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是元代南戏剧本。作者高明。明清刊本很多,大都经过后人修改。比较重要的有明嘉靖《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容与堂刻《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等。清陆贻典钞本《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依据的底本较早,已收入《古本戏曲丛刊》,并有钱南扬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958年广东揭阳出土的嘉靖写本(残)则为研究明代演出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高明,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温州瑞安 (今属浙江)人。约生于元成宗大德年间(1300年左右)。元余尧臣 《题 〈晨起〉诗卷》说他于元至正十九年 (1359)“以不屈权势病卒于四明”,而徐谓《南词叙录》及《明史》等书中,则说他入明后曾拒绝明太祖朱元璋的征召,不久病卒。高明学识渊博,时人称他 “长才硕学,为时名流”(顾德辉《草堂雅集》)。早年用世之心颇盛。至正四年(1344)中举人,次年成进士,踏入仕途。因性情耿介,不肯随波逐流,官场生涯并不顺利,只担任过幕属之类的职务,不曾受到重用。解官后旅居四明(今宁波)城郊栎社,以词曲自娱。《琵琶记》就是在这里写成的。诗文有 《柔克斋集》20卷,已散失,仅存零篇。
《琵琶记》全剧40余出,故事大略是:书生蔡伯喈新婚两月,进京赴试,得中状元。牛丞相要招他为婿,蔡伯喈再三推却,未被应允,被迫重婚牛府。他的家乡这时连遭荒旱,家庭生活只靠妻子赵五娘支持。在天灾人祸中,父母相继死去。赵五娘埋葬了公婆,身背琵琶,弹唱乞讨,进京寻夫。幸赖牛氏贤德,使她得与蔡伯喈重聚。于是,一夫二妇归家庐墓三年。全剧以一门旌表结束。这出戏是高明根据早在民间流传的作品改编的。《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载有《赵贞女蔡二郎》名目,称为 “戏文之首”,内容是 “ (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事。书生负心是南戏中习见的情节。这类作品大都描写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一朝发迹,便攀附权门,遗弃糟糠。暴雷殛死蔡伯喈,表达了当时人们对这类无行文人的愤怒和诅咒。元代还有过一部 《蔡伯喈琵琶记》,清钮少雅、徐于宝 《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中保留了它的部分曲文,大都为高明《琵琶记》所采用。自从高明的改作问世以后,这些作品已不见流传。
剧中的男主人公蔡伯喈名邕,是东汉末年著名学者,生平事迹并没有与《琵琶记》或《赵贞女蔡二郎》中叙说的类似经历。南宋时陆游《小舟游近村弃舟步归》诗中写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早在民间说唱艺术中已是这样传说了。在高明《琵琶记》中,蔡伯喈不再是一个弃亲背妇的负心男子。他本想在家孝亲,无意功名,只是迫于严父的指责,才进京赴考。高中以后,又是屈于牛丞相和皇帝的意旨,被迫入赘牛府。由于蔡伯喈辞试、辞婚、辞官的要求都被拒绝,这才造成了他亲死家破的悲剧。《琵琶记》重新塑造了蔡伯喈的形象,使作品具有了与原作不同的思想内容。所谓“ ‘三不从’做成灾祸天来大”,归根结柢,就是蔡伯喈不该去做官;既然以身求富贵,也就身不由己地引出了这一连串的祸事。作家把功名利禄与家庭幸福对立起来,强调事君与事亲的矛盾。印证高明的生平,他的诗作中也常流露这样的情绪: “如此江山足行乐,莫将尘土污儒冠”(《元诗选·送朱子昭赴都》),“莫说市朝事,功名欲逼人”(《清颖一源集·题一青轩》)。这与剧作中“人爵不如天爵贵,功名争似孝名高”的思想,有其一致之处。
《琵琶记》的动人之处,在很大程度上是和赵五娘的艺术形象分不开的。这是剧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她那勇于承担苦难、不惜自我牺牲的精神,写得颇有真情实感。蔡家的邻居张大公也是一个动人的形象。他古道热肠,耿直尚义。在危难中,赵五娘总是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慷慨的扶助和周济,在演出中,这两个人物深入人心。
《琵琶记》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在全剧开场时,作家提出了“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创作主张。后世不少评论家也都认为《琵琶记》是有关世教文字,可以“为朝廷广教化,美风俗,功莫大焉”(毛声山评本《琵琶记》)。但是,作品通过艺术形象所展示的丰富的生活内容,终究不是某些简单的道德观念所能包括的。对于这部作品的评价,当代学者也不完全一致。1956年6—7月间,中国戏剧家协会组织过一次专题学术讨论会,有人认为主要倾向是宣场封建伦理道德的,有人认为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也有人认为虽有教忠教孝的意图,也有反映生活真实的艺术描写,体现了作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
《琵琶记》 的出现,如徐渭 《南词叙录》所说:“(高明)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标志着南戏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受到文人学者的关注。明代不少曲家都将它与北杂剧中的《西厢记》并称,由此也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论。如何良俊认为“近代人杂剧以王实甫之《西厢记》、戏文以高则诚之《琵琶记》为绝唱,大不然”,理由是“盖《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其本色语少”,而提出《拜月亭》“高出《琵琶记》远甚”(《曲论》)。王世贞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 “则成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 所以为佳耳”。其后,李卓吾、王骥德、沈德符等在各自的著作中有所论述。吕天成 《曲品》中,则将它列为“旧传奇品”中的 “神品”: “志在笔先,片言宛然代舌;情从境转,一段真堪断肠。化工之肖物无心,大冶之铸金有式。关风教特其粗耳,讽友人夫岂信然? 勿亚于北剧之 《西厢》,且压乎南声之《拜月》。”评价很高。它对后世戏曲尤其是南戏诸腔有很深远的影响,长期流传于各地舞台,并在演出中不断有所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