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1806年生于伦敦，是知名学者詹姆斯·穆勒的长子。3岁时，我在父亲的教导下开始学习希腊文，8岁学习拉丁文，童年时读了许多希腊罗马的古典历史名著。13岁我就学完了政治经济学课程。14岁我随父亲朋友一家在法国呆了一年，享受到自由空气的熏陶。15岁回伦敦后，我继续接受常规教育，研究心理学、法律学等。1823年我随父亲进入东印度公司工作，直到1858年东印度公司撤销才退休。1826年，我遇到精神发展中的一次危机，长期以来的理性教育使我的生活缺乏感情色彩，我对生活的理想和意义产生了怀疑，后来在音乐、诗歌的帮助下，我才得以恢复。我24岁时结识了年轻的哈莉特·泰勒，被她的美所吸引，经过二十多年柏拉图式的恋爱，在她丈夫去世后，我们于1851年结婚，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作品选录】
1813年我又读了柏拉图对话的前六篇(按一般编排)，包括从埃西夫龙(Euthyphron)到西奥泰图斯(Theoctetus)。我敢说最后一篇对话还是不读为好，因为我压根儿一点也不懂。但是父亲不论教我什么，都要求我竭尽全力去理解，有时还要我读许多我不可能理解的东西。在我学习希腊文功课的整个过程中，他总是与我在同一间房子里同一张桌子上写他的作品，他为我的教育乐意承担的责任，从这件事情中可见一斑。那时候，希英词典尚未问世，当时我还未开始学习拉丁文，因而希拉词典对我没有用处，碰到不认识的字只能一一向父亲讨教。父亲平时最无耐心，但还是忍受此种不断的打扰，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完数卷《印度史》和他当时必须要写的所有其他文章。
在我童年的这一段时间里，除希腊文外，唯一学习的是算术，这门功课也由父亲教导。算术在夜间学习，它的乏味与麻烦至今记忆犹新。我每天接受教育，正式授课只占一部分，大部分学习还包括自己阅读和父亲对我的口头教导，后者多半在散步时进行。从1810年到1813年底我们住在当时还是乡村环境的纽温敦格林。父亲因健康关系需要不断作一定量的运动，他习惯在早饭前散步，一般在通往霍恩西的草地小径上踯躅。在漫步时我常常陪着他，因之在我最早记忆中，绿茵和野花总是混合着每天向他复述上一天读过课文的情景。就我记忆所及，这种复述出于我的自愿，不是规定的练习。我在读书时用纸片写下笔记，早晨散步时就把记下来的内容念给他听。我读的主要是历史书，就在这种方式下我读了大量历史著作。如罗伯逊的历史著作，休谟和吉本的作品。
在上边已经部分谈到的关于我接受教育过程中表面上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我幼年时代，父亲尽极大努力授予我被认为属于高等教育的知识，这种知识在成人前是很少得到的(如果能得到的话)。实验的结果表明，实施这种教育并不困难，同时充分说明，让小学生接受一点点拉丁文和希腊文知识，用多年宝贵的光阴，这是多么值得惋惜的浪费啊!由于这种浪费许多教育改革家便产生错误的见解，要在普通教育中完全取消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课程。倘若我生来理解力特别敏锐，或者记忆非常强而精确，或者性格特别主动，精力特别旺盛，那末对我的实验可能不是结论性的;可是我所有的天赋并不在一般人之上而在其下，凡是我能做到的，无论哪个具有中等智力和健康体格的男孩和女孩肯定也能做到。如果说我学业上有所成就，应归功于父亲赐予我的早期教育，当然还有其他有利条件，公正地说，由于父亲的教导，我开始的时间要比同代人早二十五年。
