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里话外话宝钗
宝、黛、钗三人中，宝、黛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前身很是浪漫。而他们所托生的人家也都非比寻常，非鼎食之家，即书香之族，仿佛比只是皇商的薛家胜过一筹。于是，薛宝钗骨子里便没有什么“先天的优越感”。而当她对林黛玉说“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时，便显得底气不足。可以说，这个艺术形象未被赋予任何浪漫色彩。
她又时常被定为“第三者”。也难怪，“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凡此种种，作者有意为之，作重要的艺术铺垫……读者当然不免对薛宝钗心生恶感。而细究起来，人们所不满于薛宝钗的，更多在于她的圆滑世故与明哲保身。其实，所谓的这些，如果仅出于自我保护意识，且并非不近人情，那就无可厚非了。
钗、黛二人都读过被斥为“淫书”、“邪书”的《西厢记》等。她们在互剖心语后也都心知肚明。但当薛宝钗见宝琴所作十首怀古诗中，有关于《西厢记》、《牡丹亭》的《蒲东寺怀古》、《梅花观怀古》时，便主张另作两首。而林黛玉起身反对。宝钗却说：“我们也不大懂得”，好像根本不知道这蒲东寺、梅花观的来历，实为遁词;林黛玉则一面当众抢白道：“这宝姐姐也忒‘胶柱鼓瑟’，矫揉造作了。”一面又呼应着薛宝钗的谎话，说“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不知底里。”真是配合默契。更妙的是她话锋一转，竟出以质问口吻，实则为薛宝钗壮胆：“难道咱们连两本戏也没有见过不成?那三岁孩子也知道，何况咱们?”一番话滴水不漏。不就是林妹妹和宝姐姐共有的精明处事心机吗?同样是出于自我保护意识而言不由衷，只是黛玉的本性决定了她的机灵乖巧，而宝钗的答话力求稳重舒缓，便似乎矫揉造作一般了。
薛宝钗宣讲“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类话，对象恰恰只是同样堪称才女的林黛玉和史湘云，而且每次说教的措词几乎一样，套路也总有点生拉硬扯的味道，与平日里侃侃而谈的风格迥然不一。看《五美吟》那回，宝钗兴致勃勃，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如数家珍，继而点评道：“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诗，亦可谓命意新奇，别开生面了。”这不是把刚才自己那一番说教(女孩家最要注重针黹女工……)全扔到爪哇国去了?
又如“蘅芜君夜拟菊花题”一回，宝钗替湘云策划诗会作东一事，教湘云如何“瞻前顾后，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后方大家有趣”。拟诗题时又开场先说几点大体意见，却又忽然变换话题，莫名其妙地说：“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时闲了，倒是于你我深有益的书看几章是正经。”照这么说，就别拟题也别办会了，或立即熄灯上床，或抓紧时间温习温习《女四书》、《烈女传》吧?却又不。史湘云大概也早摸透薛宝钗的脾气，便“只答应着”，等她自个儿说够了，就催着继续商议。宝钗呢，也似乎忘却自己刚刚说的，也就大谈起来。感情之投入，思维之活跃，较史湘云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不能不问：如此这般道德说教，究竟算是怎么一回事儿?一个如花似玉的年轻女子，从哪里学到的这类质地颇硬的话?她是习惯成自然了吗?有点像，却又不是。因为她从不在别的什么人面前说，而是专拣林黛玉、史湘云这二位，传播这种应该料想得到对方肯定只当耳边风的陈词滥调。况且她自己实际上也并不怎么当回事，犹如例行公事，我们实在怀疑，这些话究竟是说给别人听的，还是忽然间自言自语的?
所谓做作、虚伪，无非指人心口不一。而她一个才女，又不得不“信服”“女子无才便是德”，便容易导致严重的心理失衡。况且薛宝钗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才女”，应该说是“智识者”。不显山不露水，谁知竟有满肚子牢骚!含蓄深沉，契合于大环境，却不合园子里姐妹们的时宜，故而轻易不可与人言，只能深深埋藏在心里，不能那么坦荡直爽，以至说话也常得前思后虑，有点自愿又无奈的“虚伪感”。
这便是烂漫之年“智慧的苦痛”吧!
