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读后感(一)
今年暑假我有翻开我的书柜，又读完了爱新觉罗·溥仪先生的《我的前半生》，有些感受。溥仪先生的一生充满了不平凡的色彩，这些不平凡，造就了他这一生的特别历史，同时也造就了中国的历史。这里面，有闹剧，有悲哀，有疑惧，有希望。
1906年，溥仪出生于北京，1908年慈禧临死前选择了溥仪继承皇位，慈禧的一句话，改变了溥仪的一生。1911年清帝溥仪逊位，从此，清室的复辟闹剧便一幕幕的开始上演了。先是张勋带着辫子军帮助溥仪复辟，工作思路然而没做几天皇帝的溥仪就又退位了。溥仪第三次做皇帝是在1934年的伪满洲国，称帝为康德皇帝。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于1932年初在长春(当时称为新京)任满洲国执政，后于1934年初称帝。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溥仪作为伪满战犯被关押于前苏联，五年后回国进行改造，十年后得到国家特赦，任职于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1967年，病逝于北京。宣统皇帝，大清逊帝，伪满执政，康德皇帝，战犯，普通公民，这些字眼写照了溥仪先生的一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通过利用溥仪强烈恢复祖业的愿望，以溥仪为扶植对象建立了伪满，开始了长达十四年对东北的统治，这十四年，能活过来的人本身就是个奇迹。溥仪在答应日本出任伪满执政时，也许他忘了，日本人并不是善良的，日本不可能为了一个中国人的皇位而忙活，他们要的，自然是想要得到的利益。当溥仪明白一切以后，日本人已经牢牢的掌控了他，而他这个执政和皇帝无非是个幌子而已。日本人给溥仪戴上了一顶繁华的皇冠，然而这顶皇冠繁华的背后却是一个紧箍咒。伪满十四年，溥仪几乎没有任何的权利，他不仅毁了自己，更毁了整个满洲。日本就这样以东三省和台湾省为跳板，对中国开始了大肆侵略。
伪满十四年的历史，是悲哀的。由于清室宗庙受到孙殿英军阀可耻的盗墓行为以及其他的种种原因，激起了溥仪恢复帝业的愿望，而这个愿望又恰恰是跟那个时代所背离的，正如杨天石先生所说：“历史是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这个愿望不会实现，也不可能实现。被这个愿望冲昏了头脑的溥仪陷入了日本侵略者设计的圈套，而这个圈套在我们今天看来，其用意是多么的明显，多么的可耻。或许只要稍作思考，顺应历史潮流，拒绝日本侵略者的邀请，这十四年的血泪史就不会发生了。
作为个人，我尊重溥仪先生在改造后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溥仪先生所著《我的前半生》一书本身就是对国家和历史的贡献，使读者更加清晰的了解当时的中国。
历史，给了我们教训!我们必须谨记，任何事物都是向前发展的。
我的前半生读后感(二)
末代皇帝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是一部名著，先后印行近二百万册。在中国，它曾经引起上至毛泽东、周恩来，下到普通读者的极大关注。在外国，它同样拥有众多读者(有十几种文字的译本流传)，有些西方人甚至称誉它是20世纪中国最优秀和最有趣的传记文学。可以这样说，让溥仪获得妇孺皆知般的国际知名度的，不是他曾经三度做皇帝的特殊经历和地位，而是这部《我的前半生》。
但是，中外读者并不知道，他们所读到的《我的前半生》本子，并非“全本”，而是吸收了各方人士意见的“改定本”，或称“流行本”(初版于1964年3月)。现在，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全本”，则是听取各方人士意见之前的“原本”，又称“二稿大字本”。换言之，现在读者所看到的“全本”，是该书的原貌。
当然，所谓“原貌”，只是相对而言。因为，在“全本”之前，还有所谓“稿本”、“灰皮本”、“一稿本”。但无论怎么说，“全本”是作者最初确定的版本。就此而言，说它是“原貌”，并不为过。
