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从小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和教育，但在十八岁时脱离正教信仰，一心追求自我完善。在形形色色的罪恶中我度过了青年时代，成了一名作家。婚后我开始追求家庭的最大幸福，这样过去了十五年。这时，我感觉我的生命停顿了，我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只知道它的结局是令人恐怖的死亡，我绝望得想要自杀。我在各种知识和我所属阶层的生活中都找不到关于生命意义的答案，最后我转向人民大众的生活，从中我看到了人民的宗教信仰的力量。在反复的思索中，我领悟到认识上帝和生命是一回事，于是我重归童年的正教信仰。然而正教尤其是官方教会表里不一的行径、刻板的礼仪，终于使我确信，教义中有真理也有谬误，我决定不再采取盲信的态度，而是努力区分真理和谬误，寻找真正的信仰。
【作品选录】
有机会我要讲一讲我的生活史，我青年时代十年的生活史既感人，又有教益。我看，许许多多人都有同样的体验。我真心诚意想做一个好人，但我年轻，有多种欲望。当我追求美好的东西时，我茕茕一身，十分孤单。每当我企图表现出构成我最真诚的希望的那一切，即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遇到的是轻蔑和嘲笑;而只要我迷恋于卑劣的情欲，别人便来称赞我，鼓励我。虚荣、权欲、自私、淫欲、骄傲、愤怒、报复——所有这一切都受到尊敬。沉湎于这些欲望，我就像一个成年人了，我便感觉到别人对我是满意的。那位抚养过我的善良的姑妈，一个非常纯洁的人，老是对我说，她最希望我与有夫之妇发生关系：“Rien ne forme un jeune homme comme une liaison avecune femme comme il faut。”(法语：“没有什么能比与一个体面的妇女发生关系更能使年轻人有教养的了。”)。她希望我还能得到另一种幸福，即成为副官，最好是皇帝的副官。而最大的幸福是我和一位非常富有的姑娘结婚，并因此而获得奴隶，越多越好。
想到这几年，我不能不感到可怕、厌恶和内心的痛苦。在打仗的时候我杀过人，为了置人于死地而挑起决斗。我赌博，挥霍，吞没农民的劳动果实，处罚他们，过着淫荡的生活，吹牛撒谎，欺骗偷盗、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暴力、杀人……没有一种罪行我没有干过，为此我得到夸奖，我的同辈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是一个道德比较高尚的人。
我这样过了十年。
当时我出于虚荣、自私和骄傲开始写作。在写作中我的所作所为与生活中完全相同。为了猎取名利(这是我写作的目的)，我必须把美隐蔽起来，而去表现丑。我就是这样做的。有多少次我在作品中以淡漠，甚至轻微的讽刺作掩护，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构成我的生活目标的对善良的追求隐蔽起来。而且我达到了目的，大家都称赞我。
从那里回来以后，我结了婚。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新环境已经使我完全撇下了对生命的总目的的任何探索。在这段时期，我的全部生活都集中在家庭、妻子、孩子，以及如何增加生活资料方面。对完善的追求早已被对一般的完善和对进步的追求所代替，而现在又赤裸裸地被追求我家庭的最大幸福所代替了。
就这样又过了十五年。
尽管在这十五年间，我认为创作毫无意义，我还是继续创作。我已经尝到了创作的甜头，尝到了花微不足道的劳动而换取大量稿酬和赞赏的甜头，于是我全力以赴，把它作为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和抹杀内心存在的关于自己的和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目的的任何问题的手段。
我创作，以我所认识到的唯一的真理，即应该活得使自己和家庭尽可能地幸福，来教育大家。
我这样活着，但是五年前我身上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起先，我有些迷惑不解，生命停顿了，似乎我不知道我该怎样活着，该做什么，我惶惶不安，心情抑郁。但这种时候一过去，我还像原来一样活着。后来，迷惑不解的时刻越来越频繁，而且总是具有相同的形式。这种生命的停顿常常以相同的问题表现出来： 为什么?那么以后会怎样?
