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我听得一位长者说,曾经为历代诗人所反复吟咏的杜鹃,有着一个怪脾气: 在平常日子里,它们喜爱单个儿活动,彼此的距离,大概以互相听不到对方的叫声为限;否则,它们便会打起来,直至战败者狼狈逃开为止。
我十分钦佩这位长者观察事物的精细。杜鹃鸟的叫声这事,使我开了点窍。我觉得,它对于我们看问题,做事情,都很有启发。杜鹃不喜欢听到同伴的啼啭,彼此保持着一定的空间的距离,这是禽类生活中一件有趣味的客观存在。除非有那么一天,杜鹃的习性变了,否则这局面还得继续下去,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一来,就引起我的许多联想。
我想起了村落的分布。熟悉农村生活的人都知道,村庄的分布是有不少学问的。过去有所谓“五里一村”的说法,当然是指其大概而言,究竟隔多远有一个村落,还得具体地依据时间、地点和条件而定。村庄的分布,一般说来,是自然形成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看村子周围的、人能够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例如有多少土地,多少山林等; “民以食为天”,要建立村庄,先得解决吃饭问题。同时,为了利于生产,免得跑老远的路,许多地方的村子一般都比较小,在偏僻的山区,三家村,甚至单家独屋的,也很不少。至今还沿用下来的“自然村”的称谓,正好说明村落分布的这种自然形成的特点。当然,村庄的座落,方向,在旧社会里,还受到了风水先生的影响。但有些村庄座落在半山腰,人们挑水要走一段崎岖的小径来到山下的水涧,然后再拾级而上,这种麻烦与其说是由冥冥之中的“风水”所造成,倒不如说是人们的生活经验的结果; 因为说不定哪一代的祖先曾经吃过这种亏,当时他们为了取水方便,就在山沟底下搭起房屋,而雨季的山洪一来,什么都给冲跑了。对于村落分布的情形,要是站在高处,可以看得很清楚,它们的高低,远近,大小,都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至于坐在飞机上,就更加一目了然了。当你看见那象白练般的河流,那绵延起伏的山脉,而大大小小的村庄,星罗棋布地散落在各个不同的所在,心里不禁低低地喊出一个“妙”字。要是有人不考虑村落分布的这种自然形成的原因,硬要把许许多多的村子并在一起,这就象硬要两只杜鹃在一株树上唱歌一样,实际上办不到。
由村庄的分布,我又想到人的生活。长久以来,人的生活也有其一套自然形成的习惯的。以做买卖来说,在分散的农村里,依据村子的大小、疏密,在一个地区有多少墟镇,多少店铺,多少商贩,都是有个定数的。所谓 “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 (龚自珍:《平均篇》),就正好说明,在过去,一个地方有没有生意人,有多大的生意人,也是随具体条件而定的。如果在一个村子里,人民生活本来需要有一家杂货铺,需要有一个游街串巷的货郎担,而有人却不问这种情况,把店铺和货郎担都取消掉,或者设得过多,都是不符合客观需要的; 不是使人感到不便,就是浪费人力物力。商业网的分布是如此,就以阉鸡师傅、牵猪郎的多少来说,也是如此。一个阉鸡师傅管几个村,一口公猪足够为几户母猪户的母猪配种,在正常情况下,也都有个定数。甚至旧社会的巫婆,也不是每个村都能产生这号 “人物” 的,因为巫婆的生意在正常情况下也有个定数,人一多了,有的就会找不到赚钱的对象,就要饿肚子。
推而广之,人们的耕作技术的发展,城市的形成过程,一个地区的生产方针等等,也无不如此。插秧的密度多密,不是凭空来的; 我们只能参照老祖宗的经验,再考虑今天耕作条件的变化,定出合理的密度,而不能任意为之。上海市只能出现在长江三角洲,而不可能在巴颜喀喇山麓,广州市所以能够成为华南最大的城市,也不是偶然的; 地处西江的肇庆,或者东江的老隆,都不可能具有广州的规模。
所有这些,与前述杜鹃的叫声,都属同一道理。想问题,做工作,多考虑一下这点,一定大有好处; 这就是所谓尊重实际,从而也就可以避免主观随意性。
杜鹃的啼声,自来拟为 “不如归去”,充满着哀怨,甚至有“子规啼血”的说法。其实这不过是由人的感情所引发出来,是人把杜鹃人格化了。这些,与本文概不相关。相信也不致有人会从“不如归去”的杜鹃鸣声中,认为本文是主张踏步不前,甚至只向后看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来说,从来都是朝前看,高瞻远瞩的;而为了要实现我们的革命目标,就要有充沛的革命热情和干劲,敢于创造。这是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根本特点。但是,这并不是说,一个人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我们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要将两者结合起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我们鼓足干劲从事各项革命工作的时候,详细摸清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既考虑需要,又考虑可能,有时甚至多观察一下以往已走过的道路,并没有什么坏处; 相反可以增长见识,吸取教训,最大限度地掌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保证革命事业的成功。
(1962年2月)
赏析 《杜鹃的叫声》一文在取材上有独到之处。一篇杂文有的只举一个事例,有的则举多个事例,这篇杂文属于后一种。它的主题是反对蛮干、瞎指挥,提倡实事求是。但作者从杜鹃的叫声谈起,又讲了村落的分布和城市的兴衰等等,最后才点到主题上,水到渠成,令人信服。
这篇文章的取材,天南地北,看似随意而谈,实际上这些事例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杂文的取材,贵在新颖,贴切,有说服力。如说杜鹃不在一棵树上对唱,不喜欢听到同伴的啼啭,彼此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现象就是少为人知的,而且是有趣的。另如讲阉鸡师傅和牵猪郎的分布,一头公猪可以给多少母猪配种,也很有意思。讲到山区村庄为什么建在半山腰,而不建在山下,这绝不是风水先生瞎想出来的,而是为避免山洪灾害才这样做的。一篇短文,从古说到今,从自然说到社会,如果组织不好,是很容易显出杂乱的。作者惨淡经营,欲擒先纵,使如此广博的内容,统统纳入一个主旨之内,显示了结构文章的高超技巧。
《杜鹃的叫声》是一篇带有批判色彩的杂文,但全篇没有一点教训人的语调,没有吓人的字眼; 而是用人人都懂得的事例,从多方面说明一个道理,即办事要尊重实际,不要违背客观规律。作者虽处于领导岗位,但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出现,说东道西,娓娓而谈,在不知不觉中,使读者受到启迪,增长知识; 也劝那“硬要把许许多多的村子并在一起”的人,“把店铺和货郎担都取消掉”的人,接受历史的教训,不要再干这可笑又可悲的傻事了。此文文风的特点是淡雅自然,谈天说地,富有理趣,虽是60年代的作品,今天读来,仍然使人觉得意味深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