诚二十四岁时在喜峰口写下的《寄怀曹芹(霑)》中久由“爱君诗笔由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得句子。当然，他们对曹雪芹的钦佩不仅仅是在诗词歌赋的才华上。对于曹雪芹的对人对人生对世界的种种认识他们更加佩服。
曹雪芹《红楼梦》中借惜春之口说出了“难道状元就没有不通的么”实际上就是曹雪芹的看法，状元进士不但有“不通”的，而且几乎都是“不通”的。宗学教育本身存在着致命的问题。科举考试，只考九本书，而且必须诗朱熹注释过的四书五经。宗学里面，到处弥漫着腐朽的酸气。一个个教书“大儒”们，相互嫉妒不说，就连他们的学识也不过是后儒们的一种言论。他们连被他们尊为“至圣先师”的孔子的先儒理念都搞不清，能弄懂的是每天摆出大学问家的样子。而这个“不孝不忠”、“潦倒不通事务”、“哪管世人诽谤”反对八股，反对科举的曹雪芹却同一群宗学青年，混到一处“高谈雄辩虱手扪”。这怎么不能不令“鸿学大儒”们既汗颜又恼怒呢?
历史总是有些相似。曹雪芹是一个被抄过家的人，用当时的说法，一无学历，无学位，师承关系。二不会沟通名流。三不回行贿。四，讨厌仕途。五，思想水平过人，认识能力超群。六，才华横溢，又喜欢“胡说八道”。七，情操高尚，反对后儒。十足的“女权主义者”。八，从不愿掩饰自己。九，看不起上级，十，傲性十足。有了这“十大罪状”可见曹雪芹在宗学的工作以岌岌可危了。实际上，令中华民族骄傲。世界文学史的颠峰之作《红楼梦》的作者，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为世界文学史树立丰碑的伟大艺术家曹雪芹在右翼宗学中只不过是那些不通的酸儒们的一个“教辅人员”。
这个右翼宗学是怎么回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在、右翼宗学的遗址现在北京的石虎胡同。左、右翼宗学，实际上是在康熙年间有皇帝下谕旨而创办的皇家宗室子弟学校。设有总管，与地方书院比较起来，相当于国力最高学府。清初，皇帝看到了必须以儒家思想引导人众，化民成俗。于是大力推崇儒学，崇儒尚儒，将国子监孔子的神牌，也改成了“大成至圣文宣王”。他们认识到儒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核心。它对社会的稳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后儒思想更是大加推崇。康熙五十一年，他曾谕示大学士说：“~~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撰之书，皆明白准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五百年，学者无敢仳议，朕以为孔孟后惟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臣。”他要求大臣们提出表彰朱熹的意见。决定将原先配享孔庙东庆的朱熹，“尊旨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以表彰至意。大力抬高朱熹。康熙对侍臣们说：“理学之书，立身根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这样推崇朱熹，于是出现了一批理学官僚。
这样形成的官僚，其中自然聚集了一群又一群穷理后儒的教习。而这些人又怎么能容忍一个反对朱程，持才自傲的曹雪芹呢?所以，乾隆十五年，孤独、高傲的曹雪芹离开了右翼宗学，搬到西郊黄叶村著书去了。
但这对曹雪芹的生计，是一个打击，接踵而至的，雪上加霜的打击是曹雪芹与曹家的分道扬镳。
曹雪芹同他的家庭有一次彻底决裂。关于这件事的记载文字奇缺。什么时间，什么原因，只能按情理推测。曹雪芹与家庭决裂的时间应该就是在他离开宗学的时间，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曹雪芹从北京城内迁出。住到西郊去了。这一点较好确定。但是不象他离开宗学的原因，既有记载，又有流传于民间的说法。他与曹家最后决裂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比较难回答了。从曹家的历史来说，曹?#092;自获罪到枷号，除他本人受制和需赔款外，曹家并无更大的制裁。而乾隆继位时，曹家曾一度又得到了一些皇帝的关照。当时曹?#092;免除了枷号催追。朝廷下诏，追封了曹雪芹叔祖之父曹尔正与祖父位资政大臣，曹家一个亲戚还于乾隆元年任了兵部尚书。乾隆二年又住内务府总管大臣兼满洲正蓝旗督统。曹家在这一阶段得到了所谓“沐皇恩”、“延世译”。当然这不能与当年秦淮之畔的风月繁华相比，但足以是一个小康的生活状态了。曹家后来又败落，并不十分清楚。似乎是卷入了乾隆四年弘皙一党的政治阴谋有关。这不能有把握的肯定，但这不等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只对自身的经历作思考而不对其所见所闻的历史、政治事件做思考。将这些历史真实隐喻到书中成为艺术的真实。所以说《红楼梦》本身是一部自叙性的以隐喻为方式的历史小说。但曹家的再次败落可能不能够成为曹雪芹离家的原因。一，这次败落引不起曹雪芹心理上的大的波动。二，其败落已不会是当初那样的大起大落了。三，曹雪芹不会因为这样一个原因而离家。因为单从生计考虑，离家会更加穷困。
