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里,学术文化是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的。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时间,读得起书,才有钱,抄或买得起书,和请得起老师,付得出束脩。
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的穷苦人,这样也没有,那样也没有,读不起书,更谈不到掌握学术文化。
这是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的一种表现,教育被垄断,绝大多数人民被排除在学术文化领域之外,是普遍的基本的现象。说是普遍的基本的现象,也还是有不少的例外。
历史上有不少穷困的农民、穷人,发愤图强,克服困难,顽强学习,成为着名的学者。例子很多,现在只举列入儒林传的一些人,顺便指出,正史里名列儒林传的大体是后一时代认为在某一学术领域有成就、有贡献的学者。
后汉桓荣年轻时和哥哥元卿在田里做活,一到休息时候,桓荣便打开书本,朗诵起来。哥哥笑他,白费气力讨苦吃,中什么用? 后来桓荣成为学者,哥哥才叹口气说,象我们这样的农民,哪能知道念书有这样好处呢! 另 一学者 儿宽,从名儒孔安国受业,也是家里穷,只好为人佣作,带经而锄,上学以后,给同学做杂事维持生活。虞溥江表传记张綋居贫,躬耕稼,带经而锄,孜孜汲汲,夜以继日,至于弱冠,无不穷览。晋徐苗白天耕种,晚上念书。梁沈峻家世农夫,他发愤好学,白天黑夜,努力钻研,到困极时便拿棍子打自己,后来博通五经,尤长于三礼。孔子祛耕耘樵采时,还带着书念,一到农闲,越发努力,成为古文尚书学者。北齐李铉春夏务农,冬闲入学,成为当代经师。
也有的是看猪,放羊,放牛的苦孩子,经过刻苦努力,成为学者的。例如后汉的承宫,七岁时替人放猪,同村春秋学者徐子盛正在讲学,承宫每次经过,在门下偷听。主人发见了,要打承宫,徐子盛的学生出来阻止,承宫就此留在徐家,替学生们砍柴做杂活,一面学习,终于有了成就。晋朝王育替人佣工牧羊豕,住的地方靠近学堂,他便趁空捡些柴火,卖了钱请人抄书,晚上用蒲叶学写字,终于博通经史。前燕张悕也靠牧牛过活,他和王育一样,捡柴请人抄书,在树叶上写字,成为学者的。
他们解决生活和学习的矛盾的方法,是边劳动,边学习。没有书,便自己抄,如梁朝袁峻家里穷,买不起书,便向人借书,自己抄写,每天抄五十张纸,不抄完不休息。任考恭向人借了书,每读一遍,讽诵略无所遗。《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舌战群儒,对手之一的阚泽,是替人抄书出身的,他抄了一遍,便记得了。
上面所举的只是极少数的几个例子。由此看来,在历史上,尽管封建地主阶级包办了学术文化,但是学术文化却不尽出于封建地主阶级,穷苦农民和牧猪放羊的只要有坚定的决心,持久的毅力,不懈的学习,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攀登当时学术的高峰的。当然,这些人在成为学者以后,或者有了田地,或者做了官,阶级成分变了,那是另一回事。
克服困难,勤奋学习,这是我们祖先的优良传统,是值得发扬的。
业余学习之风,古已有之。不同的是古人只能凭个人的努力,而今天呢,有各种各样业余学习的机会,党和政府为愿意学习的人们准备了一切条件,看看我们先人的榜样,不是值得我们思之重思之吗?
(1961年第19期《前线》)
赏析 吴晗同志写了许多介绍古人读书治学、作事做人以及有关生活知识经验的杂文。他继承和发扬了我国文学史上笔记小品的传统,杂文写得新鲜活泼,别开生面,深受读者的欢迎。《古人的业余学习》就是这样一篇脍炙人口的杂文。它运用史实和典故,写得饶有趣味,使人十分爱读。
依靠业余自学成才的人,古今中外,不乏其人。作者对我国历史有精深的研究和广博的知识,他历举我国古人在业余发愤学习的事例,从后汉的桓荣、儿宽,一直谈到三国的阚泽,无一不使人深受感染。作者随手拈来,信手写去,运用自如,丝毫没有给人材料堆砌、现象罗列之感。在这一个个生动的事例中,读者很自然地接受了作家在文中所表达的宗旨: “克服困难,勤奋学习,这是我们祖先的优良传统,是值得发扬的。”
有人说,杂文是要受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所制约的。我们读了《古人的业余学习》却感到这种观点未必尽然。很明显的,吴晗同志的杂文虽然是谈古,但与今天的现实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在四化建设的今天,克服困难,发愤学习,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青春才华,仍然是十分必须的。
吴晗的杂文通俗易懂,语言简炼明快,它重叙述而不重词采。我们读他的杂文,犹如听一位知识丰富的历史家讲那娓娓动人的故事,不会感到枯燥和厌烦。这是大家喜欢他的杂文的原因。
读吴晗的杂文,除了思想上受到启迪、艺术上得到熏陶外,还能获得各种知识。他的杂文可以说是“知识性杂文”的代表和典范,在我国现代杂文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