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见“富人,穷人”条)
内容概要 在午后的阳光下,一艘白色的游艇冲破地中海的波浪,缓缓地向前驶去。在船尾的栏杆前站着神情忧郁的富商鲁道夫,身旁是他的姐姐格丽卿。这个女人四十岁刚刚出头,颀长的身材,亭亭玉立,一头黑发在吹向海面的微风中轻轻飘拂,烘托出一张闪闪发亮的苍白脸庞。她现在已是著名的电影导演。姐弟俩呆呆地并立着,一句话也不说,甚至彼此都不看上一眼。他们是去给弟弟托马斯送葬的。托马斯从小混迹街头,寻衅打架,长大以后终于改邪归正,自食其力,后来为保护嫂子惨遭匪徒杀害。托马斯的儿子威斯利年方16.早已在家庭和社会的磨难中成熟了。他和父亲一样好斗,在学校里差不多和一半以上的学生打过架。他决心找到杀人凶手,为自己的父亲报仇。但他壮志未酬自己却先进了监狱。他在法国的一个酒吧间里和人打起架来,差一点用啤酒瓶把一个人打死,还动手打了警察。警察只好把他硬抓起来。威斯利躺在监狱里的一块光秃秃的木板上,心里反倒觉得有点宽慰,感到离自己的父亲更近了一些。他现在冷静下来了,思想上没有一点负担,什么也不顾虑。多亏别人把他从那个英国人身上拉开,但愿他没把那个狗杂种打死。“如果那个狗杂种没死,伯父总会把他从这里弄出去,这个腰缠万贯的小老头”。威斯利想到这里笑了,尽管一笑就感到疼痛。鲁道夫找到他在昂莱布的律师朋友,打通关节,他们告诉他,案情相当严重——一个啤酒瓶完全可以被解释为危险的凶器——这样一来,威斯利在几周之内是不会轻易开释的。幸运的是,那个英国人已经完全脱险,而且此人也不止 一次触犯过当地的法律,于是,警方从怜悯的角度出发,考虑到威斯利的年龄和最近的遭遇,仅限他在一周内离开法国。这样,威斯利又回到纽约,由于不到继承年龄而身无分文,只得靠打工度日,可是仍不忘替父报仇。他靠在《时代》周刊工作的一位姑娘艾丽斯的帮助,遍访了父亲旧日的朋友,情人和敌人,对父亲有了更完整的认识。父亲一贯刚毅正真的品质更坚定了他报仇的决心。于是,他断然拒绝了鲁道夫要他进航海学校的建议,也放弃了当电影明星发财致富的机会。在这之前,他曾临时在格丽卿导演的片子里任一个角色,居然十分成功。鲁道夫家庭从来没有人有过这种天才,虽说格丽卿在舞台上干过几天,可也没有什么成就。大家看了样片上威斯利的表演,觉得非常惊奇。他身上具有的不只是一种特殊的才能,而是各方面的才能。在美国有一点是特别明显的,一个人从哪里启航,到哪个港口靠岸,不是靠地图安排。不管在哪里都没有可靠的家系图,干任何事情都得倚仗自己。后来,威斯利又来到法国,并设法打听到了杀害父亲的凶手是南斯拉夫人乔诺斯。他在策划行动时碰到了表兄比利。比利是格丽卿的儿子,从小就玩世不恭,胸无大志,最终因道德问题被学校开除。比利被迫应征入伍,在布鲁塞尔北约部队的美军总部服役。他在那儿爱上了一个德国姑娘莫妮卡,没想到,莫妮卡是恐怖组织的成员。本来对生活就毫无热情的比利这时认为从事恐怖活动或许可以表现自己的价值,使个人在整个卑鄙下流、残酷无情的社会机器中,已不再是一颗无足轻重,随时可以替换的齿轮了。他毫不迟疑地投入了恐怖组织。但当莫妮卡指示他去放映他母亲导演的影片的电影院安放炸弹时,他退却了,他不忍伤害那些无辜的生命,遂去警察局报了案。结果,恐怖组织找上了他,在他驾驶的小汽车里放置了定时炸弹,差点把他炸死。由于比利和威斯利经常生活在一起,他逐渐为威斯利坚韧不拔的复仇精神所感动,他决心帮助威斯利,并把他以前偷藏的一把无声手枪借给威斯利。威斯利经过周密策划,作好了报仇的一切准备。然而,比利在最后一刻越想越不妙。偷偷打电话把他们的计划告诉了鲁道夫。鲁道夫深知问题严重,担心威斯利贸然行事,酿成无法挽回的大错。他火速赶到法国,找到那位律师朋友,不惜重金,要他雇佣一个杀手在威斯利动手之前,就干掉那个南斯拉夫人。过去,鲁道夫曾经在各种各样的交易上握手成交,事成之后总要庆贺一番。这一次握手成交,以后可没有庆贺的必要。几天后,报上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昨天夜间,维克斯港的码头上发现男尸一具,经警方验证,系南斯拉夫人乔诺斯·丹诺维克,他的头部被人击中二枪。”警方认为这又是一次仇杀事件。
