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是我国古代一部纪传体通史。南宋郑樵撰。书成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元至治元年(1312)摹印元大德本。明清两代有多种刻本,较为通行的是清武英殿本。目前所流行的本子是1935—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十通合刊本。1987年1月,中华书局据此本,重新影印刊行。此外,《通志·二十略》另有单行本。较早有明陈宗奎的校刊本。余有清嘉庆十一年长州彭氏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万有文库》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 本等。
郑樵(1103—1162),字渔仲,学者称他夹漈先生。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南宋历史学家。他家世仕宦,少时丧父,家道败落。曾从其堂兄郑厚,在莆田的夹漈山旁苦读30年,自负学术不下刘向、扬雄。宋室南迁,他曾致书朝廷以自荐,表示“使樵直史苑,则地下无冤人”(《夹漈遗稿》卷3),但未受到重视。乃返回故里,在草堂讲学授徒,努力于著述。绍兴二十九年(1159)开始整理《通志》,二年后完成,上表奉献朝廷,得授枢密院编修,后遭弹劾免职,郁郁而死,终年59岁。郑樵学识渊博,著述宏富,所著可考的约84种,除《通志》外,尚有《夹漈遗稿》、《尔雅注》、《诗辨妄》等。
本书计200卷,500多万字。书前有作者的 “总序”。内容可分5个部分: 即 《帝纪》 18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略》52卷,《列传》(包括世家、载记、列传)124卷。所记时间断限各类稍有参差。上限均起自上古,下限或讫于隋或讫于唐。其中 《帝纪》纪三皇五帝至隋各代帝王事略;《后妃传》纪西汉至隋各代后妃事迹; 《年谱》纪三皇五帝至隋各代重要史事; 《略》相当于正史的书、志,纪上古至唐各代典章制度的演变;《列传》主要纪周至隋各代的重要人物及史事,内容繁杂。全书中 《帝纪》、《后妃传》、《列传》是从 《史记》至 《南史》、《北史》等十五史及其他著作中增删编录而成。《年谱》是仿《史记》年表而作这些部分的内容所取不是第一手资料,价值有限,也颇遭后代学者讥议。全书的精华主要在《略》中。
《通志·略》分为20略。其中 《氏族略》6卷,《六书略》5卷,《七音略》2卷,《天文略》2卷,《地理略》1卷,《都邑略》1卷,《礼略》4卷,《谥略》1卷,《器服略》2卷,《乐略》2卷,《职官略》7卷,《选举略》2卷,《刑法略》1卷,《食货略》2卷,《艺文略》8卷,《校雠略》1卷,《图谱略》1卷,《金石略》1卷,《灾祥略》1卷,《昆虫草木略》2卷。所谓略,即纲略之意。它相当于正史中的 “志”,因避免重复本书书名而取名为“略”。郑樵对“二十略”很自负。他在“总序”里说:“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在这 “二十略”中,天文、地理、礼、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灾祥十略,基本上取自前史和《通典》,郑樵只是作了些加工。属于文化方面的六书、七音、艺文、校雠、图谱、金石六略,除艺文略外,是前史很少涉及,也是 《通典》所设有论述的。其中《艺文略》和《校雠略》尤为重要。《艺文略》是一部宋代以前的图书分类目录,共收录图书10913部,110972卷,分为12类百家432种,它突破了四部分类的传统束缚,建立了比较健全的三级分类法,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校雠略》也是目录学和校雠学的重要著作。它指明了目录学的主要任务是辨别和分清学术源流。还指出了图书分类的原则,编辑目录的方法以及如搜访图书的具体办法。“二十略”中,氏族、都邑、谥三略是本书新增加的内容。《氏族略》是记述姓氏来源的氏族谱系之学,区分姓氏由来分为三十二类。《都邑略》记述上古至隋历代建都的地点、位置、形胜、选择该处建都的原因、得失以及各个域外国家的地理位置。《谥略》把古代二百十一种谥法划分为上中下三类,加以论述。“二十略”中的《昆虫草木略》,属于动植物范畴,系他史所无。本篇仿《尔雅》体例,搜求各种方言异名,汇释草木虫鱼名称,纠正了《尔雅》中的不少错误。总之,《通志·二十略》取材广泛,内容丰富,史料价值较高。它的内容和 《通典》及后来的《文献通考》所载性质相似,所以清人把 《通志》和 《通典》《文献通考》合称为 “三通”。
《总序》、《二十略》主要论述了史学理论,提出“会通”作为治史的指导原则和评价历代史书的标准。所谓 “会”,是指将各种史料加以综合;所谓 “通”是指把史书的记载按照时代顺序加以整理。主张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要求在“会通”的基础上探求历史演变及其原因。说:“百川异趣,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又说: “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乎。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即要贯通古今、融会百家而成一家之言,他强调“相因”,即历史发展线索的连贯性,故提倡通史,反对断代史。据此,推崇司马迁,推尊 《史记》,而批评班固,贬抑《汉书》及其以下的断代史,认为它们失去了会通之道,割断了历史。还提倡秉笔直书,认为“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同时还斥阴阳五行、天人相应之说为 “欺天之学”,指出五行只是运动变化的物质,不干人事,“国不可以灾祥论兴衰”,“家不可以变怪论休咎”。主张历史是 “实学”,应当讲求 “核实之法”,记录实际情况,决不可空谈义理,宣扬 “妖妄之说”,或玩弄辞藻,任情褒贬。
本书也存在严重缺陷。它卷帙浩繁,除却 “二十略”外,在编写形式上无多少创新,所反映的内容,空间广阔,时间长远,唐刘知几曾批评过纪传体通史“每论国家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的缺点,在本书中也同样存在。此外,本书史料上也没下功夫考核发掘,遂使它的价值远低于本书作者的自我估计。
对于 《通志》的评价,前人意见颇不一致。《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谓: “迹其精华,惟在二十略;而穿凿挂漏,均所不免。”清章学诚在 《文史通义》称之 “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他们或只重史料,或专谈体例,都失于片面。其实《通志》所反映的史学思想,应值得重视,其二十略,注意到了以往历史学家忽视文化史的现象,更是难得。因此,尽管它存在着缺陷,仍不失为一部较有系统的史学名著。
对《通志》研究,历来偏重于《通志·二十略》。对之进行校注者较多。建国以来学者比较重视郑樵的史学思想研究,已发表了一些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