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这个东西,我们的先哲并不讳言它。有云: “三代以下,未有不好名者。”话说得绝对一些。但一个人受到称赞、宣扬,心里高兴,也是常情。只是切切不宜夸大,尤忌自吹自诩。一过头,便有虚假感,产生嘲讽意味。
讲究分寸,我国有这个传统。“幼有微名” 、“名闻乡里” 、“名声渐著”,以至“名重一时”、“名标青史”,其义各自不同,不可互相取代。有区别才有政策。因名气大小给以不同的礼遇、安排,不搞“一勺烩”,也是正常现象。提到科学的角度来论名的高下,则是近年来的事。“知名度”三字,在有些地方、有些场合,已成口头禅。这个词当是由国外引进的吧。
“名” 既有 “度”,理宜力求准确。上引古人诸提法,便是在不同 “层次”上体现了一个人的知名程度。现在,如果形之于正式文字,也是要经反复推敲,力求允当; 对死人当然总是宽厚一点。但量人的知名度总不可能象量体温那样毫厘不爽,况且这个“元素”也过于活跃。今天七十度,过几天水银柱会猛落,直到冰点以下,很难把握。
有人也和“三代以下” 那些人一样,很好这个名。自然很难就说他不对。但过于计较,且千方百计人为地提高度数,便不足为训。开个什么会,对主席团成员之位过分热衷,如未安排,便怫然不悦; 水银灯大亮,电视摄影机正在扫描,立即趋身而上; 会后合影,逡巡再三,总要挨到二排上都已就位,才凑在首长、专家之旁; 以至为区区奖励,竟不惜奔逐于诸“权要” 之门。凡此种种,看来好笑,想到在为提高知名度惨淡经营,又觉其情可悯。
这个知名度应是一个人的社会实践——政绩、作品、成果在群众心目中的反映。不论以德名,以才名,以文名,都会有一个公允的评价,恰如其分的“度”。“人人心里有杆秤”。没人能恩赐,也无法自己定。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作为一个皇帝,知名度相当高。这总是因为他做了一些顺应形势的事,也有一些不得人心的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缘故。说书艺人也帮了忙,《乾隆下江南》,一时几乎家喻户晓。他喜欢做诗。有人统计,他的作品有几万首,远远超过多产的陆游。他六次南巡,每到一处必留诗若干。但他的诗作实在平庸。一则皇气太重,总有五色祥云缭绕其间,面目可憎;二则形成套套,很少出新意,大抵是“圣德”之类的自诩;三则有的着实不通,不知所云。而几万首诗怎样写出来,也令人费解,不能不怀疑有人捉刀代笔。这些人既要模拟王气,不免忸怩做态,自然难出好诗。所以数量堪称天下第一,且又有不少“臣”去歌颂他的“御制”,但终无一首可传,还不如唐玄宗李隆基,好歹有一两首留下来。所以做为诗人的乾隆,知名度就低到近于零。
“知名度”大,不可盲目自喜,还是要掂掂分量,看看内容。所以过于名不符实的“度”,也需要来一个压缩膨胀空气。否则度数高,就易膨胀,甚至爆炸。
(1987年8月11日《人民日报》)
赏析 古语说,名不正,言不顺。作者在这篇文章里通过辩证思维的方法和正反两面的论证给“知名度”下了定义。一开始先为好名者正名,“三代以下,未有不好名者。”一个人受到表扬、称赞,心里高兴也属常情。但作者又指出自我夸大,自吹自诩就有虚假感,产生嘲讽意味。接着,在第二层意思里指出名既有度,本应力求准确,但现实社会中却不尽然,今天七十度,明天就会到冰点以下。这就讽刺了一些人争名逐利的思想和“名”在社会上的泛滥现象。作者对社会中这些“好名”现象持辩证态度。他认为“好名”本身不能说不对,但过于计较和千方百计地提高度数就不足为训了。对于那些对主席台位置过分热衷和整天不干实事围着摄像机转,为出名趋附权贵的人,作者给以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嘲笑。文章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指出知名度应是一个人的社会实践——政绩、作品、成果在群众心目中的反映。“名”是干出来的,而不是别人恩赐或自己封定的。纵观这篇杂文,作者运用了大量的转折联词。这些联词恰到好处地把一层层的辩证思维和正反论证联接为一个有机整体,使作者的观点、思想能建立在一个可靠、坚实的基础上。
巧妙地用典也给文章增色不少。例如用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六次南巡留诗万首,终因平庸、造作、无实际内容而无一首留传下来的典故,说明无论谁要想出名就得干实事、得人心,否则只会贻笑大方。这不仅是对古人的讽刺,也是对现世那些千方百计提高知名度的人的告诫。巧妙地用典,不仅能借古喻今、以古讽今,还能形象地印证作者的观点和思想,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正是这篇杂文写作的一个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