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说: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 ‘汉族发祥时代’ ‘汉族发达时代’ ‘汉族中兴时代’ 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 ‘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
是的。从前人不是说过吗? “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这便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的人对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的人的一种向往。大多数的中国人,以前做一姓一家的奴隶,近百年来,又因为 “中国是各国的殖民地,要做十多个主人的奴隶”,奴隶做得太久了,便不自觉地从奴隶生活中寻出 “美” 来,赞叹,抚摩,陶醉,一旦“主子”垮台,欲求做奴隶而不得,对于过去的奴隶生活便不胜其追念,甚至于连做一匹狗都甘心的,只要天下太平。
而况“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同是奴隶,还有舆、台、隶、仆等的分别,如果在奴隶阶层里能够爬得高一点,可以仗 “主子” 的威势来欺压比他更低一层的奴隶的,自然更值得骄傲了。还有一种平时受 “主子” 豢养的奴隶,是全靠有“奴隶” 的身分才能生活的,我们浙江萧(山)绍(兴)一带有所谓“堕民”者,一向是比“平民”更低一级的,自“五族共和”以来,曾由政府明令解放,然而堕民们大不高兴,原因是怕失去了“低级奴隶”的地位,岁时令节,便不好意思再向主人讨赏赐。
总之,“奴隶”这个名词,虽然字面上看来不大冠冕,然而只要生活过得下去,尤其是在奴隶阶层里爬得高一点,永远不会感觉到耻辱、不平而意图挣脱的。
二
然而,终于有人在不平,在叫喊了。三十年前,许多革命志士大声疾呼,要挣脱满洲人所加于我们的镣铐,而康有为却主张保皇立宪,于是章炳麟斥之曰: “饰为喑聋,甘与同壤,受其豢养,供其驱使,宁使汉族无自立之日,而必为满洲谋其帝王万世祈天永命之计,何长素之无人心一至于是也。”
康有为为什么不赞成革命,甘心做清皇朝的奴隶呢?理由很简单,如果立宪成功,康氏自己的地位,是所谓“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样的高等奴隶,又何乐而不为呢?只可惜大多数的奴隶们已经起来反抗,清皇朝终被推翻,康有为也只好默默地带着他的宝贵的奴隶标识——辫子,而长眠地下了。
只是我们身上的镣铐不止一副,挣脱了满洲人所给我们戴的那一副,却还有帝国主义者给我们戴的。所以孙中山先生临终时告诉他的同志们说: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而鲁迅先生也告诉青年们说: “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青年的责任。”
所谓“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很明白就是没有“奴” “主”之分的时代,而我们也的确正在努力创造——“抗战建国”便是。
三
只是中国人奴隶做得太久了,所以要挣脱奴隶镣铐还有办法,而要拔去奴隶思想却很困难。据说现在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奴隶思想似乎也确有两种,一是封建的,一是殖民地的。譬如康有为一定要尊 “载湉小丑” 为 “圣上” ,那便是封建的奴隶思想。还有一种殖民地的奴隶思想,就是只看见主子的伟大,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只想倚靠他人,占一点儿小便宜,他们根本不要革命,只要能够维持现状,做稳奴隶就成了。
要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须要根本拔去奴隶思想。否则无论是留学生也好,名教授也好,甚至被尊称过“革命的外交家”者也好,尽管你表面上如何高等,如何华贵,一旦褫其华衮,露出本相,也不过是奴隶罢了。
1940年10月
(1985年三联书店版《宋云彬杂文集》)
赏析 鲁迅先生1925年写过一篇文章《灯下漫笔》,文中曾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 ‘人’ 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文章把中国历史概括为两个时代: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并号召青年们勇敢站出来,“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不难看出,本文的立意和基本结构框架都本于鲁迅的这篇文章。但40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毕竟与20年代有很大不同。在40年代,封建压迫依旧,而民族矛盾则公开激化了。因而本文的这种阐释和解读,也就有了新的时代内涵。
首先,文章在继承鲁迅关于中国的历史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论断的同时,着重突出了近百年来中国日渐殖民地化这一特征,尤其是中国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一现实。“我们身上的镣铐不止一副,挣脱了满洲人所给我们戴的那一副,却还有帝国主义者给我们戴的。”基于这一点,作者把鲁迅所说的“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阐释为没有“奴”、“主”之分的时代,并具体化为“抗战建国”这一历史任务,即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
文章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国人的双重奴隶身分,盘结于中国人身上的奴隶思想也就有两重: 封建的奴隶思想和殖民地的奴隶思想。当然,作者并没有把所有中国人等同看待,而是突出表现了对“奴隶阶层里爬得高一点”的“高等奴隶”的切齿痛恨。文章突出批判了企图“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康有为式的人物和一些奴化的教授名流。他们是殖民地奴隶思想的集中体现者,幻想依赖洋主子,而对人民的力量则视而不见。
尤为可贵的是,作者也象鲁迅那样深刻意识到,由于压迫的深重久远,中国人奴隶思想的根深蒂固,不仅意识不到自己的奴隶地位,居然还能在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作者慨然叹道: “只是中国人奴隶做得太久了,所以要挣脱奴隶镣铐还有办法,而要拔去奴隶思想却很困难。”这种奴隶思想对于抗战建国事业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文章尖锐指出: “要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须要根本拔去奴隶思想。”
现在距鲁迅写《灯下漫笔》时已有60余年,距作者写作本文时也有近50年了。他们所期待的“第三样时代”,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已经出现。中国人早已摆脱了奴隶镣铐,然而他们所深恶痛绝的奴隶思想,无论其为封建的还是洋化的,却远不能说已经脱净,仍有去拔之必要。这也就是我们学习这篇文章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