起先我以为，这不过是一些无目的的、不恰当的问题。我以为，这一切并不新奇，如果我有时间而且愿意解决这些问题，那并不需要花费很多气力，现在仅仅是因为我没有时间来考虑，要是我愿意，我一定能找到答案。但是这些问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回答，这些缺乏答案的问题，就像一颗颗小点子落在一个地方，聚集成一个大的黑点。
出现了像每一个内部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身上常见的现象。起先只有一点儿不舒服，病人也不很注意，后来症状日益发展，变成了一种无休止的痛苦，痛苦日益加剧，不用多久，病人已经意识到，他原先认为是小毛病的征兆，对他来说竟是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情，这就是死亡。
这一切在我身上也发生了。我知道这不是偶然的不舒服，而是某种非常重要的现象。我知道，如果这些问题老是提出来，那就应该回答它们。因此我企图回答。这些问题看起来是那样愚蠢，简单，幼稚。而一旦接触它们，并企图解决，我便确信： 第一，这不是幼稚和愚蠢的问题，而是生活中最重要、最深刻的问题;第二，不管我如何绞脑汁，我都无法解决它们。在管理萨马拉的田产、教育儿子、著书立说之前，应该知道我做这些事的目的。在目的不明确之前，我是什么也不能做的。我对产业的一些想法当时非常吸引我，可是在这些想法中间，突然会冒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好吧，你在萨马拉省拥有六千俄亩土地，三百匹马，那又怎样呢?”我完全呆住了，不知道怎样想下去。或者当我考虑怎样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为了什么目的?”或者，当我谈论人民如何能得到福利的时候，我会突然对自己说：“与我有什么关系?”或者，当我想到我的作品给我带来的那种荣誉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好吧，你的声誉比果戈理、普希金、莎士比亚、莫里哀，比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高，那又怎么样? ……”
我什么都不能回答。
我的全部生命停顿了。我能够呼吸、吃、喝、睡觉，而且不能不呼吸、吃、喝、睡觉，但是生命不存在了，因为满足任何愿望在我看来都是不合理的。如果我想要什么，那么我预先就知道，无论我这个愿望能否满足，都不会产生什么结果。
如果一个女巫跑来，答应我满足我的愿望，我会不知道说什么。如果在不清醒的时候我有的不是愿望，而是原先的愿望的习惯，那么在清醒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幻觉，没有什么可希望的。我甚至不能希望认识真实，因为我是悟出来的。真实的是，生命毫无意义。
我似乎是在经历了漫长的生活道路之后，走到了深渊的边上，并且清楚地看到，前面除了死亡以外，什么也没有。欲停不能停，欲退不能退，闭眼不看也不行，因为不能不看到，前面除了生命和幸福的幻象，真正的痛苦和死亡——彻底灭亡以外，什么也没有。
生命已经使我厌烦，某种难以克制的力量诱使我找机会摆脱它。不能说我想自杀。诱使我摆脱生命的力量比生的欲望更强大，更充沛，更带有一般性。这种力量和原先求生的力量相仿佛，只不过方向截然相反罢了。我竭尽全力要抛弃生命。自杀的念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就好比过去产生过改善生命的念头一样。这个念头的诱惑力很强，为了避免贸然实现这种想法，我不得不采用一些巧妙的办法来对付自己。我之所以不愿意仓促行事，只是因为希望全力以赴地去解开这个疙瘩!我对自己说，如果疙瘩解不开，再干也不晚。因此，那时候，我——一个幸福的人——在自己的房间里(我每天晚上一个人在这里)脱下衣服就把带子拿出去，生怕会吊死在衣柜的横梁上。我也不再带猎枪打猎了，因为担心不能控制自己而用这种极简便的办法摆脱生命。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什么，我害怕生命，力图摆脱它，同时又对它抱有某种希望。
