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爽秋楼歌句”遭遇质疑——解析一个由《红楼梦学刊》引发的
红学研究
最近，在国学论坛、红楼艺苑论坛等几大著名红楼梦研究论坛上，各个红学论坛上都出现了关于周汝昌涉嫌伪造“爽秋楼歌句”的公案，随后十几家论坛转帖，网友批判周汝昌的声音空前高涨，网站的点击率也直线攀升。可谓批周倒周流风所及，草木皆兵。甚至发展到和周派网友之间的漫骂与人身攻击，仿佛又让大家沐浴一次几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的洗礼。
这桩“爽秋楼歌句”公案，起因于2006年第3期《红楼梦学刊》上的一篇《日望西山餐暮霞——有关曹雪芹在西山诗词八首笺议》，作者为沈治钧先生。2006年6月3日，最早发难的是登在艺苑论坛上原帖署名秦淮散人，而后在国学网论坛和光明网论坛、凤凰论坛等上转帖署名fy陈传坤的一篇帖子《震惊!周汝昌先生又一次涉嫌造假案出水了》：
今天读到《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三期，上有沈治钧先生的文章：《日望西山餐暮霞——曹雪芹在西山诗词八首笺议》，其中揭露了周汝昌先生涉嫌伪造红学史料的一首词。这首词的标题是《八声甘州——蓟门登眺凭吊曹雪芹》，全词如下：
尽长空万里见神州，关河莽微曛。指盘房[云爱]蔼，巫闾渺没，寒木疏匀。去住归鸦万点，[风占][风占]是山村。残石欺秋草，不表孤坟。++++++回首红蕖铺海，傍清溪老柳，桥迹都湮。认谁家前邸，碧瓦尚连云。奋笔椽，黄车阅世;枉尔曹，牛鬼谤遗文。高风起，散余霞处，洒酒酹君。
据沈先生的文章，霍国玲、胡德平、严宽、蔡义江等红学家都曾经被骗，误以为这首词“是曹雪芹在北京的朋友”写的，并且作为各种立论的主要根据。沈先生呼吁，请周老公开说明这首词到底是不是他假造的，以免以讹传讹。
周老曾经假造“曹雪芹佚诗”，把吴世昌骗得好惨，气死了。现在这首词又被揭露出来，实在令人无比震惊。周老是不是有造假的癖好?失望!
——陈传坤注：标题为吾所加，谢谢原作者秦淮散人。
经笔者核实，《红楼梦学刊》(2006.03)上沈治钧先生的部分原文如下：
我无意亦无力追究什么人的过失，只想解消心中郁结已久的一个学术疑团，即该词在曹雪芹生平研究中的史料价值究竟应当如何估价，是100分还是0分?
如前所述，已经有一些学者将该词视为“颇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了，甚至认定其作者“是曹雪芹在北京的朋友”，并且也确实在论证京城旧宅、西山故居、逝后葬地等曹雪芹的切身之事时，徵引它作为立论的主要凭据了，还由此得出了一些难以忽视的结论。
在此种情势之下，周老先生的的确确有责任、有义务及时澄清其具体来历。尽管年登耄耋，但其著述精力仍如日中天，去岁一年里竟然推出9部新作，令人目不暇接。可见，眼下的周先生当然完全有能力说明此事。
解铃毕竟还须系铃人。请如实告诉读者，那部“《爽秋楼歌句》”见于何处，现藏何方，书里还有什么内容，其作者“周氏”究竟是何时何地之何人?或者劳驾解释一下，先生对于该词为“何时何人所作”这一问题，到底是怎样判断的，为何将其录入《红楼梦新证》?为何不加任何说明便将其系于《史事稽年》“末期”的乾隆二十九年(1764)甲申之下?