在我所受的教育中有一个基本要点，关于它，我在上边已约略提及，这一点比其他条件更是这种教育有良好成效的原因。大部分经过训练而具有许多学识的儿童或少年，他的精神力不但没有因为有学识而加强，反而受它的连累。他们的脑子里充塞着单纯的事实和他人的意见言辞，把这些东西接受下来，代替自己思想的力量。这样，由那些杰出的父亲不遗余力地教育出来的儿子，长大后常常只成为学舌的鹦鹉，搬弄学过的东西，除了走别人走过的旧路，不会运用自己的头脑。但是我接受的不是填充式的教育，父亲决不允许我的学习仅仅是记忆的练习。他一定要我透彻理解每一阶段所受的教导，而且尽可能在施教前要我先去领悟其内容;凡是能运用自己思考得出的东西父亲从不教我，只有尽我努力还不能解决的问题才给予指点。就我记忆所及，我在这方面的表现很差，能回想起来的事几乎全是失败，极少成功。事实上失败常在那些我的初学程度几乎不可能成功的地方。我记得十三岁时，有一次偶然使用“观念”这个词，父亲问我什么叫观念，并对我所说的不确切的定义表示不快。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说了一句普普通通的话，我说有些东西在理论上是对的，但还要在实践中修正，这句话引起他的愤怒;有一次他叫我解释“理论”这个词的意义，我又说不清楚，于是他为我仔细解释，指出我使用庸俗言语的错误，使我完全懂得： 在不懂得“理论”一词定义的时候，把它说成是与实际不一致的东西，表明我极端的无知。他这样批评我，似乎不讲道理，但是我想，他只是发觉我显得笨拙的时候才不耐烦。如果不要求学生做不会做的事情，他就永远不会去做能做的事情。
父亲特别加意防范早年学业有成就者最易犯的一种毛病，就是自满，它往往毁灭青年的前程。他以高度警惕性不使我听到赞美的话，不让我和别人作自我夸耀的比较。在他自己和我接触中，我只能听到对我不满意的意见，他给我定的比较标准，不是和别人所做到的相比，而是和一个人能够做到和应该做到的相比。他不让我接受那种使他十分担心的影响，在这方面他是完全成功的。我根本不知道，我所得到的知识以我的年龄而论是颇不寻常的。有时我偶然注意到有些孩子懂得比我少——这种情况比想象的要少——，我认为并不是我知道得多，而是别人由于某些原因知道得少，或者认为他的知识和我的知识不一样。我的心情既不自卑也不骄傲，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怎么样或者能够怎么样。我对自己的估价既不高也不低，或者可以说我根本对自己没有作过估价。如果要问我对自己怎么看，我认为自己在学业上是十分不够的，因为和父亲对我的期望相比较，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不够的。我自信可以这样说，虽然这不是在我童年时期见到我的各类人士的印象。如我后来所发现，他们认为我自满过分令人讨厌，大概是因为我好辩论，听到不同的意见，便毫无顾虑地直接进行反驳。我想原因是由于受到过分的鼓励，谈论不是我这种年龄应该谈的事情，还和大人们一起讨论，同时又未曾受过要对他们尊敬的教诲，所以养成这种坏习惯。父亲未曾纠正我的无理与傲慢，大概他没有发觉，因为我对他十分敬畏，以致在他的面前总是保持极端顺从和沉默。尽管有这种情况，我确实没有任何优越感，没有这种念头对我有好处。我记得十四岁那年，在我要长时间离开家的前夕，就在海德公园那个地方，父亲告诉我，等我结交新朋友时，将会发觉我所接受的教育不是与我年纪仿佛的年轻人普遍懂得的，许多人很可能会向我提到这一点，还会因此赞扬我。在这个问题上他还说些什么我已记不清楚，只记得他最后说，我比别人懂得多一点，不是我有了不起的地方。只是我的命运赋予我不寻常的优越条件： 有一位能教育我的父亲，愿意承受必要的麻烦和耗费必要的时间;如果说我比不具备同样优越条件的那些人懂得多些，我是不该受称赞的，假如我知道的不比那些人多，那就是最大的羞耻了。我记得很清楚，这种意见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说我知道的比受过良好的教育的年轻人要多，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新闻，对此，像对父亲告诉我别的事情一样，我深信不疑，但是我根本没有把它当作个人大事记在心里。别人没有我懂得多，我并未以此为荣，也从不把自己的不论哪种知识当作自己的优点而沾沾自喜。当我想到这个问题时，觉得父亲说过关于我具有特殊优越条件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也是对待这件事情的常识，从此以后它就成为我不变的看法与感情。