那么，“全本”的推出，是否表示原先流行的本子就可以作废了呢?并非如此。因为，流行本不仅包含了各方人士的修改意见，也含有溥仪本人的意愿。而所谓各方人士的意见，完全是从技术层面提出的，并不涉及所谓政治上的“忌讳”。例如老舍，就着重从文字表达的角度对书稿的写法提了若干修改意见。当然，这些人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有的史学家从历史学科的实证特点出发，觉得书稿不宜于文学性太强，而既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的郭沫若，则肯定了此书的“文采”。其实，这类问题见仁见智，很难取得一致意见。总的来看，流行本与全本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所叙述的史实和线索也是一致的，两个本子各有所长，完全可以并行不废。
不过，依笔者的情趣，还是更喜欢“全本”。
所谓“全”，一指内容全，恢复了原来删除的内容，比流行本多出十多万字;二指内容更丰富和丰满，有许多流行本没有的细节。这些细节，除本身吸引人外，在写法上也极富可读性，起到了烘托对象、感染读者的作用，以至笔者在阅读中时常忍不住拍案称奇。
没有读过此书的人，大概想不到书中的文笔居然那么流畅和富于动感。作者非常善于调动形象、运用隐喻，在字里行间播撒出感性的美，给人极大的阅读享受。例如讲到溥仪的乳母，书中说，二两月钱，就“把一个人变成了一头奶牛”。谈到选后妃，说照片上的姑娘，“每位都有个像纸糊的桶子似的身段，脸部很小，实在也分不出丑俊来”。提到北京小朝廷的近臣，则以“那群蝇子”称之。书的后半部分写溥仪等人被押送回国后，为假装进步，便在读报时故意把嗓门放大，“好像一大群蝈蝈似的嚷成一团”。特别是如下一句：“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直脱脱地把溥仪这个傀儡“皇帝”和日本关东军以及关东军安插在他身边的所谓“帝室御用挂”的关系展示了出来。
书中还善于调动张力，采用对比的手法，表现对象假矛盾、真虚伪的特点。如讲到日本大特务头山满，说此人以佛教徒的身份，在玫瑰花香气的氤氲中，捋着银须，面容“慈祥”地冥想出一个又一个的骇人阴谋和惨绝人寰的凶杀。书中多处说到溥仪本人如何吃斋拜佛，如何不杀生，连苍蝇蚊子蚂蚁都不打，却时常打人，因而是“一只带念珠的狼”，等等。这类描写，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不过，这样的写法，很容易遭受批评，说它有失严谨，不真实，等等。笔者以为，这样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所谓真实，应当首先看作者所叙述的内容是否符合事实，其次看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否发自内心。就事实而言，书中某些具体事件的细节，容或存在讹误。但是，它所涉及的基本事实，却是完全可信的。而具体细节上讹误，一来并非出自作者有意作伪，二来并不伤害基本事实的成立，三来以传记作品而论，此类小毛病本难于避免，故而值得谅解。实则，任何一位通读全书的人都不可否认，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完全是真实的。所以，所谓此书错误百出云云，并不符合事实。
以近年来俄罗斯披露的档案文件来印证，就足以看出此书所写溥仪在苏联的经历，是完全真实的。例如1945年溥仪等人被苏军俘获的情形，溥仪在苏期间所受到的相当优越的人道待遇，以及溥仪如何依旧在下属面前做“皇帝”、如何试图留在苏联、如何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作证，等等，书中所写和档案所录，都是吻合的。甚至溥仪说他在苏联曾经学习《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布)党史》，将此话与他当年写给苏联领导人的信相对照，发现信中提到的正是这两本书。
应该说，此书所运用的形象化的写作手法，不但无损于该书的真实性，而且使其达到了更高层次的真实。这种写法非但不缺乏深刻性，而且能够使人在形象中感受深刻。