我希望周老先生能够本着对学术负责的态度，俯察悃迫，不吝赐教。红学之谜已然够多的了，实在没有必要再多留下一个。(笔者注：其中沈先生有误。1953年初版的《红楼梦新证》并无此词。标明“佚名《爽秋楼歌句》”应为1976年版《史事稽年》，而在周1998年版《红楼梦新证》却标明“周氏《爽秋楼歌句》”)
这其中“佚名《爽秋楼歌句》”出自第八首《八声甘州•蓟门登眺凭吊雪芹》，来源于周汝昌先生1998年版的《红楼梦新证》：
〔八声甘州蓟门登眺凭吊雪芹〕
尽长空万里见神州，关河莽微曛。指盘房霭，巫闾缈没，寒木疏匀。去住归鸦万点，是山村。残石欺秋草，不表孤坟。
回首红蕖铺海，傍清溪老柳，桥迹都湮。认谁家前邸，碧瓦尚连云。奋笔椽，黄车阅世;枉尔曹，牛鬼谤遗文。高风起，散余霞处，洒酒酬君。
笔者根据大家的争议，质疑的意见大概有三层，笔者冒昧在此注解一下：
公案玄机之一：
“《爽秋楼歌句》”究竟是“周氏”还是“佚名”?周在十几年更正时，为何不加解释?原词来源什么书籍或秘本?
“《爽秋楼歌句》”在周先生的1976年版《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注明“佚名《爽秋楼歌句》”(P757)，夹在悼念曹雪芹史料的行文内。
见附图一：1976年版《红楼梦新证》相关影印。
但是在1998年版华艺出版社则变成了“周氏《爽秋楼歌句》”(P610)——而且毫无说明。是以引起网友的公愤和质疑。
见附图二：1998年版《红楼梦新证》相关影印。
公案玄机之二：
“《爽秋楼歌句》”夹在史料中间，但是它不可能来自清代。
代表理由如下：
其一，该词产生年代模糊。周著将该词系于《史事稽年》的“末期”，即“康熙五十二年以次”，则其产生于曹雪芹逝世的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1763年2月12日)至《红楼梦新证》(增订本)出版的1976年4月之间，那213年中的任何一年，均有可能。又周著排列该词于“沈慕韩《红楼百咏》”之后，而沈慕韩(1892——1932)为近现代人物，其咏红组诗乃陆续首发于徐枕亚主编的《小说丛报》，时间是1914年6月至1916年10月。准此，所谓的“《爽秋楼歌句》”又似产生于民国五年(1916)秋季之后了。但是，周著在该词之后，还罗列了高鹗、程伟元写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辛亥的程甲本序言，舒氏元炜、元炳兄弟写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的舒序本序言和题词，以及公认为产生于乾隆年间的明义《绿烟琐窗集》中的《题红楼梦》组诗等材料。这样一来，周著又给读者一种感觉，仿佛《八声甘州•蓟门登眺凭吊雪芹》一词是乾隆年间的旧物。事实上，也确有一些学者产生了最后这样一种印象，遂将该词视为可以援据为证的“清朝人”的“古词”了。
——反方的理由是：周著将该词系于《史事稽年》的“末期”，即“康熙五十二年以次”，则其产生于曹雪芹逝世的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1763年2月12日)至《红楼梦新证》(增订本)出版的1976年4月之间那213年中的任何一年，均有可能。 至于“周著在该词之后还罗列了高鹗、程伟元写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辛亥的程甲本序言，舒氏元炜、元炳兄弟写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的舒序本序言和题词，以及公认为产生于乾隆年间的明义《绿烟琐窗集》中的《题红楼梦》组诗等材料。这样一来，周著又给读者一种感觉，仿佛《八声甘州•蓟门登眺凭吊雪芹》一词是乾隆年间的旧物。”说法，凭吊曹雪芹的诗至“歌句”是最后一首(红楼百咏也是选的“曹雪芹”)，之后是说红楼梦，前后有区别，查新证可以确认。 至于说：周著又给读者一种感觉，仿佛《八声甘州•蓟门登眺凭吊雪芹》一词是乾隆年间的旧物。事实上，也确有一些学者产生了最后这样一种印象，遂将该词视为可以援据为证的“清朝人”的“古词”了—— 确实有，包括蔡先生等，但沈先生这么精细，自己应该不会产生这种印象。