这些情况发生在我从各方面都得到了所谓完美幸福的那个时期，那时我还不到五十岁。我有一位善良的、体贴的、可爱的妻子，一群好孩子，巨大的田产，我不花气力它也在不断地发展，扩大。我受到亲戚朋友们的尊敬，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为人称颂，我可以认为(这不是一种特殊的自我陶醉)我有名望。同时我的肉体、精神都没有病，相反，我的力量——精神的也好，肉体的也好，在与我同年龄的人中间是少见的。拿体力来说，我能刈草，不会落在庄稼人后面;在智力方面，我能连续工作八至十小时，不会因为这样紧张工作而产生不良的后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得出了活不下去的结论。因为怕死，我只好采用一些巧妙的办法来对付自己，以免扼杀自己的生命。
这种心理状态在我是这样表现的： 我之所以有生命，是某一个人对我开了一个荒唐而恶毒的玩笑。虽然我从来也不承认“某一个人”创造了我，但是这种思想模式，即某一个人把我送到尘世上来是对我开了一个荒唐而恶毒的玩笑，是我的最自然的思想模式。
我情不自禁地想象，在我不知道的某个地方，有一个人，他冷眼看着我生活了整整三四十年，看着我一面生活，一面学习、发展，肉体上和精神上都逐渐成长;而现在，当我在智力方面已经完全成熟，登上生命的顶峰，全部生命的奥秘已经一览无余的时候，我却傻乎乎地站在这个顶峰上，清楚地懂得了生命的空虚，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子虚乌有，——这个人一定觉得挺开心。“他觉得好笑……”
这个嘲笑我的人存在也罢，不存在也罢，我都不会因此觉得轻松一些。我不能认为我的任何一种行为，乃至我的全部生命是合理的。使我惊讶的只是，我如何未能一开始就理解到这一点。这一切早就是尽人皆知的了。不用多久，疾病和死亡就会落到(也已经落到)心爱的人和自己身上，除了尸臭和蛆虫以外，什么也不会留下来。我的事业，无论是怎样的事业，会被统统忘掉——或迟或早，连我本身都不会存在。那么又何必忙碌呢?一个人怎能对此视而不见，并且活下去——真令人吃惊!只有陶醉于生命的时候才能够活下去，而头脑一清醒，就不能不看到，这一切都是幻觉，而且是荒唐的幻觉!正是这样，一点儿可笑和俏皮的成分也没有，简直就是残酷和荒唐。
很久以前就流传着一个东方寓言，讲一个旅行者在草原上遇着一头猛兽。为了躲避猛兽，旅行者跳入一口枯井，但他看到一条龙伏在井底，张开大口要吞噬他。于是这个不幸的人，既不敢爬出来，怕被猛兽咬死，又不敢跳下井底，怕被龙吞掉，只好抓住长在井壁裂缝中的野生树杈子，吊在上面。他的手劲快用完了，他感到，他不久就要听任在两边等着他的死神的摆布，但他一直坚持着，他环顾四周，看到有两只老鼠，一只黑的，一只白的，在他抓住的那根树杈上从容地爬着，啃着。眼看这树杈子就要折断，他掉下去必然落入龙口。旅行者看到这一点，而且知道，他难免一死。但当他还吊在树杈上的时候，他四下张望，发现树叶上有几滴蜜，于是就伸出舌头舔蜜。我也是这样挂在生命的枝丫上面，知道那条准备把我撕裂的龙一定在等着我死，而且不理解为什么我会遭到这样的折磨。我也想吮吸原来使我感到快慰的蜜，但那几点蜜已经不能使我高兴了，而白鼠和黑鼠，即白天和黑夜，都在啃着我牢牢抓住的树枝。我清楚地看到龙，蜜对我来说也不甜了。我看到的只有躲避不了的龙和老鼠，而且也不能把我的视线从它们身上移开。这不是寓言，而是真实的、无可辩驳的、每个人都能理解的真理。
原先的生的乐趣的幻觉曾经掩盖了对龙的恐惧，现在却不能欺骗我了。不管多少次对我说： 你不能理解生命的意义，别去想了，活下去吧，但我都不能这样做，因为过去我这样做得实在太久了。现在我不能不看到，交替着的白天黑夜在引我走向死亡。我只看到这一点，因为只有这一点是真实，其余的一切都是谎言。
对于家庭的爱情和对于被我称之为艺术的创作的爱好是两滴蜜，它们比其他的蜜更长久地使我看不到严酷的真实。现在我已经不觉得这两滴蜜是甜的了。
我记得是一个早春，我独自在森林里，倾听着森林的音响。我倾听着并思索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在最近三年内经常思考的老问题。我又在寻找上帝。