曹雪芹在此时离家的主要原因，大概与离开右翼宗学的原因一致。家庭成员们对儒学礼教的愚昧克守，对皇帝朝廷的趋炎谄媚，对世途经济的无耻追求，这一切使得已成年的曹雪芹无法容忍。如果做大胆的推测，年轻的曹雪芹，在这段时间的生活中，他很可能遇上了一位命运相同，才华横溢，美丽绝伦的江南女子。二人成为知己，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爱情。曹雪芹很可能在这位女子身上学到了了很多。他们往往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浪漫的、美好的、纯真的。然而，曹家一系列的宗法制度，以及对复兴的渴求还有必须遵从的社会制度，道德标准，群体规范使他们不得不分开。这种分离的痛苦使哪位性格忧郁，多愁善感的女子最后杜宇滴血，郁郁而终。或者面对丧失了感情的生活，她自觉到这只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于是她自己结束了这种存在的延续。这个打击，对于曹雪芹来说，是万丈深渊，是晴空霹雳。于是他毅然与家庭断缘。无论是家庭的“中兴”，还是家庭的败落此时离开他生活的群体，离开宗学，都意味着他个人的生活走向了最困难的时期。然而，曹雪芹则带着无法言状的对社会、对世事的深刻思考，也带着刻骨铭心的心灵创伤，无限的悲怆，走向了西山。
走进西山的曹雪芹，真正开始了对《红楼梦》的创作。使他这样做的原因，可以说是曹雪芹在人生中的长期的动荡引起的心理结构形成而诱发的。当然这个心理结构是从他的种种行为上呈现出来的。这个心理结构并不稳定，在“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过程中，它仍旧在不断的发展，变化。曹雪芹的心理状态，是《红楼梦》诞生的思想性和文学性的源泉。虽然这种心理结构和心理状态，并非是所谓的理想的健康状态，甚至有许多方面是常人难以理解的痛苦。从种种迹象来看《红楼梦》的创作期间，曹雪芹的情绪，这一他心理活动的基本过程，一直处于一种痛苦，忧郁的状态。的确是“哭成此书”的。也许很多人不愿承，，不愿接受曹雪芹是长期在一种特殊的悲苦的情绪下写作的。而更愿意将他构想成一个风流洒脱的形象，有着魏晋遗风的隐者形象。但是《红楼梦》作为一个真实的存在，它说明了曹雪芹内心的深层。
在创作《红楼梦》的过程中，曹雪芹的心理情绪作为一个基本的动机系统，对他心理活动和创作所引起的激发作用，在写作活动中表现的十分显著。这是一种负载着悲凉的精神支配的感情体验，是带着痛苦的适应性存在过程。当它成为曹雪芹的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们的情感起伏的情绪反应时，(当然在创作中，这种情况必定出现)激情、忘我、审美、移情以及对过去经验的联想都升至了一个至高的位置。当曹雪芹人生经历的情绪，情感的体验，对情感的感知在他心中的积累浮现出来时，鲜明饱含情感的形象们更跃然纸上，而偶然性的认识也不时以灵感的状态出现。情绪产生是以一定的生理，心理活动位基础的，曹雪芹宏大、悲怆、伤感、深刻的认识表现，情绪表现在创作过程中。他自己仿佛也同《红楼梦》中的情节、人物共喜同悲，生死沉浮。“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曹雪芹自己内心的独白。
曹雪芹写《红楼梦》是由他在社会生活中的遭遇、体验、认识产生特定情绪。必须表达，必须倾诉，必须创作是“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真实地道出了创作时的悲凉。
由于曹雪芹的身世，遭遇，他在创作《红楼梦》时，除了他理性方面要将内心深处对社会、对历史的思考写出之外，他的心理情感基本上处于忧郁、焦虑、悲伤的状态下。林黛玉的烦恼，就是他的烦恼，就是抑郁情境。书中出现这种情境，氛围的原因时多方面的。而最重要的是林黛玉的爱情。她由于她的爱情陷入了痛苦之中，书外的曹雪芹也由于这个爱情陷入了痛苦之中。
在整体的这种气氛笼罩下，曹雪芹的内心的渴望也让她生活原型的基础上塑造了不同气质，性格的人物形象。不同的风采在各个人物身上不同的表现。《红楼梦》的一对最好的朋友，林黛玉和史湘云。境遇相似，都为孤儿，寄人篱下，一样的才华。由于性格的不同，它们所产生的情绪反应也完全不同，林黛玉可以断定为一种情感性抑郁。她时刻都会体验到“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史湘云却是“多血质”。“大说大笑”，“醉眠芍药荫”梦中还“泉香洒洌醉扶归”。她几乎没哭过，也没有长时间烦恼过。时时迸发着快乐。黛玉和湘云属于不同人格特质的个体。其心理活动的差别与其人格特质的不同相一致。这里倒从侧面证明，黛玉、湘云不可能没有生活原型。
然而，曹雪芹在西山的生活还是很窘迫。随有旗籍，可以领一份不多的钱粮。然而他一不可耕作，二不许经商，房子坏了也无钱重修。更有当时在西山的一些旗兵，小吏看不惯他，看不起他。没有人同情和赏识，曹雪芹经常到溪边、蓬径处采摘夜菜，了以度日。采摘草药为人治病。这种生活并没有影响《红楼梦》的创作。而当一个叫“芳卿”的女子到西山之后曹雪芹的精神世界一下子有了许多以来和温暖。因为“芳卿”就是脂砚斋，脂砚斋就是“史湘云”，这个格说法还有许多人不愿承认，也许永远夜不会出现“证据”将此澄清。但脂砚斋的出现，无疑是对《红楼梦》的创作的最大帮助，也是对曹雪芹孤苦生活的最大安慰，如果脂砚斋真的就是史湘云的原型，那么曹雪芹大幸，《红楼梦》大幸。虽然她也经历尽了困苦艰辛，但她爽朗的性格，兰天白云一样的气质，和她不让黛玉的敏捷是不会丢失的。这一切，能成为曹雪芹赶走多少悲苦和孤独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