这一点连同父亲教育计划的其他许多目标，如果不是他告诫我少和别的孩子打交道的话，显然是难以达到的。他认真地要我不受孩子们之间流传的坏影响，而且要我避免沾染庸俗的思想感情，为此他宁愿我在各国学童所接受的主要的教育成就方面不如别人。我所受教育的不足之处主要是缺乏学童在自己设法管理自己中和在集体活动中所学得的东西。由于生活有节制和时常散步，我的体格长得虽然不算强壮有力，然而也颇健康耐劳，但是我不会武艺，也不懂普通的体操。并非我不愿做操，也不是挤不出时间。虽然我没有假期，为的是不致打乱学习规律和养成懒散的习惯，但是我每天有大量闲暇足以娱乐。只是我没有同伴，散步能满足我的体力活动的生理需要，所以我的娱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单独的，通常是一种平静的(如果不是书卷气的话)活动，它对任何其他种类的甚至心灵活动的刺激，不比我在读书中引起的刺激更为强烈。因而我长期对需要用手做的任何工作都显得笨拙，几乎永远如此，虽然后来在程度上有所减轻。我的头脑和手一样，在干实际琐事方面也同样不灵活，而这种琐事对大多数人说来是生活中主要关心的事情，也是他们主要显示精神能力的地方。对于日常生活，我不加注意、不加观察和无所用心的态度，应该受到谴责。父亲对这些事情的态度与我截然相反，他的感觉和智力总是时时在戒备着，他的全部举止和日常生活总是表现出他的果断的性格和旺盛的精力，此种性格以及他的才能常常使接触他的人有强烈印象。可是精力旺盛的父母的孩子，长大时往往精力不济，因为子女依赖父母，而父母处处努力地照料他们。父亲对我的教育更适合于把我训练成能知，而不适合把我训练成能行。他不是不知道我的这种缺点，因为这个缘故，我在幼年和少年时期一直受他的严厉告诫而感到苦恼。对于我的这个缺点，他决不听之任之，或者给予宽容。但是，他为了使我不受学校生活对道德的不好影响，却未曾设法向我提供足够代替学校教育的实际有影响的东西。他似乎认为，凡他本人不经辛勤努力或特殊训练而获得的任何本领，我必定同样容易得到。我想，他对这个问题没有像对其他大部分学科那样予以同等的深思熟虑和充分重视;就在这点上和在对我教育的某些其他方面，他似乎期望得到无因之果。
此后几年里我很少写作，不再正常向刊物投稿。从这种写作的间断中我得到很大好处。在此期间我能对自己的内心世界作一番清理和培育自己的思想，而不要求将它们发表出去，这一点对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如果我继续写作，我思想和性格在那几年中发生的重大转变势必大受阻挠。要说清楚此种转变的根源或至少说清楚我为这个转变所作的准备过程，必须从几年前讲起。
自从1821年冬天我第一次读到边沁的著作起，尤其是从《威斯敏斯特评论》创刊开始，我对生活可以说有了真正目标，就是做一个世界的改造者。我把这个目标看作个人幸福的所在。我所希望得到的个人同情也就是为此目标共同奋斗者的同情。我竭力享受生活道路上所能得到的同情;但是我把这个目标看作个人永久满足的源泉，因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庆幸自己确实无疑地享受着幸福生活，我把幸福放在长期和遥远的事物上，在追求这种事物上总是时时有进步，而这种事物又决不会完全得到，因而我的幸福也不会消失。这种想法在好几年中鼓励着我，在这几年里世界上发生的一般性改良，以及想到我和他人为改良世界所进行的斗争，使现实似乎充满了乐趣和生气。但是到1826年秋天，那样的时刻终于来到，我犹如从梦中醒来。我处于神经麻木状态，有如人人偶尔会碰到的那种情况，对娱乐和快乐的刺激不感兴趣;我的内心觉得，往日快乐的事情现在变为枯燥乏味或与我漠不相关;我想到，只有改信卫理公会的人被第一次“深信有罪”所折磨时，才经常产生和我现在一般的心境。在此种心情下我不禁自问：“假如生活中的所有目标完全实现，假如你所想望的全部制度和思想的改变就在这个时候完全实现，你会觉得非常快乐和幸福吗?”一种不可遏制的自我意识明确地回答“不”!至此，我的心下沉，我生活所寄托的整个基础崩溃。我全部幸福原是对这个目标的不断追求，现在这个目标已失去吸引人的力量，追求目标的手段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生活对我似乎是一片空虚。
