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笔记。三十卷,补遗四卷。明沈德符撰。成书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
沈德符,字景倩。生于万历六年(1578年),卒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浙江嘉兴人。万历四十六年举人。祖、父都是进士,从小随前辈居北京。从社会上“乡邦先达”陇亩老农以及祖、父的讲述中,得知有关朝廷内外、典章、人物等各方面的情况。中年后,祖、父去世,离京城回南方。于是把自己早年以来的见闻记录成书,名《万历野获编》。初正编二十卷,续编十二卷,后经清初桐乡钱枋重编为三十编,补编主要为其五世孙沈振所辑,原为八卷,后并为四卷,即今书。除本书外,沈德符的著作尚有《秦玺始末》、《飞凫语略》、《敝帚轩剩语》、《敝帚斋余谈》、《顾曲杂言》等。
《万历野获编》是记述明朝自开国到万历时典章制度、风物民情、文化艺术等的重要资料。全书按所记内容共分四十八个门类,即“列朝”、“宫闱”、“宗藩”、“公主”、“勋戚”、“内监”、“内阁”、“词林”、“吏部”、“户部”、“河漕”、“礼部”、“科场”、“兵部”、“刑部”、“工部”、“台省”、“言事”、“京职”、“历法”、“禁卫”、“佞倖”、“督抚”、“司道”、“府县”、“士人”、“山人”、“妇女”、“妓女”、“畿辅”、“外郡”、“风俗”、“技艺”、“评论”、“著述”、“词曲”、“玩具”、“谐谑”、“嗤鄙”、“释道”、“神仙”、“果报”、“徵梦”、“鬼怪”、“��祥”、“叛贼”、“土司”、“外国”。每类问题下分一些小的条目,这些条目都按时间先后叙事。在卷一、卷二“列朝”中,作者分别评述了明朝开国至万历的各个帝王。如对明成祖朱棣,称赞他的威德,“直被东南古所未宾之国”,他们纷纷遣使入贡,接受明朝的赏赐、封号,并多次封外国之山,其盛况是前所未有的。对明宣宗,认为他正值明朝全盛之极,而且他本人也“励精为治”,但是,其“声色之奉”与宫廷生活的挥霍无度、“冗滥冒破”现象十分惊人。对景泰皇帝,书中称他是“英主”,他自监国称帝以后,曾多次敕谕边臣潘成、孙斌、罗通等,要以为国守关为重,不要听信瓦刺挟上皇临边,更不要为此而去朝见。在这里,景帝对上皇的态度是很清楚的。但是,在南宫复辟以后,把拒迎上皇归来的罪名,统统加到于谦、王文身上。所以书中说:“不亦冤哉”?对明英宗,书中一方面称赞他即位之初,释放教坊大量乐工和朝鲜妇女,裁减厨役、添财库夫役、各寺法王、国师、喇嘛等近万人,节省大量猪羊鸡鹅粮料等;另一方面,对他复辟之后诛赏之滥,表示了谴责。如把无目人刘智被任命为漏刻博士、教坊司乐工升为司乐,所以朝天宫道士朱可名、大兴隆寺和尚本金等,也都以诵经为英宗祈祷而请求赐官;而在保卫北京抗击瓦剌中立了大功的于谦,不仅被杀、永戍其子孙,而且籍没其家。书中说:“祖宗来非叛逆不用此法,此时已过于惨烈”。尤其是都督范广,战功与石亨不相上下,只是因为他曾受到于谦的赏识,所以也株连被杀,并将其第宅妻小等赐降虏皮儿马黑麻,“则尤国朝怪事,一时诛赏不遵祖制,不厌人情,一至于此”,最后,他无限感慨地说:“后来忠义报国者,能无丧气自沮耶”?对明孝宗,认为他登极之初,拒绝了臣下要惩治锦衣卫都指挥使的请求,对杀死其生身之母纪后的万妃,也用“事状未明,且恐伤先帝在天之心”,对他留心政事、优礼大臣、减少贡鲊贡茶与处死僧继晓、李孜省,革去番僧尚师刘札巴坚参封号等表示了赞许,但对他中年以后又重用太监李广、汪直、梁芳、诏升灌顶国师、传升乞升文武职官员比成化末增加一倍、拒绝大臣进谏、设立东宫官庄等则提出了非议。对明武宗,书中认为他一无是处,只知建豹房,穷极挥霍,四出游幸。对明世宗与杨廷和等人的斗争,认为自世宗由安陆到北京即已开始。当时杨廷和等按照皇太子即位礼,要朱厚熜由东门入居文华殿以待劝进;朱厚熜则认为,他是根据遗诏嗣皇帝位,不是什么皇子,因此,拒绝了杨廷和等人的意见。最后,杨廷和等不得已,便在行殿行三劝进礼。同年九月,世宗生母章圣太后自安陆至京,礼部议定要他从崇文门进东华门,朱厚熜下令再议,改为由正阳门进大明东门,朱厚熜不听,又令再议。杨廷和和礼部不听,最后,朱厚熜亲自决定从正阳门中门直入,一切仪仗仪式,完全按照迎接圣母规格。作者认为,这两种事都已表明朱厚熜继统不继嗣,后来的大礼议之争,只不过是这两次斗争的继续与发展。张璁、桂萼等后来所以敢于出来符会朱厚熜的意见,就是从这两次事件中得到启发;后来诸臣在议礼中纷纷哭谏伏阙,也只是自取罪谴。对明神宗,书中除批评他长期不上朝,章奏留中,尤其是对他派出的矿监税使,到处横行,任意搜刮,进行了严肃的斥责。在第四卷“宗藩”中,除记述谷王穗、汉王高煦、宁王宸濠、安化王寘璠的谋为不轨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还记述了永乐二十一年赵王高燧与内臣黄俨、江保、常山护卫指挥孟贤、钦天监官王射成、兴州后屯卫军高正,想利用朱棣病重的机会,毒死朱棣,然后废太子登上皇帝宝座。