其二，倘若该词果然是“清朝人”所作，则其作者“周氏”关于曹雪芹生平的知识便令人惊讶了。沈的原文中，说这首词没有标清年代，但却放到清人凭吊曹雪芹的诗词作品中间(是中间，不是末尾)，不知是何用意?果然如此的话，那简直和偷儿有什么区别?现代人某某编个《唐诗选集》，中间夹两首自己的作品，那是什么性质?盗名欺世四个字。
其三： “新证”——取这个名字，意思是“新证据”，而不是周老悼怀“伟大的天才”曹雪芹。把个人的悼念诗词拿到学术论证作品中本来就不是完全妥当，何况又造成了如此混淆?难道自己的感怀诗词也算“新证据”么?不做说明就更不应该。
其四，倘若该词确乎乃是“清朝人”所作，则其作者“周氏”对于《红楼梦》的高度评价，亦不免让我辈大跌眼镜了。简言之，将该词定位于哪个时代，疑冰均难释然。若说它出自乾隆年间，甚至说作者“周氏”用曹雪芹的生前友好，则其史料价值当然不亚于张宜泉、二敦、弘晓、永忠、明义、淳颖诸作。奇怪的是，自1976年至1994年的18年间，几乎没有任何红学者谈及该词，甚至连它的发现者周先生自己至今似乎都不屑齿及。若说它出世的时期为嘉庆至宣统年间乃至新红学创立之前，但是，那个时段的人又不可能对曹雪芹的生平了解得那么清楚具体。若说该词出自1921年之后，甚至出自“文革”时期，周先生又没有片言只字的说明，好像不合《红楼梦新证》的体例。
若说那位神秘兮兮的“周氏”其实就是周汝昌先生本人，那就更不可思议了——周著并未在该词上面标自己的大名。看来，那个同样的“周”姓仅仅是个巧合而已，那个同样的“爽秋楼”名也仅仅是个巧合而已。被偶像崇拜者尊称为“红学泰斗”的周老先生，不至于伪造史料吧?罪过!谁脑子里存着这么个念头都是天大的罪过，哪怕只是稍一闪念。伪造史料乃学人之头等大忌，非关学问，非关文采，惟关人品，不宜妄加猜疑。问题的关键在于，周著给人的感觉是，该词来历不凡，总会有人慧眼识珠的。
(以上引用帖子内容署名有江南小糊涂、红米、君君、hmlcwz等，笔者不一一罗列了)
公案玄机之三：
“《爽秋楼歌句》”来源于周先生天津故乡的旧居周家的“草火园子”——曰“爽秋楼”。
因为，在2005年版《周汝昌自传：红楼无限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在周先生天津故乡的旧居里就有一座周家的“草火园子”——名之曰“爽秋楼”。现在把周先生原文摘自如下：
楔子
我怎么会和《红楼梦》缔结了文缘?不可思议。也许这并非“文”缘，而是“灵性已通”的 感悟之缘，亦未可知。因为在中华文化上讲，聪颖智慧之更高层，还有精神交流的天人合 一之事理，这在我们叫做感悟，曹雪芹采纳了晋代艺术大师顾恺之的用语，叫做“通灵”， 也即是交感而悟知的意思。人的精神活动，有此一义，并不玄虚，更非神秘。人之所以与其 他动物有别，最要者就是赋有一种灵性——就是能感能悟的能力。此能力与智与慧不无关联 ，但不等同;比如有人“智商”很高，记忆力特强，推理逻辑极周密……他会成为杰出的 自然科学家，但不一定都能有“灵性”，感悟性较差，这种例子所在皆有，普通现象也。
鄙人出身寒微，有些人误以为是书香门第，那相差太远了。寒门坐落天津与大沽之间的一个 村镇名曰咸水沽——水实甚佳，一点也不咸;听说大港那边有一处叫甜水井子，水却苦 而不 甜，相映成趣。咸水沽地处旧海河大湾之东南岸，为天津府八镇之一，属七十二沽之列。这 一带“起家”的都是养船户，劳动人民。伯祖父周锐，本是大船户韩家的一名伙计，其后成 了创业人，自己有了大船。船走渤海，以运贩关东的粮、米为主，辛苦而担险，却有利润— —于是成了地主。我不幸出生于这个家庭，所以“文革”挨批斗时，“革命者”叫我“狗 崽子”。这种出身，甚不光彩。所以怀有自卑之感，自觉低人一等。
这个地主家庭有一个“花园子”，不想它和《红楼梦》发生了一种出人意外的联想。
原来，这家地主很特别：没有佃户，也没有粮租——因为地是海滨沿子的盐碱地，不能耕种 ，只有小片浅水处，可生芦苇杂草。地主不是良田万顷，是草洼子主，只有租户割了草归他 所 有，纳草若干为“租”。地主收了“进”来的草，须有个地方存草，于是家里有了一处 存草地。我从小耳闻的，就是天津人说的“草火[柴火]园子”。
伯祖父最爱胞弟周铜(我之祖父)，说跑海船太不容易了，现时已有吃的、住的，你不用再去 受罪，在家里照管照管吧……