起初，我希望乌云会自行消散，可是它并不如此。一夜安眠是驱散人生较小烦恼的灵丹妙药，但对它毫无效力，醒来之后重新意识到令人悲哀的现实。我与人相处时它跟着我，不论做什么事情时它跟着我，几乎任何东西都没有力量使我把它忘却，即使短短几分钟都不可能。有几个月时间乌云似乎越积越厚。科尔里奇《沮丧》里的几行诗句——那时我还未读过它——确切地描写出我的心绪：
一种没有剧疼的悲哀、空虚、幽暗和阴郁，
一种寂寥、沉闷和冷漠的悲戚，
在语言、叹息或眼泪里，
找不到自然的发泄或慰藉。
我向昔日爱读的书寻求安慰，那些记载历史上高贵和伟大人物的史书，过去我一直从那里吸取力量和生气，现在解决不了我的苦闷。现在我读这些书毫无感觉，或者虽有习惯性的感觉，但引不起兴趣。我相信我对人类的爱和为美德而对美德的爱，业已消磨殆尽。我把我的感受向人倾诉也得不到宽慰。倘若世上有一个人，我爱他程度之深，达到非把我的悲哀向他倾诉不可的程度，那末我也许不会再处于这种境地。我还感觉到，我的悲哀不是一种有意义的或值得尊敬的感情，丝毫不值得别人同情。如果我知道，何处可寻求忠告，这种忠告将是极为珍贵的。麦考白对医生说的一番话常常浮现在我的心头。但是我没有一丝希望向别人取得这种帮助。在任何具体困难中，父亲自然是我求助的对象，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决不愿求他帮助。我绝对相信，他不能理解我所遭受的这种精神痛苦，即使能够使他理解的话，他也不是使我摆脱痛苦的医生。我所受的教育都是他给的，这种教育方法决不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我认为没有必要使他想到他教育的失败，也许是无可挽救的失败，而且无论如何是他的力量所挽救不了的失败，因而增加他的痛苦。至于我的朋友，此时无论是谁，我都不抱希望，认为他们不会理解我的处境，只有我自己完全理解;我越是考虑这个问题，看来越是没有希望。
我的学习过程使我相信： 所有精神的和道德的感情和性质，不管是好是坏，都是与外界联想的结果;我们爱一种事物，恨另一种事物，我们对一种行为和意图感到喜悦，对另一种感到痛苦，是由于我们对那些事物有喜悦或痛苦的观念，是出于教育或经历的效果。由此我推论(这种推论是我父亲常说的，我自己也深信不疑)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建立最牢固的、可能的、有益事物的联想;把喜悦与所有有利于大多数人的事物联想起来，把痛苦与所有有害于大多数人的事物联想起来。这个道理似乎是颠扑不破的，但是回想起来，当时在我的心目中，我的老师们研究建立和保持此种有益联想的方法上是很肤浅的。他们似乎完全信任陈旧的大家知道的方法——赞美和责备，奖励和惩罚。现在我毫不怀疑，及早和不间断地使用这些方法，可能建立起剧烈的痛苦联想和喜悦联想，尤其是痛苦联想;可能产生历久不衰的愿望和嫌恶，一直保持到生命的终止。但是这样产生的联想肯定带有不自然的和偶然的性质。把痛苦和喜悦用这种强制的办法与事物联想起来，决不是自然的联想，所以我想，使这些联想历久不衰的关键，在于开始习惯运用分析能力以前，就使这些联想已经非常强烈和根深蒂固，达到实际上不可能消失的程度。因为现在我懂得，或者我认为我懂得，以前我经常以怀疑态度接受的道理——分析的习惯会磨灭人的感情;当其他心理习惯尚未养成，人的分析精神缺乏自然的补充与校正时，它确实会磨灭感情。我认为，分析的优越性能削弱和破坏由偏见产生的一切后果;它使我们能在心理上解开偶然纠缠在一起的各种见解;任何联想都无法最后抗拒这种分解的力量，这就是我们把分析看作获得自然界永久性关联的最清楚知识的理由;事物的真正联系不以我们的意志和感情为转移，根据自然法则，在许多情况下，一种事物实际上不能与他种事物相分离;这些法则(根据对它们的领悟和理解程度)使我们对万物的观念(它们在自然中经常联系在一起)在我们头脑中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分析的习惯就这样加强原因与结果、方法与目的的联想，但分析习惯又会削弱那些(用一句熟悉的话来说)仅仅是感情的东西。