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统计过我们这号称抗战大后方的神经中枢之一的昆明，平均一个月有几次画展，反正最近一个星期里就有两次。重庆更不用说，恐怕每日都在画展中，据前不久从那里来的一个官说，那边画展热烈的情形，真令人咋舌(不用讲，无论那处，只要是画展，必是国画)。这现象其实由来已久，在我们的记忆中，抗战与风雅似乎始终是不可分离的，而抗战愈久，雅兴愈高，更是鲜明的事实。
一个深夜，在大西门外的道上，和一位盟国军官狭路相逢，于是攀谈起来了。他问我这战争几时能完，我说：“这还得问你。”
“好罢!”他爽快的答道，“战争几时开始，便几时完结。”事后我才明白他的意思是说，只要他们真正开始反攻，日本是不值一击的。一个美国人，他当然有资格夸下这海口。但是我，一个中国人，尤其当着一个美国人面前，谈起战争，怎么能不心虚呢?我当时误会了他的意思，但我是爱说实话的。反正人家不是傻子，咱们的底细，人家心里早已是雪亮的，与其欲盖弥彰，倒不如自己先认了，所以我的答话是“战争几时开始?你们不是早已开始了吗?没开始的只是我们”。
对了，你敢说我们是在打仗吗?就眼前的事例说，一面是被吸完血的××编成“行尸”的行列，前仆后继的倒毙在街心，一面是“琳琅满目”“盛况空前”的画展，你能说这不是一面在“奸污”战争，一面在逃避战争吗?如果是真实而纯洁的战争，就不怕被正视，不，我们还要用钟爱的心情端详它，抚摩它，用骄傲的嗓音讴歌它。唯其战争是因被“奸污”而变成一个腐烂的，臭恶的现实，所以你就不能不闭上眼睛，掩着鼻子，赶紧逃过，逃得愈远愈好，逃到“云烟满纸”的林泉丘壑里，逃到“气韵生动”的仕女前……反之，逃得愈远，心境愈有安顿，也愈可以放心大胆让双手去制造血腥的事实。既然“立地成佛”有了保证，屠刀便不妨随时拿起，随时放下，随时放下，随时拿起。原来某一类说不得的事实和画展是互为因果的，血腥与风雅是一而二，二而一罢了。诚然，就个人说，成佛的不一定亲手使过屠刀，可是至少他们也是帮凶与窝户。如果是借刀杀人，让旁人担负使屠刀的劳力和罪名，自己干没了成佛的实惠，其居心便更不可问了。你自命读书明理的风雅阶级，说得轻点，是被利用，重点是你利用别人，反正你是逃不了责任的!
艺术无论在抗战或建国的立场下，都是我们应该提倡的，这点道理并不只你风雅人士们才懂得。但艺术也要看那一种，正如思想和文学一样，它也有封建的与现代的，或复古的与前进的(其实也就是那人道与非人道)之别。你若有良心，有魄力，并且不缺乏那技术，请站出来，学学人家的画家，也去当个随军记者，收拾点电网边和战壕里的“烟云”回来，或就在任何后方，把那“行尸”的行列速写下来，给我们认识认识点现实也好，起码你也该在随便一个题材里多给我们一点现代的感觉，八大山人，四王，吴恽，费晓楼，改七芗，乃至吴昌硕，齐白石那一套，纵然有他们的历史价值，在珂罗版片中也够逼真的了，用得着你们那笨拙的复制吗?在这复古气焰高张的年代，自然正是你们扬眉吐气的时机，但是小心不要做了破坏民族战斗意志的奸细，和危害国家现代化的帮凶!记着我的话，最后裁判的日子必然来到，那时你们的风雅就是你们的罪状!
【导读】
如何看待抗战中的风雅
在抗战最艰难的日子里，昆明、重庆到处办画展，内容颇为风雅古典。这引起了闻一多先生的极大不满：“小心不要做了破坏民族战斗意志的奸细，和危害国家现代化的帮凶!记着我的话，最后裁判的日子必然来到，那时你们的风雅就是你们的罪状!”看这样的话语，读者不知作何感想?
当然，闻一多有自己的逻辑：“就眼前的事例说，一面是被吸完血的××编成‘行尸’(此为被抓的壮丁——编者注)的行列，前仆后继地倒毙在街心，一面是‘琳琅满目’‘盛况空前’的画展，你能说这不是一面在‘奸污’战争，一面在逃避战争吗?”
作者希望艺术家也去当个随军记者，收拾点电网边和战壕里的‘烟云’回来，或就在任何后方，把那‘行尸’的行列速写下来，给我们认识认识点现实也好，起码你也该在随便一个题材里多给我们一点现代的感觉，八大山人(明末清初着名画家朱耷)、四王(清代画家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四人的合称)、吴恽(画家吴历、恽寿平的合称。其二人与前边的“四王”并称为“清六家”)、费晓楼(清末画家费丹旭)、改七芗(清末画家改琦)乃至吴昌硕、齐白石那一套……用得着你们那笨拙的复制吗?但事情不能绝对化、一刀切。
钱穆先生在抗战期间，独居于昆明市宜良县的岩泉禅寺，完成了《国史大纲》，为中国文化续命，其价值是否次于一位拿枪的战士?朱光潜先生在抗战文艺的大潮中，坚持诗歌教学，引起了一些爱国学生的不满，但他的初衷是：抗战是暂时的，而建设国家是永久的。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必须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