我祖父一生没“做事”、“任职”，享了哥哥赐予的大福气。他酷爱文学艺术，禀性不俗。 因见草火园子里本有像是从明末遗存的古树(还有大果树)，就将计就计，引泉搭桥，堆土作亭 ……还盖了一座小楼，名之曰“爽秋楼”。又因内供魁星，亲友能书者又赠一匾曰“旭升 阁”。雇了伙计、把式，看园子，管花木，竟然经营得颇有可观。在这一带(俗称海河沟儿 里)，这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出了点儿小名气。听老年人说：庚子乱世那年，此地为日本军占 驻，在日本人眼里口里，“修家”(日语把周念成“修”)花园堪称一景。但家里人始终只叫“草火园子”。
我几岁时，母亲就常给我讲园子的旧事，令我神往。母亲说：老八爷(祖父大排行第八)不回 家，就住园子里。那时候园子可太好了，花草树木好看极了!每到花盛开时，他总是把全家 各院(族大人多了，分住多处，以某院呼之)的闺女媳妇们叫去，一齐去看花。这些年轻的， 不 像如今这么不讲究，都要打扮起来——当年那样的衣裳和梳妆，你哪里知道，见过?那一 大群真是花团锦簇，老八爷看见我们来了，高兴极了，带领着各处游遍了，还给讲这叫什么 花、那是什么树。我总说，那真像《红楼梦》!
母亲的话，我并不全懂得确切，可是总也难忘，总在“想象”那个境界。
母亲还说，老八爷喜欢的是西院的那些侄子侄孙们，爱他们的风流才藻，诗文书画，吹拉弹 唱，件件皆能。不喜欢你爸爸，嫌他古板儿，没才气(拘拘谨谨，朴朴素素，不会什么)。最 爱西院四先生(谓我之堂兄，号雨臣);四先生爱看《红楼梦》，见人就讲一段——“这丫头 不是那丫头，头上哪有桂花油!……”
——摘自《周汝昌自传：红楼无限情》， [作者]：周汝昌，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05年。在这个公案中，根据如上周的自传所述，鉴于周年登耄耋的记忆性误差，大部分网友看到“周氏《爽秋楼歌句》”之“爽秋楼”，很可能就是周汝昌自家的“戏笔”，就是周先生天津故乡旧居里的一座周家的“草火园子”!
公案玄机之四：
鉴于周先生曾在早年犯下“补作雪芹遗诗”的前科，“《爽秋楼歌句》”嫌疑更大，据此，网友纷纷高呼周又一次涉嫌“故意造假”。
现在笔者把相关“补作” 前科的资料，摘录《〈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如下：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
红学界论争回顾之第十一次论战——所谓曹雪芹佚诗
曹雪芹能诗，而且风格近似李贺，这是敦敏、敦诚和张宜泉诗文中透露出来的，应属可信。脂批也说《红楼梦》作者有传诗之意。但除《红楼梦》之外，并没有完整的雪芹诗作流传下来，只敦诚《琵琶行传奇》的题跋中，有两个断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被敦诚赞为“新奇可诵”。这首诗其他六句是怎样写的，却无从知道，红学爱好者无不深以为憾。
但1973年左右，曹雪芹《题琵琶行传奇》佚诗忽然面世，《红楼梦》研究者中间争相传阅。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印的《红楼梦研究资料》曾子刊载，全诗八句为：“睡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红粉真堪传栩栩，渌樽那靳感茫茫。西轩鼓板心犹壮，北浦琵琶韵未荒。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不久，吴世昌和徐恭时两先生撰写出详细笺释、论证和评价的文章，题为《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诗》，发表在1974年9月印发的南京师范学院编的《文教资料简报》增刊上，1975年第一期《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予以转载。吴、徐写道：“从这诗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韵律、技巧等种种方面加以考察的结果，认为这是雪芹原作，绝无可疑。”盛赞“雪芹此诗，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浑成的优秀范例”，可以用此诗“作为衡量别的相传是曹诗(如果还有的话)的尺度”。参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下册第750页。这样，所谓雪芹这首佚诗便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了。
