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考异》是一部考据学的专著。亦称《资治通鉴考异》,于元丰七年(1084)随《资治通鉴》同奏上。司马光修《通鉴》,“遍及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难免要遇到记载的异同、史实的真伪问题。为了弄清事实,决定取舍,他提出了考异的方法,“择其可信者从之,又参考异同,辨正谬误,以明去取之故,别为《考异》三十卷。”长编中的考异,原注于正文之下,但经过司马光修订以后,把注文剔出,另成《通鉴考异》30卷,与《资治通鉴》相辅而行。后来胡三省注《通鉴》,将考异散入《通鉴》正文之中,便于阅读。但仍有《通鉴考异》单行本流传。如《四部丛刊》影宋本、刘茮云单行足本、广雅书局本、光绪十四年长沙杨氏刊本、四库全书本等。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山西夏县人,是11世纪我国伟大的史学家,生平事迹见“资治通鉴”。
《通鉴考异》共30卷,从所涉及的内容看,十分广泛,人名、地名、时间、事件书中都有考订。由于《通鉴》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尤重时间考订,因而这方面的条数特别多。为便于作好考订史书工作,司马光还制定了一个撰写考异公式:“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今按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从之。”《通鉴考异》的条文,大体上都是按照这个公式写的。有的条文不过寥寥数字,如卷二汉灵帝光和六年“张角置三十六方条说,《袁纪》作坊,今从《范》书。”非常简单。有的条文则字数很多,如卷十四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二月丙午“颜杲卿杀李钦凑、擒高远、何千年,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条,引用 《河洛春秋》、《颜杲卿传》、《玄宗实录》、《肃宗实录》、《唐历》、《旧唐书》、《颜氏行状》等七种史书、考辨颜杲卿起兵反抗安禄山事实,全文二千五百七十三字。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通过考异,推翻不实之词,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对汉武帝、唐太宗这样杰出而有作为的皇帝,在肯定他们历史功绩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指出他们的过失。如直接批评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归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指出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于亡秦之祸”在于他能“晚而改过”。对于唐太宗,在《考异》中明确指出,正史对于他的记载有许多都是“抑扬诬讳”之辞,不足取信,特别是对玄武门之变,记载更是失实。因而司马光在编写有关唐太宗的事迹和言论时,对旧史的记载都作了细心的考核和筛选,凡属“溢美掩恶”的,《考异》中大多予以点出,选择近情可信者编入《通鉴》。《考异》在这方面大体做了这几件工作:凡为唐太宗故意粉饰并开脱其罪责者一律予以清除;凡凭空为唐太宗歌功颂德者一律予以推翻;凡对李建成、李元吉功劳有意抹煞者一律予以恢复;对唐太宗晚年“颇好奢纵”,大兴土木,以及拒谏、专断等行为亦多方加以揭露。使唐太宗的面貌更加真实,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通鉴考异》对我国考据之学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历史记载的真伪异同,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司马迁作“史记”,提出“考信于六艺”的原则。对于那些荒诞不经的史料不予采用。开始表现出史家处理史料的慎重态度。到了裴松之注《三国志》,除广泛收集史料以补缺遗、备异闻外,对于“纰缪显然,言不附理”的记载,也都加以辨正。杜佑《通典》中,有不少注专门考订史料的真伪,这些都可说是司马光考异法的先导。但司马光的考异法却远远超过了前人的成就。诚如 《四库全书总目》评论《通鉴考异》说: “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是光始。”可见司马光建立考异法对历史编纂学是一个重要贡献。随后李焘作 《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作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沿其义例,对史实予以考辨,说明去取,分注于正文之下。
《通鉴考异》所采用考异的方法,除书证法外,大量采用理证法和金石碑铭等物证法。从书证、理证、物证三大方面对事实进行考订论证。解决了史书记载中许多难以解决的悬案。此外,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还采用过三百多种史藉,这些史籍大部分已经失传,《考异》无形中为我们保存了许多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