“好吧，什么上帝也没有，”我对自己说， “没有一个上帝不是我的想象，而是与我整个生命相同的现实。没有这样的上帝。也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任何奇迹能够证明这个上帝，因为奇迹也是我的想象，而且是不合理性的。”
“可是我的关于上帝的概念，我所寻找的东西的概念呢?”我问自己。“这种概念从何而来呢?”想到这里，生命的欢乐的波涛又一次在我内心高涨起来。我周围的一切都有了生气，获得了意义。但我高兴得并不长久。理智继续工作。“上帝的概念不是上帝，”我对自己说。“概念是我头脑中产生的，上帝的概念是一种我可以促使它产生或不使它产生的思想。这并不是我寻找的东西。我寻找的是生命不可缺少的东西。”于是我周围的一切又开始死亡，我又想自杀了。
这时我回顾一下自己，回顾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我想起这种死亡和复活在我身上出现过几百次。我记得，只有在我信仰上帝的时候，我才活着。和以前一样，现在我对自己说：“只要我体会到上帝，我就活着;只要我忘记他，不信仰他，我就死亡。”这些复活与死亡是什么呢?当我对上帝的存在失去信心的时候，我便不是活着，如果我没有能找到上帝的模糊希望，那我早就自杀了。只是我感觉到他和寻找他的时候，我才活着，真正地活着。“那么我还寻求什么呢?”我心里有个声音叫道。“他就在这儿。他是生命不可缺少的东西。认识上帝和生命是一回事，上帝就是生命。”
“活下去，寻找上帝，没有上帝的生命便不会有了。”我心中和我周围的一切从来没有这样亮堂过，这光明从此没有离开过我。
我摆脱了自杀的念头而得救。这一激变在我身上是何时又是如何完成的，我说不清楚。生命的力量在我身上不知不觉地、逐渐地消失，我得出了不可能活下去、要使生命停顿、要自杀的结论。生命力量的恢复也是这样，是逐渐的，难以觉察的。而且很奇怪，在我身上恢复的生命力量不是一种新的，而是最老的——就是在我生命的初期吸引着我的那种力量。我在一切方面又回到最初的，童年和青年的时代。我回复到对一种意志的信仰，这种意志使我诞生并对我抱有希望。我回复到我生命的主要的和唯一的目的;成为更好一些的人，即生活得和这种意志更相一致些。我回复到能够从全人类在我所不了解的远古时代为自己制定的指导原则中找到这一意志的表现，也就是说，我恢复了对上帝、对道德完善、对表现了生命意义的传说的信仰。区别仅仅在于，以前这一切都是不自觉地被接受的，而现在我认识到，如果没有这一切，我便不能生活。
我似乎有这样的经历： 我记不得在什么时候被人们安置在一条小船上，又被他们推开陌生的河岸，向我指明到达对岸的航向，把桨给了我这个没有经验的人，由我一人做主。我拼命划桨，船向前漂去。我越是临近河心，水流就越加急湍，使我远离目标。我遇到的和我一样被激流带走的划手也越来越多了。少数几个划手继续在划桨，有的把桨也丢开了。一些满载着人的巨轮，有的在与激流作斗争，有的则听天由命。我越是向前划去，发现顺流而下的划手越多，我就常常忘记给我指明的航向。到了激流中心，挤在顺流而下的大小船只中间，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航向，也停止了划桨。我四周的划手兴高采烈，欢声雷动，扯起帆，划着桨，顺流而下，要我相信并互相证明不可能有另外的航向。我相信了他们，和他们一起漂了下去。我漂得很远，已经听到了石滩激流的响声，我必然会在石滩上撞得粉身碎骨，我也已经看到了撞翻在石滩上的船只。这时候我才清醒过来。我久久不能理解我身边发生的事情。我看到在我面前只有死亡，我向它奔去，但又害怕，看不到一点儿出路，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可是，我回头一看，就发现无数小船不停地、顽强地破浪前进，这时候我想起了岸、桨和航向，于是我就往回划去，逆流而上，驶向岸边。
岸就是上帝，航向是传说，桨是赋予我的划向彼岸的自由，即与上帝结合的自由。这样，生命的力量在我身上复苏了，我重新开始生活。
这是我三年前写成的。
