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秘史》是13世纪蒙古汗国官修的史书。原名 《Monggol-un Ni’ uca Tobca’ an》 (音译为 《忙豁仑·纽察 ·脱卜察安》,即蒙古的,秘密,史书),明代永乐年间以 《元朝秘史》之名收入《永乐大典》中,后世遂沿称 《元朝秘史》。其实,该书成书时忽必烈尚未建元,前人无法记录后事,实为明人汉译此书时所误,以致以讹传讹。今仍以 《蒙古秘史》 传世。
《蒙古秘史》作者佚名,成书于窝阔台汗时代,书后题有:“于子年之七月……书毕。”对此,中外学者至今看法不同,有 “鼠儿年” 是戊子 (1228)、庚子(1240)、壬子 (1252)、甲子 (1264) 诸说。从全书内容分析,尤其是最后两卷续集均记叙窝阔台汗的活动,恐怕以庚子年 (1240) 成书的可能性最大。
早期蒙古汗国没有文字,成吉思汗征服乃蛮部时,俘获了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命其以畏兀儿文字书写蒙古语,这就是畏兀儿体蒙古文。《蒙古秘史》就是以畏兀儿字母写成的蒙古文。明太祖洪武年间,为了解决语言的隔阂,四夷馆组织人员编修《华夷译语》,遂将此书翻译成汉字标音本,“纽切其字,谐其声音”,用汉字字音写蒙古语原文,并逐词旁注汉译。又将全书划分为283节,每节后有简单的译文。永乐年间,此书被分为15卷收入《永乐大典》之中,名为《元朝秘史》。后来,蒙古文本散佚,只有明人的汉字标音本经辗转传抄而得以流传,分为15卷本和12卷本,内容无甚区别。清代灵石杨氏的连筠簃刻本为15卷本,是从 《永乐大典》中抄出,但无续集之目。12卷本有观古堂刊本和四部丛刊本,分别为叶德辉、顾广圻校刻。叶、顾二氏均称抄自残元椠本,与15卷本迥然不同,字句行段,往往较胜。然而,叶、顾二人都因不懂蒙文,书中错讹不少,尤为可笑的是将书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误为撰书人姓名,以为由“忙豁仑纽察、脱察安”二人所撰写。近年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组织专业人员先后整理出版了新译简注 《蒙古秘史》、还原本 《蒙古秘史》、校勘本 《蒙古秘史》等,做了大量的校勘注释工作,基本上还原了汉字标音本,成为目前通用的本子。
《蒙古秘史》由正集10卷、续集2卷组成。从内容来看,正集为成吉思汗时代所撰,续集系窝阔台汗时代的作品。《秘史》追叙了成吉思汗二十二代前的远祖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至窝阔台汗时的谱系,记录了蒙古汗国的发展由来,是研究十二至十三世纪上半叶蒙古族社会历史的极其重要的资料。本书详细叙述了蒙古各氏族部落的源流,从中可以找出游牧民族如何从氏族发展成部落,然后又结成部落联盟的历史进程。书中提到的“感光生子”、“弟娶寡嫂”、“招婿入赘”,显然都是氏族社会发展进程中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生动描绘。而书中多次提到的占有奴婢以及掠夺奴隶而发动的战争,形象地说明了部落联盟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最后又是怎样由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取代了部落联盟这一形式。
《秘史》又是一部军事史。作者记叙了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落后于其他部落联盟的蒙古部如何经过曲折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掠夺战争,联弱攻强,逐个吞并,最终建立起以成吉思汗为首的奴隶主贵族国家,书中不惜笔墨地多次描绘了帖木真一生的征战场面,无论是组织兵力、严明纪律,还是进军路线、攻战方法,都显示出他的恢宏气度和卓越的军事才能。用兵全国,征讨花剌子模,远征欧洲,一系列以少胜多的精彩战例,不光给蒙古民族,也给全人类留下了值得总结的军事战略遗产。
《蒙古秘史》不仅是一部珍贵的史书,而且还是优秀的文学作品。由于作者是同时代人,许多事件可能是亲身经历,所以能依据大量生动的史实,用朴实的语言,豪放的笔调,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以成吉思汗为首的一大群人物的喜怒哀乐。无论是“折箭教子”的古老传说(见卷1),还是千军万马摆出大海一样的阵势攻战(见卷7),都写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如历其事。据蒙古学专家道润梯步介绍,《秘史》中的韵文是蒙古民间诗歌书面化的产物,质朴无华,奇句中常用头韵和腹韵,偶句则成为双叠,两节成六叠,三节成九叠,很有特色。由于翻译时的困难,或顾韵而失意,或持意而弄韵,难免顾此失彼,而为了语意的准确就只能尽量以“信”为标准,所以在《秘史》的汉译韵文中很难体味出其原有的韵味了。
元代实行的是两种文字双重修史制度。忽必烈及以后元朝诸帝,均仿效历代中原封建汉族王朝的修史制度,由翰林国史院的汉族文臣编纂历朝实录和修撰后世功臣列传、各种政书,这些汉文资料成为明初官修《元史》的主要材料来源。另外,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就已出现了用蒙古文记载统治者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史书,被称为 “脱卜察安” (又译为 “脱卜赤颜”)。据《元史·察罕传》和《虞集传》记载,元朝历代皇帝仍然指定少数蒙古、色目大臣续修 “脱卜察安”,由于“法不得传于外”,这些书已都不传于世,史实也难以查考,只剩下记录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两朝事迹的《蒙古秘史》。显然,现存的秘史已是残缺不全了。但我们仍可以看到它与汉文史籍的很多不同之处,而这正是《蒙古秘史》 的资料价值所在。
然而,该书毕竟不同于一般汉文史料,传抄中本身有错讹,不少年代、史实的记载也不确切,续集二卷叙事过简,讹误更多,文笔也不如前十卷,并且有些纪事发生在窝阔台以后,显系成书时有人做了手脚。所以,利用《蒙古秘史》,一定要在了解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谨慎引用,方可避免出错。
最早注意到《秘史》的是清代学者孙承泽,此书被收入其所编的《元朝典故编年考》中。其后,经钱大昕的评介,人们逐渐认识到 《秘史》 的价值,如魏源的《元史新编》,屠寄的《蒙兀儿史记》、柯劭忞的《新元史》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了 《秘史》的材料。清人李文田曾征引了数十种参考书,为《秘史》作注,极大地方便了后世的学者。清同治五年(1866),旅居中国京师的俄国僧正帕剌的兀思将连筠簃刻本《元朝秘史》译成俄文出版(此本藏于彼得堡大学),从此《秘史》传播海外。光绪二十五年,翰林学士文廷式东游日本,应内藤湖南之请,归国后据《四部从刊》本抄了一部《秘史》寄到东京(此本藏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于是十二卷本也流传海外。近百年来,《蒙古秘史》先后被译成俄、日、德、英等多种文字,各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纷纷展开研究工作。据不完全统计,至1975年止,世界各国有关《秘史》的专著、论文已超过三百余种。研究《秘史》已经形成了一门世界性的独特的学科——秘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