但同时也有传闻，说佚诗是假的，并不是雪芹的原作，而是“时人拟补”。1976年4月增订出版的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录存了这首诗，周先生加按语说：“有拟补之者，去真远矣，附录于此，聊资想象。”参见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328页至第333页。接着，1977年，第四期《南京师范学院学报》刊出了《曹雪芹佚诗辨伪》一文，作者陈方，对佚诗的真实性明确加以否定。这样一来便激怒了吴世昌先生，再次撰写《曹雪芹佚诗的来源与真伪》，长达两万余言，发表于 1978年第四期《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公布了一系列关于佚诗“来历”的材料，引经据典，确认佚诗“不伪”。特别针对有人说“拟补”之人就是周汝昌，他痛加驳斥，认为周先生断“补”不出这样的诗作。他说这使人想起《晋书》里一个故事——阮籍的侄孙阮瞻不信鬼，来客与他辩论，辩不赢便作色曰：“即仆便是鬼!”参见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336页至第361页。
正当围绕曹雪芹的佚诗所进行的论争不可开交之时，香港的《七十年代》月刊在1979年第六期上披载出梅节的文章，直截了当地指出佚诗是假的，并说这是一个“骗案”，可以称为“红学界的‘水门事件’。”梅节《曹雪芹佚诗的真伪问题》，载香港《七十年代》1979年第6期。于是吴世昌又在1979年第九期《七十年代》上，以《论曹雪芹佚诗，辟辨“伪”谬论》为题，发表答辩文章，仍坚持佚诗不伪。梅节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四人帮揪出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编辑却揭露此诗是假古董，暗示作者就是周汝昌本人。吴世昌明知此诗来源可疑，却抢先发表，乃蒙骗群众。”吴世昌说：“梅节的行为已越出学术讨论的范围，成为一个法律上的诽谤问题”，他“保留另行处分之权”。 1979年11月16日，梅节又在香港《广角镜》上撰文，题目是《关于曹雪芹“佚诗”的真相——兼答吴世昌先生的“斥辨伪谬论”》。至此，论争已呈白热状态。连顾颉刚、俞平伯两位红学元老也被卷入进来，因为吴世昌在文末附录了顾、俞给他的信函。顾颉刚在1979年7月18日致吴世昌的信中说：“雪芹《题琵琶行传奇》一律，我以为兄文绝对正确，亦当秉此旨意，写一短篇，届时请赐正。”俞平伯的信写于1979年3月14日，告诉吴世昌：“新加坡有周颖南者颇重视文献，托我转请顾老写字。及至写好送来，则赫然此七律也。跋语中确定为雪芹遗作，以晚年得见之为幸。”他自己的看法则未明示，只说：“认真比辨伪难，良信。”意甚微婉。参见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371至第372页。
吴恩裕是曹雪芹这首佚诗的先睹者，他的《曹雪芹佚著浅探》中的一则“琐记”，对佚诗的来历和流传过程有所披露，其中写道:
曹雪芹题敦诚之《琵琶行传奇》一折诗，敦诚于其《鹪鹩庵笔麈》中谓为“新奇可诵”，惜敦诚未引全诗……“全”诗既出，士林竞相传诵，《红楼梦》资料书，几无不翻印、注解，且复为文考释。近日颇有谓前六句为伪补者，又有谓为确系曹作者，一时视听颇乱。余以曾先睹此“全诗”为快，故仅就所知，以告读者。1971年冬，余在皖北濉溪之五铺镇，得周汝昌同志函示全诗，并云：“此诗来历欠明，可靠与否，俱不可知。”(1971年12月26日由北京所寄函)得周函后，余又函询该诗之所自来，据汝昌于1972年1月14日复函云：“(上略)至其来源，系人投赠，原录一纸，无头无尾，转托人送到。