由于现在重读印出来的这一部分，我常常回想我当时的思路和感觉，因而最近做了一个梦。我认为这个梦以精练生动的形式表现了我所体验过的和描述的全部内容，因此我想，对于已经理解我的人们来说，叙述这个梦将使写得冗长、占了很大篇幅的内容汇成一个统一体，易于理解，形象鲜明。这个梦是这样的： 我发现我躺在床上。我既不感到舒服，也不觉得难受，只是仰面躺着。但我开始思考，我躺着是否舒服，我就觉得腿上似乎不大舒服，不知是床短了些，还是不平，总之是有点不舒服。我挪了挪腿，同时又开始想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躺得怎样和躺在哪儿。我察看了床垫之后发现，我睡在系在床沿边上的、由绳索编成的吊带上。我的脚搁在一条吊带上，小腿在另一条吊带上，因而腿感到不舒服。我不晓得怎么会知道这些吊带是可以移动的。我用两脚将靠边的一条吊带推远些。我觉得，这样可能舒服一点。但我把它踢得太远了，想用脚把它攫住，但这个动作使得小腿下面另一根吊带也滑掉了，于是我的两腿悬空了。我挪动全身，想躺得好些，我也充满信心，以为马上可以弄好。可是挪动一下以后，我身子下面的一些吊带滑掉了，也弄乱了，我看到事情很糟糕。我身子的下半部向下滑去，悬空挂着，两脚也不着地。我只是依靠脊背的上半部支撑着，我不仅觉得不舒服，甚至有点毛骨悚然。这时候我才问自己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我问自己： 我在哪儿，躺在什么上面?我开始环顾四周，首先朝下看，看我的身子悬空挂着的地方，看我即将掉下去的地方。我朝下一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不是处在高耸入云的塔顶或山巅那样的高度上，而是处在我从来也无法想象的高度上。
我甚至不清楚，在那下面，在我悬空挂着也能掉下去的无底深渊中，我看见了什么。我的心紧缩起来，我感到恐惧。朝那儿看很可怕。如果我朝那儿看，我感到，我将从最后几根吊带上滑下去摔死。我不去看，但不看更糟，因为我在想，如果我从最后几根吊带上滑下去的话，结果会怎样。而且我感到，因为恐惧，我正在失去最后的支持点，慢慢地从背上往下滑去。只要一瞬间，我就会掉下去。这时候我产生一个想法： 这不可能是真的。这是一个梦。快醒过来吧。我拼命想醒过来，但我做不到。怎么办?怎么办?——我问自己并向上看去。上面也是深邃无底。我看着深邃莫测的天空，竭力忘却下面的无底深渊，真的，我渐渐忘了。下面的无限性使我讨厌和害怕，上面的无限性使我感兴趣和坚定。我就这样靠我身子下面几根尚未滑掉的吊带悬挂在深渊之上。我知道我挂在空中，但我只看上面，我的恐惧便消失了。像通常在睡梦中那样，有个声音说：“注意，就是这个!”于是我一直看着深邃莫测的天空，感到内心平静下来，记得过去的一切，也想起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怎样挪动双脚，怎样挂在空中，怎样通过观察天空摆脱了恐惧的感觉。于是我问自己： 现在怎样了?我还像过去那样挂在空中吗?我不是察看四周，而是以全身去感觉我所依靠的支点。我发现，我已经不是悬空挂着，也不往下掉落了，而是稳稳当当的。我问自己，怎么会稳当的，我摸索着，察看周围的情况，我看见，在我下面，我身子的中央有一根吊带，当我向上看的时候，我躺在吊带上保持了最稳定的平衡，原先就是躺在这条吊带上的。这时候，像在睡梦中常有的那样，我觉得我躺在上面的那种办法非常自然，明白，不容置疑，虽然在现实中这种办法是毫无意义的。我在梦中甚至感到惊讶，我以前怎么会不理解。原来在我床头有一根柱子，这根柱子的牢固性是毫无疑问的，虽然这根细长的柱子并没有任何支架。后来又发现从柱子上挂下来的绳圈似乎做得很巧妙，同时也很简单，如果身子的中段躺在绳圈上并向上看，那么根本不会产生往下掉的问题。这一切对我来说非常清楚，我很高兴，也安心了，好像有人对我说： 你可要小心，要记住。于是我就醒过来了。
(冯增义译)
【赏析】
歌德在自传《诗与真》中说，他的所有作品都只是他巨大的忏悔录的一些片断，而《诗与真》则是将这些片断集中起来的一种努力。同样的说法也可用于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托尔斯泰的作品有很强的自传性，高尔基就认为托尔斯泰作品中的主人公聂赫留多夫、奥列宁、彼埃尔、安德烈及列文等人都是作者自己的艺术肖像，是他精神发展不同阶段的艺术化身。如果说托尔斯泰的作品代表着他不同阶段的思想探索，那么《忏悔录》就是这些探索的集中表现，是对托尔斯泰本人近五十岁时思想转变的直接描述。