林黛玉行酒令时脱口而出《西厢记》、《牡丹亭》曲词，在当时情境下非同小可。薛宝钗不失时机进行规劝，亦非小题大做。但她并非一本正经，却又假装一本正经。她的“审问”似属玩耍性质，后来也无论怎样严肃认真，也不能不大打折扣。她以童年往事现身说法，并非不经意地脱口而出，而是有意撩起自己的面纱来给林妹妹瞧瞧，无疑带有“攻守同盟”的性质，其结果是迅速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那么薛宝钗这一番规劝究竟意欲何为?
应该说宝钗的初始动机无非就是提醒黛玉多加检点，如：“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不过拣那些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这即使是违心之言，也应是发自肺腑，可她的经验之谈，只不过是“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仅此而已，自然意味着强制压服，同时也说明根本就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以宝钗的聪明才智，对此应该不难领会，可她不可能对林妹妹坦白什么，只能绕弯子，非得对方心领神会：女孩子家无论如何必须顺应现实!
有趣得很，薛宝钗竟连她自己也给绕进去了。正因为心口不一，平时被压抑的各种不同的声音竟同时冒了起来。可以说，薛宝钗对同属才女的林黛玉、史湘云宣扬封建女教闺范，不仅仅是在说服对方，同时也在说服她自己——甚至可以说主要还是为说服她自己，为压服她自己那里不时冒出的另一些声音。
“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蹋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什么大害处。”
这些话虽是绕着弯子说的，却毫不含糊地吐露出这位深闺少女的满腹牢骚。这里，薛宝钗并非如何鼓吹读书做官，而是款款的告诉林妹妹，她并不认为男人但凡读书做官了便好：“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好家伙!你看她轻轻巧巧只一句话，便把普天下读过书并做了官的男人们一网打尽!并非当时许多做母亲、妻子和女儿的人那样浅薄、自私和庸俗!
那些“为官作宰”的男人们，在她心目中原来竟没有一个是“读书明理”的;备受尊崇的满朝文武、封疆大吏，在她心目中原来是无一例外地 “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这拐弯抹角的款款言说，难道不是切齿之声?难道不也透着“粪土当年万户侯”那咄咄逼人的气势?
“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得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
宝玉这多多少少带有怨气的话，不象是单撒在宝钗一人身上的，如果借此断章取义地攻击宝钗，说她彻头彻尾混帐东西，那也只能辜负宝钗的一片心思——宝钗对黛玉说过的话，足以说明宝钗对于现实政治自有高见——她纵然看不惯宝玉那样竟日游手好闲，又“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却甘心为诸丫鬟充役” ，但她并不懂，只是为着自己的理解干着急，但确与自身心性无关。基本性质与史湘云的“仕途经济的学问”差不多，只是程度更深、角度更宽。当然，机会也更多。但在宝钗口中的“仕途经济学问”，也只能是“读书明理，辅国治民”的又一说法，不是盲目追求功名利禄的同义语，求得一官半职只是必经之路，又怎能“不留意”呢?难道这些就能说明，这个极有见地的才女，居然也“学得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
上下打点，左右逢源，她早就注定是矛盾的统一体。小小年纪就担此包袱，即使聪慧早熟也不能自已啊!否则便会硬生生度出一具泥人雕塑来——她也是水作的，内心的自问正是水分蒸发时无形的苦痛。作为大姐姐，又不得不在淖泥铺垫的世界里“升华”，用另一半的忆念支配着青春的种种，与敬仰她的妹妹们一起，让闺阁开处风光好。而真正切实的一半，却镀成了坚硬的、拒绝点化的所谓“理性”。于是，我们难以想象她说话永远都那么毫无顾忌，只容她去深算。而她更有将所染的世俗气息浅浅浮出的迹象，只是同行姊妹皆处于天真无邪之时，不大在意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