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野获编》是记载明万历以前掌故旧闻为主的文史笔记。明沈德符撰。成书后以抄本流传,多有遗缺。康熙三十九年(1700),由桐乡钱枋重加整理分类。康熙五十二年 (1713),作者的五世孙沈振搜罗遗稿230条,编为补遗8卷。乾隆三十九年 (1774),官修的《日下旧闻考》摘取本书100多条。然而四库馆臣未予重视,故纂修 《四库全书》时未能入录。道光七年(1827),钱塘人姚氏梓行扶荔山房刊本时,将沈振的8卷并为4卷,加入钱枋的初刻本内,共计收入1400余条。自此,姚氏刊本成为通行本。同治八年(1869),姚氏将文字略作修订,予以重印。1959年中华书局刊行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时,据姚氏重印本断句排印。
沈德符(1578—1642),字景倩,又字虎臣,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明文学家。万历四十六年举人。父、祖代为京官,从小随居京师,耳闻目睹朝野典故、人情世态。好读书、喜涉群籍,精音律,熟谙掌故。自署居室名 “敝帚斋”,取 “敝帚自珍”之义,著有 《清权堂集》。本书多取见闻和野史笔记,又生活在万历时代,取书名曰 《万历野获编》。
《野获编》30卷,分48门; 还附有其后裔辑采的补遗4卷,记载万历前朝国故佚闻,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章、诗词、戏曲、典章、民俗无不广泛涉及。本书大要是:
1.记述了万历前的暴政,其中不乏揭露特务统治和残酷用刑的罪行。卷21 《镇抚司刑具》实录了诏狱的阴森、恐怖: “其室卑之地,其墙厚数仞,即隔壁嗥呼,悄不闻声。每市一物入内,必经数处验查,饮食之属十不能得一。又不得自举火,虽严寒不过啖冷炙,披冷衲而已。家人辈不但不得随入,亦不许相面,惟拷问之期至于堂下遥相望。”同卷 《书夜用刑》记镇抚司之特制刑具备极惨毒: “以木笼四方攒钉内向,令囚处居中,少一转侧,钉入其肤。囚之膺此刑者,十二时中但危坐如偶人。”沈氏不胜感叹:“噫!此亦不堪其苦矣。”
2.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明代已临封建末世,但尚有人殉,《野获编》作了揭露: “太祖的孝陵共有妃嫔四十人都以身殉,只有两个人葬在陵之东西两侧,因为那是洪武年间先死的。”献陵是仁宗朱高炽的陵墓,尽管他在位不到一年,但仍有七个妃嫔“殉节从葬”。本书不仅控诉了人殉制的残忍,也揭露了其虚伪。沈氏对七个从殉妃嫔作了分析说,皇上登极时所封的有贵妃郭氏、贤妃李氏、惠妃赵氏、淑妃王氏、昭容王氏;但只有郭贵妃、王淑妃在所殉之中。按规定皇后、生有儿子藩封的妃嫔,封为贵妃的例不从殉。那么郭贵妃为什么从殉呢? 这和她出身寒微或母家官职不高有关。如张敬妃例当从殉,因她是英国公张辅的孙女,是功臣之后,就恩免了。本书通过这些对比,说明殉葬制并非一视同仁,而是因人而异的虚伪性。
3.寓褒贬于民谣和隐私记载。英宗时也先入寇,京师一夕数惊,于谦受命于危难之际。他组织了北京保卫战,立有大功,但英宗复辟后被诬陷致死。本书录京师人民赋有二联。其一曰: “鹭丝冰上走,何处寻鱼嗛(于谦);其二曰: “京城米贵,那得饭(范)广。”沈氏论云:“真一时的对,亦千古奇冤。”又如江南巡抚周忱和稍后的苏州知府况钟政坛齐名,但周的人品不如况钟。补遗卷3披露了他某些鲜为人知的隐私活动,如谄媚弄权误国的王振,馈赠金观音像,背镂 “孝孙周忱进”。王振建造华屋时,又派人预量厅堂尺寸,特制“绒地衣” (地毯) 以献。
4. 本书辨正了某些以讹传讹的说法。如建文帝出亡为明代一大历史之谜,各种猜测甚多,众说纷纭。出现万历朝的《致身录》以妄断代替以前的传闻,影响很大。在卷1沈氏驳其“不能自圆其说”;“所幸伪撰之文不晓本朝典制,所制官帙皆国初所无,且妄创俚谈,自呈败缺。”伪造虽如此拙劣,但 “一时不读书不谙事之人,间为所惑,即名士辈亦有明知其伪”者,为什么以讹信讹呢?主要出于同情建文,甚至为该书作序。就研究史事态度来说,这是 “真可骇恨”的不足取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