像一般的忏悔录一样，托尔斯泰在这部作品中承认了自己一些不为人知的罪过，对自我进行了解剖和反思。不过，这些只是《忏悔录》的一部分，更重要的内容是托尔斯泰对生活意义、人生目的的探索及其特定信仰形成过程的记录。《忏悔录》是托尔斯泰后期作品的一个导言，揭示了他精神世界之变化及新信仰之诞生的心理轨迹，并向人们宣告了他所发现的真理。从自传的角度看，它属于一部注重描写内心生活而非外部经历的精神自传。
在《忏悔录》里，托尔斯泰记录了他人生中一次最深刻的精神危机的产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这一危机始于托尔斯泰婚后的第十五年，也就是他近五十岁的时候。托尔斯泰感到不断往前运动的生命忽然停顿了，仿佛一下子失去了目标和方向。托尔斯泰痛苦地感到必须要对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也就是人生的目的、存在的价值等问题作出回答。托尔斯泰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整个人类。实际上，托尔斯泰对人生问题的探索很早就开始了，他也曾在作品中暴露出精神危机的萌芽，尤其表现在他笔下的那些探索型主人公身上，如聂赫留多夫、列文、安德烈、彼埃尔，甚至安娜也有作者探索的影子。不过，与之前的精神危机相比，五十岁的这一次危机却表现得最为强烈，且直接影响到他的后半生。
托尔斯泰以一种孩子般的坦诚和率真对这些重大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在探索过程中，托尔斯泰的思想危机渐渐得到解决，在接近人民的过程中，他从信仰上帝中重获生命的意义，童年、少年时代的人生目标和理想在他的心中复活了。这是一次精神的重返之旅，但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经过痛苦思索得出的结论：“我恢复了对上帝，对道德完善，对表现了生命意义的传统的信仰。区别仅仅在于，以前这一切都是不自觉地被接受的，而现在我认识到，如果没有这一切，我便不能生活。”
但是托尔斯泰的探索并未停止，他从人民的信仰中获得力量，对官方教会制度和陈腐的礼仪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官方教会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与托尔斯泰赖以生存的信仰基础截然相反，如为了维护沙皇俄国残酷而专制的统治，教会竟然公开赞许屠杀，这最后迫使托尔斯泰彻底断绝了与东正教的联系，他寻求自己的宗教。托尔斯泰的《忏悔录》的结尾是开放的，以一个梦结束。在梦中托尔斯泰努力寻找支撑点，否则他就会坠入万丈深渊，最后他找到一个使他不坠落的支柱。他仿佛听到有个声音说：“你可要小心，要记住。”这就是他得到的启示。托尔斯泰得到的启示是什么，他在《忏悔录》中没有说，但他以后的作品将会回答这个问题。
在托尔斯泰之前，西方自传史上有两部著名的《忏悔录》，即公元4世纪末前后基督教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忏悔录》。托尔斯泰的《忏悔录》与奥古斯丁、卢梭的作品有很多共通之处： 他们的忏悔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基督教思想根源;他们都做到了坦然承认自己的罪过;都对自我的心灵进行深入的挖掘并本着一定的价值标准对自我的良知进行深刻的审查，对自我进行毫不留情的反省和批判等。在艺术表现力方面三部忏悔录也旗鼓相当，各放异彩。显然，托尔斯泰的《忏悔录》不可能不受到这两位先驱的影响，但同时，也对他们进行了超越并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托尔斯泰的《忏悔录》乍看似乎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更为接近。和后者一样，托尔斯泰的《忏悔录》也是自己信仰历程的记录，且二者都偏重于哲理沉思而不是生平记述，从而与卢梭的《忏悔录》大相径庭。托尔斯泰对自己精神危机发生过程的描述与奥古斯丁对皈依前激烈的思想斗争的刻画在世界文学史上同属描写人的精神生活最有魅力的篇章。仔细玩味，两人却有很大不同。