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史札记》是中国古代读史笔记。清赵翼撰。本书编撰约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当时赵氏由贵西兵备道卸任,回家奉母,闲居无事,乃翻阅历代史书,作为日课,遇有所得,即以札记形式记录在纸上,年积月累,久而成帙。大约在乾隆六十年完成初稿,计前后经过24年之久,方付梓行世,书前有作者小引。嘉庆五年(1800)此书由湛贻堂再版,书前有李保泰、钱大昕序,此即 《瓯北全集》所收之本。与初版相较,内容有明显增补。如明史部分,自明太祖本纪以下22目为初刻本所无,当于此数年内所增作。今本目录与正文颇有出入,即因目录仍沿用旧版未及照改之故。嘉庆之后,翻刻此书者甚多,但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广州广雅书局及二十八年湖南新化西畲山馆二种为佳。目前通行本为1984年中华书局所出 《二十二史札记校证》,是为此书迄今为止的最佳本。
赵翼(1727—1814),字云崧,一字耘崧,号瓯北。清江苏阳湖(今江苏武进)人。年二十四中举,不久入京参与东阁大学士刘统勋主持的修史工作。乾隆二十六年(1761)以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预修《通鉴辑览》。历官广西镇安知府、贵西兵备道。中年即以亲老乞养归家,不复出仕,主讲安定书院,专心著述,终生写作不辍。赵氏工诗善文,与袁枚、蒋士铨齐名;尤长于历史考据,与钱大昕、王鸣盛鼎足。所考史不限于对旧史发疑正读,补缺订伪,而且还对分散的史料作出比类综合,加以评论,故其对历代治乱兴衰之故,古今风俗之变也极为留心。《二十二史札记》是其治史的代表作,所著尚有《陔馀丛考》、《檐曝杂记》、《瓯北诗抄》、《平定两川述略》、《平定台湾述略》、《粤滇杂记》等,多数收入 《瓯北全集》 内。
《二十二史札记》36卷,所记篇目有544条,所收各正史从 《史记》 到 《明史》 共24种,其所以称为《二十二史札记》,这是因为当时《旧唐书》和《旧五代史》作为“正史”还没有得到清统治者的正式承认的缘故。其篇目卷数如下: 《史记》、《汉书》 3卷59条,《后汉书》 2卷25条,《三国志》、《晋书》 3卷35条,《宋、齐、梁、陈书》并《南史》4卷48条,《魏、齐、周、隋书》并《北史》3卷51条,《新、旧唐书》5卷64条,《新、旧五代史》2卷27条,《宋、辽、金史》6卷108条,《元史》2卷54条,《明史》6卷73条。
《二十二史札记》自行世后,颇为读史者重视,如清学者周中孚评论说:“其持论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订曲直,不揜其失,而亦乐道其长,视郑渔仲、胡致堂专以诟骂炫世者,心地且远过之。其不援杂书以驳史文之讹,亦属物识,自颜师古以后,未有能见及此者矣。在近儒评史之书,群推王、钱二家。然云崧堪与之鼎立尔。”清末学者李慈铭《题记》说:“此书贯串全史,参互考订,不特阙文误义多所辨明,而各朝之史,皆综其要义,铨其异闻,使首尾井然,一览可悉。即不读全史者,寝馈于此,凡历代之制度大略,时政得失,风会盛衰,及作史者之体要各殊,褒贬所在,皆可晓然,诚俭岁之梁稷也”。
本书实为《二十四史》的读书札记。《二十四史》是中国一套完整的正史,也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史料,过去虽有学者对其考证评论,但仅限于零星片断,远不如赵氏对其作全部、系统、深入的比较分析。他把《二十四史》编著者、编著时间、材料来源、编著情况以及篇卷的数目,补充的份量,方法的优劣,材料的真伪,史料价值的高下等等均列举史实,进行分析与评论。这实际上把《二十四史》作了综合的介绍,其中虽有些不合于历史唯物主义,但毕竟能启迪后人作更深层次的研究。因此它是一部研究《二十四史》的基本参考书。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对历代统治者的残酷、荒淫、贪污、屠杀等种种劣迹,尽量搜辑。如武帝时刑罚之滥,汉诸王荒乱,宋子孙屠戮之惨,宋齐多荒主,后魏刑杀太过,间架、除陌、宫市、五坊小吏之病民,唐前后米价贵贱之数,五代藩帅劫财之习,五代滥刑,魏博牙兵凡两次诛戮,海陵荒淫,元世祖嗜利黩武,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明初文字之祸,明乡官虐民之害,万历中矿税之害,魏阉生祠,擅挞品官,明末辽饷、剿饷、练饷等专题,多方面地揭示出历史上许多黑暗统治的劣迹。赵氏身处清帝国盛极而衰的乾隆时代,目睹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又迫于清朝的文字狱,未敢涉及时政,只好通过历史揭露历代黑暗统治,以说明“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期待有王者起,采用其言。这是作者撰写《二十二史札记》的基本思想特点。
《二十二史札记》除对史书作详尽介绍外,也对历代重大的事件列举史实,加以综合比较。因历史现象不是偶然孤立的,总具有一定规律可以探究,如把同一类型的历史事件综合排列起来,亦能发现问题,看出不同的历史事件,有其相同的内在联系,这就易于说明问题的本质所在。如他所提出的王莽时起兵者皆称汉后,东汉诸帝多不永年,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江左世族无功臣,后魏百官无禄,周、隋、唐皆出自武川,唐诸帝多饵丹药,名父之子多败德,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宋冗官冗费,辽后族皆姓萧氏,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之长,元末殉难者多进士,元汉人多作蒙古名,明初文人多不仕,明祖行事多仿汉高诸专题,其史事固然都散记在各史书里,而他能把这些史料集合在一起,这就省却后人再去逐一翻检,并很快地了解各种历史问题。因此,综合各朝代的同一类型的史实,加以评论,这是本书的最大价值所在。
本书问世后,便一直受到有关学者的重视,它不但与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共享“清代三大考史名著”之誉,而且也使学者能多方面对之作深入研究。近代以来,史家论及清代史学,无不介绍、评论此书。如梁启超比较赵、钱、王二部考史名作的学术价值时,认为“赵书每史先叙其著述沿革,评其得失,时亦校勘其抵牾,而大半论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彼不喜专论一人之贤否,一事之是非,惟捉住 一时代之特别重要问题,罗列其资料而比论之”。并进而认为,若以现代治史角度考察,“赵书能教吾侪以抽象的观察事迹之法。陋儒或以少谈考据轻赵书,殊不知竹汀为赵书作序,固极推许,谓为儒者有体有用之学也”。或谓此书非赵翼所撰。梁氏不同意此种看法,认为不能仅以此书与《陔余丛考》有异而否认为赵作,因“人之学固有进步,此书为瓯北晚作,何以见其不能?况明有竹汀之序耶。”此外,后人对此书进行校勘者亦不少,但用力最勤者当数今人王树民。他以嘉庆湛贻堂本、光绪广州广雅书局本,光绪新化西畲山馆本三书互校,择善而从,凡原刻本不误而经后 二本误改者,皆加以纠正;凡原刻本误面后 二本已改正者,则从之。又对全书作了进一步 的校勘,并施加标点。中华书局出版时,名为《二十二史札记校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