谋泄,其党全部被处死,高燧也供认不讳。但他不仅没有受到惩处而之国彰德,而且当高煦之叛平息,明宣宗欲乘虚袭赵时,经杨士奇力谏而止。对此,书中认为对赵王如此宽大是刑罚失当;而在这一事件中被冤死的梁潜,杨士奇明明知道却不为之辨白昭雪,使人不可思议。又景泰时岷府广通王徽煠与蒙能、于利宾等谋反,罪证确凿,而且祸连五年,黔楚骚动,但徽煠却仍能保首领,终天年,作者认为,这更不能使人理解。此外,书中对万历时因立皇太子而允许宗室习儒业,登科举,认为这是“二百多年最快心事”。卷五“勋戚”中,记述了明代外戚世爵在世宗时,即下令尽革之,而且“立为永制”。卷六“内监”中,叙述了内官权力的不断扩大过程,由宫廷琐事而出使、出征、镇守、监军、设厂、勘狱、赐田、赐謚、赐宫女、置妻妾、封伯、监矿、监税、批红等。只是在嘉靖九年、十年间,革各省镇守内臣,“天下称快”;到嘉靖十七年,虽又一度恢复,但到十八年四月,又全部取回。卷七到卷九“内阁”中,记述了内阁的设置及其职权演变情况。明自废除丞相制后,六部中吏、兵两部权力很大。但自嘉靖以来,由于张璁、桂萼、夏言、严嵩等人相继柄政,吏、兵二部权力日轻,尤其在严嵩执政时,以吏兵二曹为外府,稍不当意,或诛或斥,二曹事之如掾吏之对官长,主奉行文书而已。隆庆时,高拱为内阁首辅并兼吏部尚书,对其他卿佐更不放在眼里。到万历时,张居正任首辅,相权之重,明代没有人可与他相比。各部大臣,对他只有“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此后,吏、兵二部之权,才逐渐恢复旧观。卷十八“宫婢肆逆”中,记述了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宫婢杨金英等十六人谋杀朱厚熜未遂,被凌迟处死;亲属被杀者十人,发功臣家为奴者二十人;在此案件中被杀的还有宁嫔王氏、端妃曹氏等。作者依据的是刑部档案,与《世宗实录》所载姓名稍异一二。卷十九工部,记述了嘉靖时的木匠徐杲升至工部尚书,宣德时直隶无锡石匠陆祥升为工部左侍郎,正统时,苏州吴县木匠蒯祥也升至工部左侍郎。当时官府的营建,比民间多数百倍。而每项工程,有内府的侵削,有部吏的扣除,此外,还有匠头的破冒。据作者所闻,乾清宫修一扇窗户,估价竟达五千金之多。故参预工部营建者,都克扣不赀。根据作者目睹,车头洪仁的别业,“壮丽敞豁,侔于勋戚”,管园苍头及司溺扫者至数十人。其长子入赀为监生,因为拜司工内珰为父,出入坐四人围轿,戴忠靖冠,披斗牛衣,前驱呵叱甚厉。当时工部修造诸差,既然是如此有利可图,为使工程顺利进行,还必须多与内监合作,“迕之未免得祸,若与协和,必同染腻秽”。卷二十一“督抚”中,记述了明自宣德以后,为总管工程钱粮等事始设总督,正统初年,才设总督军务之职。巡抚之名,始见于洪武二十四年;此后渐派尚书、侍郎、都御史、等官巡抚各处边腹,事毕报命,即停不遣。后因其与巡按御史不相统摄,文移往来,窒碍难行,始改为巡抚都御史。又明初武事,都由各都指挥使司掌管,后来渐设总兵,事权最重。书中在文化方面的记述很多,如国初禁习历法,到孝宗时虽弛其禁,但当时精通历法的人已很少。万历二十三年,世子朱载堉上《万年历》,疏中提出了当时大统历中的问题,使弦望各差一日。当事者不听,其议遂格。书中也评论了隆庆以前的明代实录,认为其中最好的是《穆宗实录》、《世宗实录》,最成问题的是《英宗实录》、《太祖实录》,特别是后者,三修之后已弄得面貌全非,不伦不类,而曾三次参予修《太祖实录》的杨士奇,书中斥责他“是非何所取裁,真是厚颜”。另外,书中还批评了万历《明会典》,没有根据霍韬奏疏,查考一下内官之冗滥,认为这是执政者“交欢珰寺,惟恐稍失其欢”的结果。书中还记了书院、《永乐大典》、风俗、技艺、词曲、释道、士人会馆、京师园亭、玩具、算学、会馆等。书中记经济的也很多,如权贵庄田、官僚受贿、河漕、海运、劝农、救荒、西北水田、西北水利、海上市舶司、江南白粮、夷人市瓷器;记中外关系的有倭患大西洋、利西泰、封朝鲜、册封琉球等,记各族关系的有瓦刺厚赏、乌思藏、使西域之赏、土司、土官职名等。
本书记述明代万历以前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所记皆作者耳闻目睹,史料翔实可信,为研究明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故该书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很高评价。不足之处,是有些地方相信报应、风水和鬼神迷信。
本书最初只有传钞本,康熙时经过重新编排,道光七年(1827年)有姚山扶荔山房刻本。收入《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一九五八年,中华书局根据扶荔山房刻本为底本,校补断句,铅印出版;一九七九年,经过订正后,又重印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