作品鉴赏 《乞丐·窃贼》 虽然是《富人·穷人》的续集,自身却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故事。它以鲁道夫家第三代在生长过程中的种种遭遇,生动形象地反映出70年代美国社会危机的加深和青年人徬徨,迷惘的不安心情。如果说作者在《富人·穷人》 中还以肯定的态度描写了第二代人的追求,那么在《乞丐·窃贼》中则完全对他们的后辈失去了信心。这是更为痛苦的一代,他们一方面厌恶上一辈的放荡和虚伪,一方面又不得不仰仗自己老子的金钱,因而始终陷入一种异己的矛盾中。这些人的典型代表就是格丽卿的儿子比利。他对社会有自己的看法,但又无法解释这个社会。他感到世上的一切都与自己格格不入,对自我的稳定性,可靠性和自身的价值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在舅舅鲁道夫的帮助下,他被学校开除后,又投身军队,借此逃避对社会的责任,不料,却在一场荒唐的“恋爱”中卷进了西欧的一个恐怖组织。他并不相信那些幼稚可笑的“革命”口号,但为了创造与众不同的“自我价值”,还是积极地参与了恐怖活动,后来,自己则差点被恐怖分子炸死。比利所走的道路是60年代许多美国青年都走过的一条消极道路,这里,显然作者对他是持否定态度的。在个人与自我日益异化,罪恶与死亡交替出现的今天,作者满怀激情,不惜笔墨重点塑造的则是另一种人的形象,即小说中真正的主人公威斯利。威斯利从小生活在贫困中,恶劣的环境造就了他桀骜不驯的性格。在那金钱至上的社会里,他既不被强权所辱,又不为铜臭所污,无疑是个出污泥而不染的典范,浑身散发出一股清新、健康的气息。尽管鲁道夫千方百计地向他灌输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并为之安排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发财致富道路,但被他一口回绝。无论面临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他为父报仇的决心都不曾动摇。可以说,作者是把威斯利当成真正的美国精神的化身来加以表现的。可悲的是,正像威斯利的父亲当初不得不靠他的富亲戚过安定的日子一样,威斯利本人在复仇过程中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依靠他有钱的伯父。鲁道夫就如高悬在他头上的太阳,甩也甩不掉,离也离不开。要是没有鲁道夫出面用钱打通关节,他或许要在法国监狱里度过一半年华。尤其发人深醒的是在小说的结尾,当威斯利费尽心机,历尽艰辛总算找到杀害父亲的凶手,准备拼出性命完成自己的“英雄业绩”时,鲁道夫却轻而易举地用金钱买到杀手,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凶手除掉了。虽“九死而犹未悔”的威斯利再一次受到现实的嘲弄。这实际上等于宣告欧文·肖所赞赏的那种正直刚毅,永不衰退的美国精神的破产,同时点明了作品的主题。支配资本主义世界的,只是资本家的财富。金钱犹如一张无形的大网,时时刻刻绊住穷人的手脚,所以正直人不得不象乞丐那样靠富人的施舍过活,而富人总像窃贼一样,卑劣地偷走了穷人的权力,意志和精神。这就是所谓“富裕社会”发生全面异化和精神危机的根源。在这样的社会中生长的青年一代,生活上受到诱惑,心灵上受到腐蚀,眼看着长辈的丑恶放荡,耳听着长辈的道德说教,又怎么能不否定一切传统的价值标准?无可奈何之余,作者借威斯利的内心独白喊出了自己的心声:“我父亲不应该只烧掉一只十字架,他应该放把火,把这整个该死的地方统统烧掉!”在艺术风格上,欧文·肖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象狄更斯那样地创造了形形色色令人难忘的众多人物,又象狄更斯那样完美地处理情节。不管是在散发着臭气的纽约的下等旅馆,还是在风景宜人的法国海滨,欧文·肖的故事在时间和地点上安排得都是有着有落,妥妥实实。在刻画人物时,他又随时间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使人物的思想和行动紧密相联。当然,小说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欧文·肖显然对美国早期的勤奋、忠诚等价值观念深怀眷恋,硬把它们塑造到鲁道夫等人的性格里,给人一种勉强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