所以我想，分析的习惯对深谋远虑和洞察力来说是有利的，但对热情和德行来说却永久是根部的蛀虫;更重要的是，分析的习惯可怕地破坏由联想引起的所有希望和所有喜悦，也就是说，根据我所持的理论，除了纯粹物质上和感官上的希望与喜悦外，都被破坏殆尽;没有人比我更加坚信，单凭这些希望与喜悦完全不足以使生活圆满。这些是人性规律，在我看来，就是这个规律使我陷入目前状态。凡是我所仰慕的人都持有这样见解： 即同情他人的喜悦和为人做好事，特别是在较大程度上为人类做好事的感情是人生的目的，也是最大最可靠的幸福之源。对这个见解的正确性我深信不疑，但是，知道有一种如果我有了它就会幸福的感情，并不等于我就能得到这种感情。我以为，我所受的教育未能建立起具有足够力量以抵抗因分析带来的瓦解感情的影响，而我在培养知识的整个过程所造成过早发展和过早成熟的分析，已成为我思想上根深蒂固的习惯。我自己盘算，我的人生航程就这样在刚开始时就搁浅了，因为我驾驶的装备良好的船有舵无帆;对于我曾经努力争取的目的，现在已没有真正欲望。对于德行，对于普遍的善行，我没有兴趣，对其他事物也很淡漠。仁慈心的源泉似已完全干涸，我心里的虚荣和抱负的源泉也已枯竭。回忆起来，我在少年时代已经有过某些虚荣性的满足，在出人头地的希望尚未变为激情之前已经有过一些荣誉，觉得自己有点身份和地位;尽管我所得到的名誉地位是这样细微，但是它们还是来得太早了，像所有来得太快的喜悦一样，它使我对于名誉地位的追求感到厌倦和淡漠。这样不管是自私的喜悦还是非自私的喜悦，对我已不成为喜悦。似乎世界上已经没有足够力量重新开始形成我的性格，使我这颗陷于分析绝境的心灵重新与人类想望的任何事物建立起新的喜悦的联想。
(吴良健、吴衡康译)
【赏析】
《约翰·穆勒自传》序言的作者，英国政治学家拉斯基曾把这部自传誉为“19世纪文化史中的一流作品”，它是约翰·穆勒早年学习历程和精神发展的最好记录。但拉斯基也指出，穆勒的作品缺乏一种第一流文学著作所具有的永恒价值。另一位英国传记学者史蒂芬则不满地评说道：“穆勒的自传几乎完全缺乏文学上引人入胜的性质。”其实在自传开头，穆勒自己就作出说明，为什么把他平庸的一生写下来传给后世，主要是在教育和教育改良受到英国各界广泛关注的时候，他愿“记录下一些具有不寻常的和颇具特色的教育情况”。对于对此不感兴趣的读者，作者只能说，这些文字不是为他们而写的。因此，这本自传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是一个幼儿天才教育的记录，是穆勒知识和心灵成长的记录。
约翰 ·穆勒的父亲詹姆斯出生于苏格兰贫穷的乡村，凭借刻苦好学成为全国有名的学者和绅士。他非常相信教育的力量，对长子约翰亲自试行早期天才的培养，每天都要用相当一部分时间教育他的儿子。约翰从没有上过学，始终在家里自学，接受父亲的教导。3岁时，他就开始学习希腊文，阅读希罗多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著作。在学习上，他还形成一种习惯，每天早上陪父亲在草地散步，一边向父亲复述上一天读过的课文，父亲一有机会总是向他解释一些概念，过后再让他用自己的话重述那些概念的含义。父亲在每天散步时对他提出无数盘根究底的问题，启发他思考，然后父亲详细地进行解答，帮助他理解。这使他能自如地运用智力，分析错误论点中谬误的所在。
父亲科学的教育方法力图唤起约翰的智力活动，一切问题都要他自己去解决，凡是能自己思考得出的东西，父亲从不教他，在他碰到困难无法解决的时候，父亲才对他讲解。而当时大部分受学校训练的少年，只会把简单的事实和别人的意见接受下来，代替了自己思考。他们长大后常常只成为学舌的鹦鹉，搬弄学过的东西，只能走别人走过的老路，而不会运用自己的头脑。但是约翰接受的不是那种填鸭式的教育，父亲决不允许他的学习仅仅是记忆的训练，从小他就被培养了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
到14岁时，约翰正式受教育的功课已告完成。后来他读了边沁的《立法论》等著作，这为他阐明了人类社会应该具有怎样的思想和制度。他确定了内心的抱负，以改善人类生存的社会条件作为宏大的奋斗目标，从他年轻时，就要致力于传播对人类幸福至为重要的原则。约翰感谢父亲严厉的纪律造就了他，他接受了几乎没有人接受过的最严格和最富有雄心的教育。现代教育要求孩子们学习功课尽可能轻松和有趣，但约翰不相信仅仅以规劝和好话就能诱导学生们努力攻读枯燥乏味的功课，在他看来，英国新的教育制度正在培养一批人，他们将没有能力做他们不乐意做的事情，这将是现代教育最大的弊病。