精神的自我和肉体的自我的对立和斗争是奥古斯丁忏悔的核心内容，他的忏悔叙述的是他如何摆脱尘世肉体自我的束缚最终获得宗教上精神自我之重生的故事。虽然托尔斯泰也存在这种灵与肉的斗争，但他最迫切的目标是探索人生的意义，终其一生，他都在努力寻找人生的终极真理和答案。奥古斯丁的问题不在于认识不到真理，而在于没有勇气放弃旧我获得新生。一个是有了目标该如何选择、如何行动，而另一个却始终在寻找目标。奥古斯丁的人生历程是经历罪走向信仰和光明，体现出典型的基督教天意观，他以一种获得新生的角度思考和回顾过去，充满了悔罪意识。托尔斯泰的《忏悔录》则是一个个探索阶段的记录，这些阶段不能用罪和错误来概括，只能说未能形成满意的答案。奥古斯丁的忏悔说明人的渺小和软弱，托尔斯泰的忏悔却表明人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精神境界的提高。
最重要的是，托尔斯泰的这一探索并不是听凭感情冲动或无条件地服从信仰和教义，而是以一种启蒙理性的怀疑精神进行探索。奥古斯丁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对信仰问题长期采取的也是理性思考的态度，但在成为基督徒后他却逐渐以信仰代替了理性思考，他认为人无法以有限的理性来认知上帝，也不能靠自身的理性和意志获得拯救。托尔斯泰在探索中即使认为自己已找到真正的信仰，仍然本着理性精神去检验自己的信仰，对其合理性进行思考，并在生活实践中加以衡量。正是官方教会所宣扬的教义和他的理性思考所产生的尖锐冲突，他所理解的福音教义和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最终使他和官方教会脱离了关系。所以别尔嘉耶夫指出：“托尔斯泰要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可以说，奥古斯丁是先信仰而后忏悔，托尔斯泰却是先认识而后忏悔。
托尔斯泰的自传性忏悔不是奥古斯丁的模式，而是要阐明他目前所达到的对宗教真理的理解，因而这部《忏悔录》尽管记录了托尔斯泰走向宗教信仰的思想探索历程，却缺少基督教意义上的忏悔精神，托尔斯泰对个体独立意识的强调更多地具有现代人的思想观念，精神气质上与卢梭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具有世俗化特点。卢梭在忏悔中不仅揭示自我，同时力图通过对自己的解剖向世人宣扬他所发现的关于人之本性的真理，而托尔斯泰也在忏悔中表达他对生命的意义的探索、不遗余力地向世人宣传他对上帝和《圣经》的理解。但托尔斯泰的忏悔又具有卢梭所缺乏的深厚的宗教情感和宗教信仰。托尔斯泰基于宗教观念所产生的强烈的罪感意识、对生活意义的艰辛探索，对道德完善的追求都是卢梭所没有的。
与奥古斯丁、卢梭的《忏悔录》相比，托尔斯泰的《忏悔录》还具有俄罗斯历史文化的特点，即他还在作品中忏悔自己所属阶层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托尔斯泰发现，他之所以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正是由于他和他的阶层过着腐化的、寄生虫般的生活，他决意与自己所属的阶层彻底决裂。托尔斯泰的这种忏悔不仅是个人的认罪和反省，也是一个群体、一类人的认罪和反省，因此个人忏悔转向了集体忏悔。这种忏悔明显具有18世纪以来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
托尔斯泰明确地以探索人生意义和价值作为自己自传的主题，为自传写作注入了强烈的哲理气质。托尔斯泰的探索富有理性精神和世俗意义，张扬的是个体的精神和价值，同时又具有浓厚的宗教情怀和鲜明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精神特色。托尔斯泰的《忏悔录》以其独具一格的风格与奥古斯丁、卢梭的《忏悔录》并称世界三大忏悔录。该作品的语言具有早期基督教福音书简单朴实、多用譬喻的特征，这既是作者后期主张回归福音之基督教思想的文体表现，也与他接近民众的价值取向直接相关。
(曹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