溥仪本人说过，对于历代最末一个皇帝的命运，从成汤放夏桀于南巢，商纣自焚于鹿台，戎弑幽王于骊山之下起，一直数到朱由检煤山上吊，他都格外熟悉。而他的命运，应该说只是从真心接受共产党的改造那一天起，才真正得到大解脱，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幸福。此前，他实际上只是一个封建皇权观念的奴隶而已。经历了满清家国、北洋军国、国民党的党国和民国以及他自己做傀儡皇帝的伪国，几乎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政权形式，只有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共和国，他才真正认识到，他原先拼命要夺回的那个皇帝宝座，不过是一只垃圾箱。这样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对人们的启示，是相当深刻的。
有时人们可能会问：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应当说，溥仪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曲折经历，他本人虽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主要还是时代以及他周围的小环境造成的。正如溥仪所总结，他在刚会跑的时候，就被抱上了君临天下的宝座，浑然无知地度过了三年革命的风暴，然后在封建军阀保护下的皇宫中度过童年。从这时开始，他的命运便被注定了，已经无法自行选择。此后，在民族敌人的豢养下送走青春，接着认贼作父，充当了14年的傀儡元首。如此40年的生活里，他必然地“只有罪恶和羞耻，愚蠢和狡诈，凶暴和怯懦，猜疑和迷信……”。在这种情势下，他除了不断沉沦，是不可能跳出苦海的。
也许，溥仪与胡适的相识曾经为他的命运打上一丝转变的微光。但这丝微光，还没有让人瞥见，便倏然消逝了。胡适再差劲，也终比溥仪周遭的那批封建遗老晓得何为历史潮流、何为世界大势。而那批封建遗老，可谓个个都是满腹经纶的学问家。但这些人在思想上，特别是在政治思想上，又可谓个个都是糊涂虫。例如康有为(本书附录中收了一封他写给军阀吴佩孚的信函，堪称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虽然也能说出一通保皇的“大道理”，但就是看不清封建王朝体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已然明日黄花，大势不再。看不清这一点，任你说得天花乱坠，也只能落个螳臂当车的反派下场而已。还有那位不惜投水自杀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溥仪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他和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早就剪掉了辫子，许多爱新觉罗的子孙也早就穿上了西装，惟独王国维、辜鸿铭这些顶有学问的外姓人，却始终留着那条猪尾巴。这种“皇上不急太监急”的强烈反差，对知识分子来说，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这本书的一大好处，就是具有“解构”的功效。他解构了封建帝王的穷极无聊，也解构了国学大师的不识时务，使人们看清了他们的真相。解构完成之时，也就是解脱和解放之时。在抚顺监狱，一位伪满洲国原大臣对溥仪说：我原来忠心耿耿地崇拜你，现在才发现，原来你不过是个废物。当“废物”一词从口中冲出时，他所感受到的，不是失望，而是轻松。
由“废物”而成为“公民”，真正从内心得到解脱，获得所谓“人”的自由，这是溥仪历经周折后所收获的荣幸。为此，他真心感谢共产党。从共产党对他的改造以及他最后对共产党的态度来看，此书实际上还潜伏着一根贯穿始终的暗线，那就是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线索。这是本书非常深刻的一点暗示。看不到这一点，就无从通过此书照见自我。
我的前半生读后感(三)
当然不是我的前半生，是人家末代皇帝的。套用王蒙老先生的一句话，半生，多事。
这是一本书的书名，知道这本书是是好久了，但是一直没有看见这本书在市面上有卖。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书店里买到了这本号称是大陆唯一的正式授权版本。那叫一个贵的，看上去不怎么厚的卖了50块。我只能自我安慰着，话说这里面大部分的成本不是作者的书写，而是历史的积淀。买回来的时候就随便的翻了几页，现在有空都看了一下。
