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我国杰出的讽刺小说。程晋芳的《文木先生传》中说,该书原稿50回,金和跋文中说它本来是55回,并说最早的刻本是金兆燕乾隆间任扬州教授时所刻,但金本至今未见。现存最早刻本是嘉庆八年 (1803)卧闲草堂本,全书56回,此书的刊刻是在作者逝世后50年。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安徽全椒人。他的曾祖一辈大都是清初的大官,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十五年(1865)的探花,官至翰林院侍读,提督顺天学政。吴敬梓在谈到自己家族显赫时曾说:“五十年中家门鼎盛。陆氏则机、云同居,苏家则轼、辙并进。子弟则人有凤毛,门巷则家夸马粪。绿野堂开,青云路近。(《文木山房集·移家赋》)
吴敬梓的生父名雯延,后敬梓被过继给长房吴霖起为嗣,吴家至吴霖起时渐趋衰落。吴霖起是康熙时拔贡,曾任江苏赣榆县教谕。吴敬梓14岁就跟他去赣榆,过着随父宦游的生活。在23岁那年,吴敬梓中了名秀才,就在那年,父亲死了。吴霖起死后,发生了争产的纠纷,这对吴敬梓是很大的刺激,使他看清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及封建家族内部勾心斗角的丑恶现象。吴敬梓从小“不习治生”,“家本豪华,性耽挥霍”,不数年,家产荡尽。30岁前,就把“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他则十分鄙弃世俗。33岁时,他移家南京,开始了他寄居秦淮的生活。
36岁那年,安徽巡抚赵国麟正式荐举他上京参加博学鸿词试,他只参加了省里的预试,就托病辞去了征辟。吴敬梓晚年的生活很悲凉,“囊无一钱守,腹作干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见程晋芳:《寄怀严东有》三首之一),在他51岁时,乾隆南巡的 “盛典”,别人都去夹道拜迎,他却“企脚高卧向栩床”,表现出对最高统治者的轻蔑。50岁之后,以 “治经”消磨生活,著有《诗说》7卷 (已佚),1754年于穷愁潦倒中病逝于扬州。《儒林外史》著作的具体年代很难确定下来,一般认为是他1736至1750年间寄居秦淮时所作。
《儒林外史》所写的,多以当时实有的真人真事做影子。这不只是金和跋里一个个的指说过,而且根据有关的资料看,书中的杜少卿确实像作者自己,庄绍光确实像他的朋友程廷祚。书中所写杜少卿和庄绍光谢征辟的事,南京祭祀太伯祠的事,这些都是当时实有的事情,但作者把这些亲身的阅历,假托为明代的故事;而把明代的某些史事,拿来作成当时的现实背景。
《儒林外史》以反对科举和功名富贵为中心,深刻地触及到了封建末世的腐朽和危机。闲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这段话很扼要地点明了小说的主题。
《儒林外史》像画廊似地为我们展开了儒林中的各种丑恶群像,在作者批判这类群丑之前,塑造了自己理想的正面人物形象王冕作为臧否人物的标准。王冕思想的中心点是鄙弃功名富贵。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作官,不怕官,以自己的艺术劳动换取自由自在的生活。作者把追求富贵功名的罪恶溯源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他借王冕之口说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紧接着,在小说的第二、第三回,写了一对被功名富贵弄昏了头脑的腐儒。周进60多岁,胡子花白了还是个童生,靠在村子教书糊口,受尽了年轻秀才和举人老爷的气。由于他呆头呆脑,结果教书的饭碗也丢掉了,但他留恋科举功名的心始终不死,一见贡院中的号板,禁不住百感俱发,“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醒来后,又满地哭滚,口吐鲜血。可当他一旦考取,就平步登天。“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相与”。在他教过书的观音庵里供上了周大老爷的长生禄位牌,他以前写的对联也被揭下来,仔细装裱。与周进相类似的范进,在他中举前,穷得没饭吃,去集市上插标卖最后一只生蛋的母鸡,当他一听中了举,登时喜得发了疯,连声拍掌大叫:“噫!好!我中了!”向集上冲去。范进考中后,立刻就有人送来了田产、房屋、银两、奴仆,顿时成了个有声望的人,真是“一登龙门,身价十倍”。
无论周进还是范进,都是不学无术的人,周进除了八股文外,诗词歌赋一概不懂,范进甚至连苏轼是谁都不知道。
封建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这阶梯爬上去之后,往往就成了贪赃枉法的官僚。南昌太守王惠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他念念不忘的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他衙门里整天响着的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满城人被他打得魂飞魄散,连做梦都害怕。
这些取得了功名的知识分子,即使不做官,居于乡里,也成了土豪劣绅。高要县的严贡生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严贡生依势强占穷人王大的猪,还叫儿子用门闩面杖打折王大的腿。他乘船赖船钱,还口口声声要把船家送衙门。他诈骗钱财,霸占寡妇家产,成了个贪婪无厌、横行霸道的地头蛇。
《儒林外史》还描写了一批所谓 “名士” 与 “山人”,他们科举失意,做官无望,却假托清高,互相吹捧,抬高身价像书中的娄三公子和和娄四公子,因功名失意,满腹牢骚,百无聊赖,就把一些假名士、假高人、假侠客,延揽在家里,尊作上宾。其中之一的权勿用,他“足足考了三十多年,一回县考的复试也不曾取”,后来索性不应考了,要做个“高人”,实际上他暗底里奸拐尼姑。