弟不在寓，亦未留他语。使弟一直闷闷，设法探访奇人。事实如此，原诗已奉目，弟绝无珍秘‘来路’之意，当荷见信。此与蜡石笔山照片之远投颁惠， 同为异事，可为前后辉暎(裕案：原即作‘暎’，下略)。”据此两函，则汝昌虽获此诗，因不知其来源也。1972年春，余自皖去沪转杭，由杭返京后，与汝昌相晤时，仍谓不知投诗者为谁氏。殆上海印布该“全”诗后，余始闻人言，汝昌曾告人，谓该诗系时人所补。斯时也，谈《红楼梦》者多以为异：益以既知为时人所补，必知其为何人，何不明言其人也?又颇有人认为，前六句即出汝昌之手。他友之关心此问题者，知余与汝昌相善，时来相问，亦有外地不识之同志，投书见询。遂再度致函汝昌。得复云：“(上略)场韵七律，前六句确系时人之作，此诗当年唯写与二人，一为家兄，一即兄也。家兄一见，亦甚惊奇。后设法探询，知为时人试补。其人原非作伪之意;不过因苦爱芹诗，恨不得其全，聊复自试，看能补到何种水平耳。其诗笔尚可，但内容甚空泛，此其破绽矣。(芹真诗必不如此!)(下略)”观此书词气，则前六句为汝昌所补之说，似非无据。盖其所云：“其人原非作伪之意”、“苦爱芹诗”、“恨不得其全，聊复自试”诸语，已足使人疑为补者自解之词。然近见彼于新版《红楼梦新证》七五O页已刊入“全”诗;据汝昌之附记所云：“按雪芹遗诗零落，仅存断句十四字。有拟补之者，去真远矣，附录于此，聊资想象。”则又并非自承。似此迷离惝恍之言，实令人难于判断此“拟补之者”之为谁。然余所最不解者则为：倘系汝昌自补，何以1973年汝昌刊于《文物》第二期《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一文之提纲初稿(该文系余代《文物》所约，提纲初稿均先交余处，后转《文物》)中，竟有解释该“全”诗一节?以故余彼时认为：此六句诗当然非彼所补。虽其后汝昌又函余将该节取消(该文提纲《文物》编辑部未看到)，倘非出自曹氏而系彼自己所补，即提纲初稿亦不应写入也。余意汝昌考证《红》、曹，历有年所，辨伪析疑之不暇，讵可含糊其词，以滋世人之惑!时至今日，何靳一言，以释众疑?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第232页至第23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最早看到佚诗的吴恩裕先生也被打到闷葫芦里了。不过他对佚诗的来历交代甚详，说明只有周汝昌深知诗案底理，因此他期待周先生站出来释疑。
1979年，周汝昌先生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说佚诗的前六句是他“试补”的，而且一共“试补”了三首，时间在1970年秋，刚从湖北干校回到首都的时候。至于有人“误以为真”，他说“这三首诗‘真’不了”，原因“一是内容空泛”，“二是诗的风格不对”：“我非雪芹，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雪芹那样的诗句的。真假之分，端在此处可见，其他都不需细论了。”周汝昌：《曹雪芹的手笔“能”假托吗?》，参见《献芹集》第428页至第43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聚讼多时，红学界为之惊诧的曹雪芹佚诗案，终于了结，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笔者注：以上摘自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作者]：刘梦溪，[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公案玄机之五：
周汝昌先生有故意误导嫌疑，实际上，一些红楼梦研究大家也被蒙骗。
过去和现在，国内的一些红学大家和学者，包括蔡义江先生1995年专著《蔡义江解读红楼》，这首词是清朝人的作品，作者是曹雪芹在北京的好朋友，词的史料价值很高。具体误导的情况，笔者摘录《蔡义江解读红楼》如下：
第四部分 西山文字在，焉得葬通州
对敦敏指出名字来的《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诗又作如何解说呢?我以为此诗恰好证明了曹雪芹的墓不在北京东面的通州。为了讨论方便，还是再引其诗：