放在桌上的书，黑色的封面，那是末代的皇帝和末代的妃子。一个消瘦的年轻人，戴着厚厚的眼镜，怎么都看不出来曾经也算是统领天下的帝王，在历代的帝王里，我似乎想不出来哪个是戴着眼镜的，虽然看上去很有学识，但怎么的都缺少了君临天下的气魄。戴眼镜的人，在我看来，心底深处，总会有那么一丝的柔弱，而柔弱，恰恰是领导人最不需要的美德。
书自然就是显摆着末代皇帝的家世经历，光荣与屈辱。不想谈这本书的内容，最讨厌写的就是读后感。
就谈谈溥仪。
小时候看书的时候就能倒背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对清朝我也有史无前例的好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太喜欢汉唐盛世，谦和大宋和金戈铁马的铁木真忽必烈。就对这个朝代，感觉不错。虽然它曾经闭关锁国，丧权辱国带给古老中国沉重的伤与痛。但这毕竟是离我们年代最近的一个王朝，相对较短的时间差距或许增加了我对它的判断力，相对空间的某些能遗留至今的痕迹能够加深我对它的感触，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北京的原因。康乾盛世自然远不能和汉唐盛世相比，同光的中兴或许也只是封建王朝最后的回光返照。溥仪，就是这个王朝最后的终结。
我有一本书叫做《历代皇帝之陵》，生时享受万丈荣光，死后还霸占一大片的土地做地下统治者，这就是皇帝的待遇。清帝们的陵墓是分东陵西陵的，传说也很多，像陵墓里的皇帝都是隔代的，比如康熙和乾隆是一个陵群的，起因仅仅是因为虎视鹰啼的雍正不敢和他龙骧虎步的老父亲葬在一起，说是怕地下不宁，就不一一细数。而所有陵墓照片中的最后一幅，就是我本文的主人公，爱新觉罗溥仪，他所拥有的，无庙宇，无祠堂，无碑无传;无甬道，无牌楼，无龙无凤。仅仅和一个共和国的普通公民的身后之处一样。简单的墓碑，掩盖了一个时代曾经的光芒，寥寥几笔，又怎能说清这个复杂人物坎坷的一生?
三岁登基，六岁退位，或许不是历史的先例。所拥有的国土从泱泱九州骤减至小小一隅，或许早已有先辈体会到其中的滋味。但退位后仍在宫中无忧无虑的长大，丝毫不知外面世界的艰辛，长大后又被夷狄掳去，去当伪皇帝，又被打败投入监狱，最后再经历改造，这么曲折的经历。我想，是从来没有人经历过的吧。这个丧钟响起时候的最后一位封建统治者，我所能说的就是，兄弟，你生的不是时候。
记得多年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川岛芳子》，印象最深的不是阿姐梅艳芳，不是小阿飞刘德华，而是那个戴着眼镜，却从镜片后面投来不知是无怨无悔还是无奈眼神的溥仪，已经当上伪满州国皇帝的溥仪，不管日本人之情还是溥仪所愿。我相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溥仪想想曾经的神州大地，八旗之天下，今日却尽遭日本人和北洋军阀的侵蚀，心中的那般滋味，或许比那句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更甚吧，嘴角流露的苦涩，应该比那句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更像刀子般刺向心肠吧。
史学家们总喜欢把历史和一些命运啊宿命啊连在一起。说什么满清是摄政王始，必定摄政王终，其实要让载沣去接多尔衮的班，似乎难为他了。又说什么在溥仪的登基大典上，载沣为了让哭闹的溥仪安静下来，就在一边说“快完了，快完了”，导致最后清王朝的完蛋，封建王朝的覆灭。其实，一句快完了根本改变不了局面，重重历史政治注定的结局。可溥仪，却注定因此被人铭记。
买书的时候还附赠了一本溥仪的十年日记，写于人生的最后十年。第一遍翻的时候，已经“长期”困于经济学的我就在那边算，那么大号的字体，而每天的日记只有寥寥数笔，这本书基本上它是卖赚了，我绝对是买亏了。看到第二遍的时候，我似乎能穿越这个一个个的字，读到他的哀伤，感动，难忘。等我今天拿起看第三遍的时候，我似乎真实的读到了，末代的皇帝，也只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如果没有皇帝的尊号，他本来就该平淡无奇的终老此生，可他爱新觉罗的姓氏。那顶皇冠，戴的还真不是那么的简单，那张龙椅，如果无法做的四平八稳，那就注定摔得四脚朝天。
前半生，是荣耀的。前半生，是屈辱的。前半生，是五味俱全的。后半生，是普通的。后半生，是平等的。后半生，是淡而无味的。不知道如果再给溥仪一个选择，他希望他的人生，是多一点前半生，还是少一点前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