除了揭露上述儒林群丑外,还广泛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衙门从上到下,贪污成风。所谓“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其中也有些较为清正廉洁的官吏却被多方排斥、打击。广大人民的生活十分痛苦。小说里写了被迫投水自杀的农民和一些因生活无着被逼得只好卖儿子,或铤而走险在山中剪径的人们。对此,作者都给予了深切同情。
《儒林外史》的作者还塑造了一些正面形象,杜少卿是其中主要的一个。他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写成的。杜少卿反对科举制度,蔑视做八股的儒士,十分讨厌别人在他跟前说人做官,说人有钱。巡抚推荐他进京见皇帝,他也推病不去。由于他经常把大捧银子拿出来资助别人,结果把田产卖光,只有靠卖文来生活。他骂热衷功名的臧蓼斋为匪类,称赞、敬重具有反抗性格的女子沈琼枝。他逛南京清凉山时,一手拿着金杯,一手携着妻子,边走边大笑,使路旁游人不敢仰视,这些都反映了他身上确有离经叛道的气味。
与杜少卿志同道合的朋友庄绍光、迟衡山、虞育德等人,他们虽也表现出鄙视功名富贵的进步思想,却又带有浓厚的道学气味。以迟衡山来说,他的理想是提倡“礼乐兵农”,如何去注重“礼乐兵农”呢?答案是募捐修建泰伯祠,“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但是这些人物在这个腐朽黑暗的末代社会里却郁郁不得志,到头来都不免风流云散。这说明吴敬梓虽对封建末世社会不满,却找不到正确的出路。
小说还写了一些不属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而属于城市小商人和手工劳动者的牛老爹、卜老爹、倪老爹和鲍文卿等正面人物,作者对他们朴实善良的品质作了颂扬,如鲍文卿虽然是“戏子”,但很有操守,坚决拒绝受贿去替人向官府说情,作者借向鼎之口赞扬他,认为那些中进士当翰林的人都不如他。
小说结尾,儒林寂寞,市井中出现奇人:会写字的季遐年;卖火纸筒而又会下围棋的王太;开茶馆而又会画画的盖宽;做裁缝而又会弹琴的荆元,他们这些人不贪图富贵,不伺候人颜色,超脱世俗,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在那些真儒消磨尽了后,作者面对这些市井奇人,流露了深深的倾慕之情。
《儒林外史》在艺术描写上也很有成就,其中有两点应特别提出。
一、杰出的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艺术上一个最突出的成就就在于对社会黑暗的深刻有力的讽刺。讽刺艺术在我国小说史上有悠久的传统,但在《儒林外史》之前,总的来说还是不成熟的。所以鲁迅先生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是极为高明的,诚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 “秉持公心,指责时弊,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秉持公心,指责时弊”是就作者的态度和小说的内容来讲的; “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是就作者的文笔和小说的艺术讲的。
吴敬梓围绕着八股科举制度揭露批判封建社会的黑暗,这是作家凭藉自己的进步思想,从实际生活中感受、体验出来的。这决非是出于个人恩怨,也不是感情用事,借笔墨描写来发泄一通。作者讽刺时,头脑很冷静,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揭露、批判,不是哗众取宠,开心取乐,也不是尖酸刻薄地去挖苦人。作者站得高,看得深,讽刺的矛头不是针对某个人,某些现象;而是始终针对着八股科举这个罪恶的制度,所以说是“秉持公心,指摘时弊”。
作者讽刺艺术所表现的特色是:喜剧性的形式,悲剧性的内容。当人们接触到小说中那些愚昧荒唐的事情和那些丧心病狂的人物时会忍不住发笑,但笑后的心情是沉重的。读者从可笑中感到可悲;从荒唐中见到不幸;从憎恶中引出同情;从鄙弃中产生出惋惜。总之,在那些令人发笑的喜剧性情节的背后,却是人物的可悲和不幸,这就是“戚而能谐”。讽刺的生命是真实,讽刺要达到好的效果,就需要写实。作者的感情是通过所描写的人物故事自然流露出来的,是让小说里被展现的生活本身,让那些典型化的艺术情节去感染读者。总之,作者的态度不直接表示出来,而让小说所描写的事实去说话,这就是 “婉而多讽”。
二、长短篇结合的艺术结构。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是比较特殊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没有贯串全书的主要人物和故事,而是由不少不太相干的人物和独立性很强的故事相互衔接而成。每段故事以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中心,其他人物作为陪衬。前一段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到了后一个故事中退居为次要地位,而由另一些新的人物占主要地位。各个故事随相关人物的出现而展开,也随相关人物的退去而结束。“事与其来俱起,事与其去俱迄”。但全书的人物故事都是根据表现小说主题的需要而作出精心选择和安排的,所以全书的思想又是一致的,这方面又完全符合长篇小说的要求。《儒林外史》这种长短篇结合的艺术结构对后来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影响甚大。近代长篇小说中很多是采取《儒林外史》这种艺术结构形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