在约翰的幼年时代，父亲尽最大的努力给予他几乎完全属于高等教育的知识，那些知识是别人在成年前很少能获得的。如果他后来在学业上有所成就，那完全应归功于父亲赐予的早期教育。与一般受过良好学校教育的年轻人相比，小约翰学到的知识要多得多，他在家里接受的教育不是与他年龄仿佛的年轻人普遍懂得的。不过这并没有让约翰感到骄傲，他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他能取得优异的成绩，只是因为命运赋予了他不寻常的优越条件，即有一位能教育他的父亲。
但是父亲的教育也有严重的缺陷。约翰被告诫不让和别的孩子打交道，以免受孩子们的坏影响。他在生活中没有同伴，娱乐也只是一些单独的平静的活动，他缺乏学童在集体活动中所学到的东西。而且长期以来，他对用手做的工作显得很笨拙，他的头脑也和手一样，对处理实际事务同样不灵活，对日常生活无所用心。父亲对他的教育只是把他训练成能知，而不适合把他训练成能行。
父亲教育最大的缺陷在于完全偏重智育，而欠缺情感的熏陶。约翰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变人们的思想，这种教育使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思想的工具，而忽略了人类心灵的重要方面，即情感。终于在1826年作者20岁时，他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他看不到为改变人们思想而进行改良世界的斗争的结果，理性主义和思想分析的习惯瓦解了感情，破坏了想象和喜悦，他的生活失去了奋斗的目标。在这种思想和感情状况下，他在音乐中寻找慰藉，又从华兹华斯的诗中得到喜悦的源泉。他认识到，当人类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越是改善，这些快乐的源泉就越丰富，社会的改良也就有了意义。从此，他把个人的内心修养当作人类幸福的首要条件之一，不再把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训练看作唯一的重要因素，感情的培养成为他以后伦理和哲学信念的重点，他逐渐形成了尊崇个人的自由主义观念。
当代学者尤金·奥古斯特在论穆勒的专著中把他称为“西方思想史上最后一位伟大的文艺复兴思想家，非凡地把所有知识作为他的研究领域”。正是穆勒从幼年起接受的独特教育，使他日后成为一位伟大的跨学科研究的智者。穆勒在1859年发表的《论自由》是世界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表达了穆勒的自由主义人权思想。穆勒认为充分的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不仅是自我的幸福所系，而且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该著作对西方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穆勒的这本《自传》，着重记录了他早年独特的学习方式、思想学说的形成过程、写作和社会活动的经历，也是穆勒个人品性与人格的记录。这本自传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和细腻描写的生活，而是专作知识方面的叙述，基本上是个人思想与周围人事的实录。但《自传》同时叙述了19世纪中叶英国的社会和政治历史以及时代的思想动向，对于研究穆勒生平、穆勒思想及当时英国社会状况，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周凌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