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七·二]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七·三]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七·十七]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七·十一]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七·三十四]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九·五]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九·六]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九·七] 牢曰：“子云： ‘吾不试，故艺。’”
[十三·十]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十四·二十八]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十四·三十二]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十四·三十五]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十五·三]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十五·二十五] 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十七·十九]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鉴赏〕 孔子生前在社会上享有盛誉，已经有人认为他是圣人，如鲁国太宰称他为“圣者”，这主要因为他博学多能。他的弟子则认为孔子非常伟大，如颜渊赞颂老师的道德学问“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子罕》)。子贡把别的圣贤比为丘陵，而把孔子比为日月，强调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他是无法超越的。
但是孔子本人一直十分谦虚，从来都是实事求是地评价自己。他首先拒绝圣人的桂冠，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就是在道德方面他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所以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在这句话中前半句是为了突出后半句的意思，可见孔子对于自己真正感到自豪的是好学。
对于自己的好学，孔子多次提到，如他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他一再谈到自己在学习中所获得的巨大快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这两段话生动地描绘了孔子学习时所感受到的精神愉悦。孔子不讳言富贵，曾对功名表示过兴趣，而且一度做过高官，但是，通读《论语》全书，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只是在谈到求知、学习、研究的乐趣时，才真正由衷地表现出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孔子一生经历了许多磨难，在大部分时间中他的仕途极其艰难，但是一旦谈到学习之事，他的欢愉之情就勃然而生，从而忘却了自己的一切烦恼和痛苦。如果俗事缠身，放松了学问的研究和道德的修养，他的心灵就会非常不安，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些夫子之道充分地显示了孔子知识分子的本色，一个纯正的学者的灵魂，当今社会那些深陷于名利场中、心中只想升官发财、只求虚名的人是可以从孔子的榜样得到启示的。
但是孔子不是一个死读书的学究，从他不经意表达的心意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深沉的使命感的人，这在孔子的自我表白中显得十分突出。他有时竟然把自己与天相提并论，有一次他不想多讲话，子贡担心如此就不能从老师那里获得教导，然而孔子以天自比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显示出不同凡响的气度。他确实否认自己是圣人，所以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但是他接着又说，“抑为之不厌”，就是说他毫不懈怠地在朝这方面努力，实际上他是以圣人自期。他的精神常常与古圣人游，所以经常梦见西周初年的周公，到晚年时为自己因衰老而不能做这样的梦而深感悲哀，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他深信自己被赋予拯救世人的使命。周游列国时他经过宋国曾遭到一个叫桓魋的将军的围攻，面临生命危险，然而孔子的坚定信念是：“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他治理社会的抱负很大，他说如果有人用他治理国家，一年便能初见成效，三年则能大有成就。
身处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怀有文化传统即将断裂的危机感，因此有自觉地接续中华文化命脉的强烈责任感，并以这一传统的挽救者自居。他从卫国到陈国时经过匡地，遇到当地人的攻击，在危难之际，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保持了乐观的态度。正是由于意识到自己对人类和传统文化负有责任，所以孔子有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知之不可而为之”(《宪问》)，栖栖惶惶，不辞劳苦，为了救世而奔走;并且发奋忘食，孜孜不倦地整理古代典籍，总结前人的文化遗产;又以满腔的热情和极其负责的精神，培育英才，传播传统文化。这些终于成就了他作为文化伟人的历史地位。
孔子的使命感是同他的天命观相联系的。他一贯主张“畏天命”(《季氏》)，自称“五十而知天命”。在他的思想中，天命有时指天意，所以他讲“天生德于予”，但是在更多的语境中他所说的天命是指非人力所支配的客观必然性，可能是指社会和历史的必然趋势。在他担任鲁国司法部长之时，弟子公伯寮背叛老师，向鲁国执政揭发忠诚于孔子的学生子路秉承师意为维护公室的权威而采取的一项重大行动计划，孔子功败垂成。由于按照天命观看问题，他对此的反映很平静，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因此他泰然自若地对待这一政治事件。
孔子既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天命，决心践履天命，知其不可而为之，修身养性，重视人事，即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以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同时又意识到一个人一生要受到很多个人无法左右的各种外部因素的制约，因而顺应历史的必然性，也就是服从他说的天命。这就是中国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智慧。孔子是把两种意识完美地结合起来的典范。如此他就能“不怨天，不尤人。下学上达”。许多人对于他的这一情怀和人生态度不理解，所以他悲呼“莫我知也夫!”又哀叹：“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十分向往隐者独善其身、自由闲适的生活方式，但是他知天命，并且勇敢地承担天命、践履天命，这一点决定了他不可能选择隐士的生活道路。知天命者时刻不忘、时刻不放弃自己的历史使命，同时又时刻准备着承受失败的命运，正是这两种天命意识，构成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这种悲壮显示了孔子崇高的尊严，凸现了他的伟大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