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何心隐先生爨桐集》,又名《爨桐集》。文集。凡四卷,五十九篇,附录一卷。明末何心隐撰。明天启五年(1625年)州张宿诠订初刻,并附其“叙”。
何心隐,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生于明正德12年(1517年),卒于明万历7年(1579年)。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嘉靖举人。后放弃科举,听从王艮,随王艮弟子颜山农学习。认为大学之道必先齐家,献出家产,在家乡创办“聚和堂”。后上京师,因与蓝道行以计使严嵩罢相,得罪当道,故易姓更名,踉跄南逃。万历七年被捕杖杀,死于湖北武昌狱中。《何心隐先生爨桐集》是遗留的唯一著作,后更名为《何心隐集》。另外,据《永丰县志》记载他的其他著作有: 《四书究正理解》、《重庆会稿》、《聚和堂日新记》等三种,但已无处觅得了。
全书共四卷。第一卷仅一篇:原学原讲。主要针对当时的统治阶级当权者张居正的反动讲学提出“必学必讲”、“必不容不学不讲”的主张,阐述了天地与人同为本原的本体论。在天与人、物与心的关系问题上,何心隐认为:“心”、“仁”即“太极”,为万物本原。他说:“然仁则人也,有乾坤而乃有人也,而乃有仁也。”“惟天惟地,而不为人,则不有天地矣。惟人而不有仁,则不有人矣。”这里讲的“仁”是指人的主观意识,“天地”、“乾坤”是指自然界。认为先有天地而后有人和心,即天地是人的本原,人心又是万物天地的本原。他又说:“夫人,则天地心也。而仁,则人心也。心,则太极也。太极之所生者,两仪也。”这里人是“天地心”,仁是“人心”,心就是“太极”,“太极”就是心,心生天地万物。在此篇中他还提出:学问之道,不离日用事物,“即事即学也,即事即讲也”,主张实事实学,反对空谈性命。
第二卷共十六篇。包括《原人》、《仁义》、《师说》、《论友》、《语会》、《论潜》、《论中》、《矩》、《宗旨》、《道学》、《敬所》、《寡欲》、《原静》、《辩无欲》、《面壁》、《发兄弟怡怡》等。何心隐在《辩无欲》、《寡欲》等诸篇著作中,肯定了人的物质欲望是人的本然要求,反对道学家把人欲看成罪恶,提出“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逸,性也。”(《寡欲》)即:味、色、声、安逸即是欲,亦即是性。而性“乘乎其欲者也”的观点。但又提出“寡欲”、“育欲”、与百姓同欲,要求有节制地满足人的自然本性。其理论依据即理在事中、理在物中。在《矩》中,他说:“物也,即理也,即事也。事也,理也,即物也。无物不有者矩也,不容不有者也。”矩即事物的规矩、法则,矩“非徒有是理,而实有是事也”,理和事、理和物是不能分离而独立存在的。
第三卷共十六篇。包括《邓自齐说》、《精析心髓匡廓以辩孔子之于正卯》、《辩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答作主》、《答我国诸公孔门师弟之与之别在落意气与不落意气》、《辩志之所志者》、《补志之所志者》、《与艾冷溪书》、《又与艾冷溪书》、《题仁为己任》、《辞唐可大馈》、《聚和率教谕族俚语》、《聚和率养谕族俚族》、《聚和率老老文》、《所聚和祠上永丰大尹凌海楼书》、《又上海楼书》等。主要闻明“君臣友朋、相为表里”的伦理观。在第二卷《仁义》中,何心隐就已提出:“仅无有不亲也,惟亲亲之为大”的观点,认为亲亲、尊贤是重要的。但“亲亲”不能仅限亲自己的亲人,而要“亲其所可亲”,“凡有血气之莫不亲”,这才是最大的亲;“尊贤”不能仅限尊君臣,而要“尊其所可尊”,“凡有血气之莫不尊”,这便是最大的尊。企图从“仁义”出发,建立彼我无间和人己一体的道德基础。他在《与艾冷溪书》中说:“君臣之道,不有友朋设教于下,不明,友朋之道,不有君臣出政于上,不行。行以行道于当时,明以明道于万世,非表里而何?”在何心隐看来,父子、昆弟、夫妻是“天下之达道”,只要“君臣友朋,相为表里”,方可“行以行道于当时”,“明以明道于万世”。他从“万物一体”的宇宙观出发,从他的“凡有血气之莫不亲莫不尊”的伦理观出发,主张君臣、父子、昆弟、妇夫之间不应存着主从、尊卑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朋友间的关系。他还把朋友之交作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极至,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农、工、商在社会上的地位。他在《答作主》中说:“农工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商贾。商贾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士”,强调农工之超而为商贾、商贾之超而为士,是可以做到的,是“必实超之而实为之”。体现了他“不为名教所羁络”的“异端”思想和欲“掀翻天地”的叛逆性格。
第四卷包括《原避遭》、《遗言孝感》、《上祁门姚大尹书》、《上祁门顾四尹书》、《上祁门姚大尹顾四尹书》、《谢浮梁张大尹书》、《上饶州陶四府书》、《与邹鹤山书》、《又与鹤山书》、《谢进贤王大尹书》、《上新建张大尹书》、《上南昌李大尹书》、《上湖西道吴分巡书》、《又上湖西道吴分巡书》、《上岭北道项太公祖书》、《上南安赵四府书》、《上南安陈太府书》、《上南安康二府书》、《上赣州蒙军门书》、《又上赣州蒙军门书》、《谨录九峰所著者于左》、《上朱把总书》、《上江西刘抚院书》、《上江西邵按院书》、《上湖广王抚院书》、《上湖广郭按院书》等廿六篇。除《原避遭》、《遗言孝感》两篇外,其余廿四篇均是何心隐在祁门被捕后押解至湖北的沿途上书,其中多表现了隐心隐慷慨激昂、刚直不阿的态度。
《何心隐集》继承和发展了王艮“良知日用”学说,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历史上,李贽、东林党人顾宪成、黄宗羲等人对何心隐及其思想均作过较高的评价。
在《何心隐先生爨桐集》中,除《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前言中叙述何心隐的部分引用了本书卷二《辩无欲》一篇的“孔孟之无欲也,岂濂溪之无欲乎?……”一小段以及引用本书卷三《辩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一篇中论“太极”、“无极”的一段外,其余各篇都是不见他书著录的新内容,因此本书有特殊的保留价值,也为我们研究与了解何心隐的哲学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何心隐集》是何心隐遗留下来的唯一著作。据明天启五年(1625年)州张宿何怙园刻本抄,又据清同治元年(1862年)梁氏族孙维翰刻本《梁夫山遗集》校补。何怙园原刻本每半页八行,每行十八字。一九五九年,容肇祖先生根据原刻本以及何子培先生收藏的《梁夫山遗集》两个集子互相补订,并分段标点,整理成《何心隐集》。附录中有补遗文两篇以及有关何心隐的材料,包括朋友的祭文、地方志等十三篇。此书由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