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器械是食品夹。有的食品夹是铁的,象钳子;有的食品夹是竹的,拿一条有弹性的竹片弯转来,就可以用它夹东西。我在上海念书的时候,轮到帮厨,就是用这后一种食品夹,把馒头一个个递给同学。炊事员们也用的是它。我从来没见过有谁用手抓食品给别人,一次也没有见。如果见了,当时我也许会吃惊得眼珠子跳出来。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在华东师大。
时光荏苒。很快,我就能够拿到高原的一级浮动工资了。这二十来年,我从牧区到省会,吃食堂,算是跟食品夹彻底告了别。在羊肉“手抓”的故乡,哪用得着这劳什子?一切都可以动手而抓之。你看炊事员那两只手,多管用: 大馒头一手能抓三四个,两手一掐一大堆! 它还要时时把饭菜票从台面上摸起,摩挲着一张张点清,还一会儿抓勺,一会儿抬笼……真是无所不为,无所不能。
旧的积习是极难去掉的。倘若没有过去的那一段经历,不识食品夹为何物,那么我早就会欣欣然接受这抓给我的食物的。但直到如今,我却仍然缺乏这种新的涵养,每每要产生些许抗拒的心理。面对那沾汤带水,有几个深深指印的白面 “窝窝头”,我总不免要皱皱眉。别人是怎样想的呢? 看看那些比我体面得多的头头脑脑,瞧瞧那些比我洁净十倍的女士学子,不都在乖乖地逆来顺受么? 我于是忍气吞声,完全失去抗言一争的勇气了。
然而有一天,食堂突然发生了大变化: 炊事员一律穿起崭新的白制服,破天荒拿起了食品夹——是那种铁制品,镀了金,食品夹中的高档货。怎么会这样的呢? 莫非是在此就餐的洋人发了脾气?抑或是某位头头要励精图治? 我很是纳闷。但谜底不久就揭开了。报纸上发了一则消息,说是食堂卫生检查团去各单位巡视,发现不少食堂卫生很差,被点名的几个食堂也有我们单位。我真是幸灾乐祸,认为早该有这么一下子。同时也为食品夹姗姗来迟的光临兴奋了好几日。这时候某家大报正在开展集餐与分餐的讨论,分餐的主张显然占了上风。我想,这在我们“手抓”王国的臣民看来,未免有点滑稽,但我们毕竟也在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同许多遗憾的变革一样,食堂里的这种新气象也没能新多久。过了一些天,食品夹成了摆设,偶尔才肯用一用。又过了一些天,连食品夹的影子也不见了。检查团已经来过,严肃的批评已经公之于众,使命完成了,不会马上再来找麻烦。改革的年代,大家都注目于兴利除弊的宏图大计,谁个肯在这一类的鸡毛蒜皮上费计较?一切如旧,人们甚至比过去更加习惯于这种旧秩序。据闻,有一位不识时务者居然还要求使用食品夹,结果,被要求者用惊奇的眼光看着他,好象他是外星来的怪物,弄得他倒不好意思起来。
在这样的旧观中,有趣的是,近来饭厅里又添了一景:《食品法》图解贴得满墙都是。那上边这样写着: “销售直接入口食品时,必须使用售货工具。”但大家似乎都成了盲人,不去看也不去想它。我倒是看了想了的,这想法是:《食品法》也算“法”么?算“法”又有什么用?
(1987年12月27日《青海日报》)
赏析 杂文每以篇短意深取胜,因此也就很讲究写法上的以小见大,所谓“从一粒砂,看大千世界”。作者深谙此道,他的《食品夹》用的就是以小喻大、小中见大的构思方法。
食品夹,是最简单的器械;用食品夹夹食品,是最普通的生活小事。作者正是从这里下笔的。文章从自己在上海华东师大念书时,炊事员和帮厨的同学都是用食品夹夹馒头,讲到地处高原的牧区乃至省会,都“跟食品夹彻底告了别”,“一切都可以动手而抓之”,时间跨度是二十余年。食品夹的被废弃,也曾令作者“每每要产生些许抗拒的心理”,然而当看到那些比他体面得多的头头脑脑和比他洁净十倍的女士学子都在逆来顺受时,他也就忍气吞声,“完全失去抗言一争的勇气了”。即使是卫生检查团的检查和《食品法》的颁布,也只能起作用于一时,并没有什么威慑人心的法力,热闹一阵之后,一切很快就又恢复了旧观。作者所写,就是这人人可见却又习焉不察的普通生活小事。
然而,作者又未止于食品卫生上,而是“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通过普通生活小事窥视全局,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中发现矛盾,将立意放在反映重大的社会主题上。这一方面表现在于叙述的同时,作者已将“旧的积习是极难去掉的”警策之论,将对“许多遗憾的改革”的扼腕之叹恰到好处地穿插其间,使血肉之躯有了灵魂;另一方面,也表现在透过作者的叙述和议论,顺着作者如缕的思绪,每个读者都会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社会阅历,想得更多,想得更远。尤其令读者感奋的,是作为文章结尾的两句: “我仍然不能忘情于食品夹。什么时候才能不想念食品夹呢?”是的,面对包括自己在内的相当多的人——他们对一切都无动于衷、无可无不可,作者痛感国民守旧意识的根深蒂固,痛感法制观念的异常淡薄,痛感改革的极度艰难。
这篇杂文,无处不谈食品夹,而又无处不见思想的闪光,表现了作者洞察世界烛照幽微的本领。而善于从细微处下手向生活深层开掘,以揭示其底蕴,从而做到所言者小,所见者大,正是这篇杂文耐读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