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研究著作。六卷。清张行孚撰。成书于光绪九年(1883年),刊行于光绪十年(1884年)。
张行孚,字子中,一字乳伯。生卒年不详。浙江安吉人。同治年间举人。官至两淮盐运大使。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尤其擅长“说文学”。在音韵学方面,自成一家之言。早年分古韵为十一部。其中平声有“东、阳、支、歌、真、元、萧、尤”八部,入声有“质、月、屋”三部(详见张行孚《说文审音》)。晚年又从“支”部分出“鱼”部,得古韵十二部(详张行孚《古韵十二部表》)。还提出“古韵之所以不能强合者,皆方音为之,而方音之所以异,则不外乎双声”(俞樾《说文发疑·序》)的上古音韵学理论,认识到上古音系既是有序的,即是有规律可循,又是异质的。同时,张氏还指出了当时上古音系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在音韵学方面,张氏著有《说文审音》十六卷,还著有《古韵十二部表》。在文字训诂方面,著有《说文揭原》二卷,《说文发疑》六卷,还有《汲古阁说文解字校记》。
《说文发疑》共六卷。第一卷是张行孚研讨《说文解字》六书理论的专题学术论文。主要论题包括六书次第、指事、转注、假借。第二卷是张氏研讨《说文解字》“读若”和“重文”的专题论文。主要论题包括“说文读若例”和“说文或体不可废”。第三卷是张氏对《说文解字》的多角度多侧面的综合研究。主要论题包括“小篆多古籀文”、“古文一字数用”、“同部重文异部重文中有今古文”、“说文与经典不同字”、“说文与经典相同之义见于他字说解中”、“说文解说不可过深求”、“说文解说中字通用假借”、“字音每象物声”。第四卷汇集了张氏所收集的“说文逸字”。第五卷包括了“说文逸字识误”和“唐人引说文举例”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六卷是张氏对十个字所作的文字考据。这十个字是“巛、雅、离、旧、难、笑、舃、乞、求、箸”。
张行孚对于《说文解字》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理论上的探讨。《说文发疑》是清代“说文学”的一部重要理论著作,是继王筠《说文释例》之后又一部“说文学”中的“释例派”学术专著。张氏在《说文发疑》中对“说文学”的理论建设做了许多工作,颇具特色。第一,张行孚在《说文发疑》中试图把《说文解字》的本文(其中包括《说文解字》内在的结构、体例、许慎的六书理论、部首系统、正篆与重文的构成成分、许慎的文字说解系统、注音方式等)置放在《说文解字》外部相对开放的动态的上古音系、先秦经籍文字系统、先秦经籍词义系统之中,即汉语系统的历时发展变异与汉字系统的历时发展变异之间的相关关系中,以此来研究《说文解字》的性质及其自身存在的问题,研究汉语和汉字的历史发展规律。为此,他的上古音韵学理论及其成果直接地服务于他对《说文解字》的研究,对汉语言文字的研究。第二,在整理、继承和发展前人“说文学”研究成果方面,张氏在《说文发疑》中作了大量的工作,并且主要集中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例如,关于“六书次第”,经过精辟论证,张氏最终主张“六书”仍依许慎的次第。关于“指事”。张氏认为,“指事之异于会意者,会意两体皆字,指事两体不皆字也。指事之异于象形者,象形之形有定,指事之形无定也。”关于“转注”,张氏认为,《说文解字》的“转注”是指每类立一首字,而同类之字从之。张氏从字形上的孽乳派生、字义之间的紧密联系和源流关系(引申、假借),以及声韵上的联系等三个方面,来描写汉字同源派生字形成的过程,以及同源字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此来进一步阐述他对于《说文解字》“转注”的理解。关于“假借”,张氏论述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假借。其一,是本无其字之假借。其二,是本有其字之假借。张氏还进一步论述了这两种假借之间存在的历时关系。张氏认为,第一种假借是“实兼声义二者言之”,“即戴氏所谓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申,依于声而旁寄”。张氏所讲的“依于义而引申,而假借者”,实际上是修辞用法造成的,后来往往孳乳出同源通用字,而“依于声而旁寄”者,则是指同音借用现象,如“来”字等,后来往往加义符而孳乳出同源通用字。张氏的第二种假借是指“郑君所谓仓卒无其字,或以音韵比方假借为之”。关于“读若”,张氏认为,“《说文》读若之例有二:有别举一字以定其音者,……此常例也。亦有即举本字,以定其音者(这里实际上是指“字包数音,音包数义者”)”。
《说文发疑》的初刻本是光绪十年(1884年)知不足斋初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