花明两岸柳霏微，到眼风光春欲归。
逝水不留诗客杳，登楼空忆酒徒非。
河干万木飘残雪，村落千家带远晖。
凭吊无端频怅望，寒林萧寺暮鸦飞。
诗题把“集饮题壁”和“吊雪芹”联系起来，说明以往遇到大家在一起喝酒作诗的场合，总少不了雪芹，这河边酒楼大概就是他们曾来过的地方。雪芹诗思敏捷，高谈豪饮，总能增添大家的逸兴，所以以“诗客”“酒徒”相称，而在登此酒楼时想起他来了，现在再也不能相见，自然不免怀念他。诗的立意如此而已，与雪芹死在哪里、葬在哪里毫不相干。
以为此诗与雪芹墓地有什么关系的，或许因为诗题中用了一个“吊”字。其实，“吊”固可用在眺望或来到死者墓地的情况下，如前引西郊游眺诗;但也可用在其他事物引起对死者的追念伤悼上，如林孝箕等《红楼诗借》中有《悼红轩吊曹雪芹先生》诗(见周汝昌《新证》)，永忠有《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等等，用得是很广泛的，此诗正亦属后一种，所以“凭吊无端频怅望”句用了“无端”二字。不是吗，说“凭吊”，实可吊而不可为凭;说“怅望”，虽望而又望，眼前却不存在真想要望的东西，它只有因怅然而悲所引起的无意识的举动。末句景象正渲染了这种心绪情态。倘若像有些同志想象的曹雪芹的墓就在近旁，则无论说凭吊或眺望，都非无缘无故，就不应用“无端”二字;今用了它，就只能证明雪芹之墓并不在这一带。此诗所说的“河干集饮题壁”，徐恭时考其地点在“通惠河的庆丰闸旁的酒楼上”(1976年9月6日的信)，有人则沿河而东，把地点拉到更远得多的张家湾附近。但不论是近是远，此诗都无助于“墓石”提供者以假作真。
属于“吊雪芹”而又指明其葬地之作的还有一首，是从周汝昌《新证》中《史事稽年•末期》部分读到的。周君将其引录于甲申年曹雪芹既卒、诸友好及他人的挽吊诗文、笔记之末，出处为佚名《爽秋楼歌句》——我不知这是怎样的一部书，作品也有一二处不得甚解，但它是了解一些曹雪芹情况的清人所作，是可以肯定的。《新证》成书较早，尚无雪芹葬地西东之争，且周君引录时也未加只字按语，故似无伪托之必要。正因为如此，我愿再抄引出来，作拙文立论依据之一：
〔八声甘州蓟门登眺凭吊雪芹〕
尽长空万里见神州，关河莽微曛。指盘房霭，巫闾缈没，寒木疏匀。去住归鸦万点，是山村。残石欺秋草，不表孤坟。
回首红蕖铺海，傍清溪老柳，桥迹都湮。认谁家前邸，碧瓦尚连云。奋笔椽，黄车阅世;枉尔曹，牛鬼谤遗文。高风起，散余霞处，洒酒酬君。
看标题，这首吊雪芹的词是写登临蓟门眺望所见所感的。蓟门，在北京的西北角。乾隆皇帝曾寻访其古城址，立碑题写“蓟门烟树”四个大字，使之成了“燕京八景”之一的地方，实不过是“元大都城西面城墙、靠北端的一个门，即肃清门的遗址”(见《北京地名漫谈》53页)，并非真正的古蓟门。登城西望，郊野远处，便是曹雪芹晚年所居住的西山一带。故敦诚《寄怀曹雪芹》诗中即以“蓟门落日”四字指其所在。此词的作者登眺的方向，也正是西面，故开头写所见谓“关河莽微曛”，曛，落日余晖也;结尾则说“散余霞处”，余霞，落霞、晚霞也。
上阕写所见景物，视野由大而小，从旷阔到集中，从远处的“去往归鸦万点”，归到“是山村”上去，点出雪芹的居处。“山村”之称，与敦敏《访曹雪芹不值》诗所写的“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完全符合。接着就想象其埋骨之地，以申“凭吊”之意说：“残石欺秋草，不表孤坟。”他坟前的断碑残石，已早被茂密的秋草所掩埋，再要寻找墓址都很困难了。所以只得像词的结语所说，在古城上眺望着落日晚霞的远处，以酒酹地，表示祭奠了。我们退一步说，即使词的作者并不真正确知雪芹的墓址所在，只是据当时传闻这样写，那也是非常重要的证据。在“墓石”出现之前，又有谁曾听说过北京有曹雪芹葬于张家湾的传闻?
从词的下阕所写来看，词作者还是相当关心并了解有关曹雪芹的一些事的。下阕前半仍是景物，分两截：“回首”三句，当是说词作者曾见到过的雪芹故居周围的环境;借“桥迹都湮”暗示其身后萧条，许多往事也都随时间而湮没无闻。这是回想中景象。“认谁家”二句，则是眼前所见，是用以作对比的。前面不远的地方，不知是哪一家的官邸，现在还建筑辉煌，气势巍巍，显赫得很。后接四句写所感，也分两截：先说雪芹奋起如椽大笔，把他一生对世事的观察经历写成小说。“黄衣”，西汉小说家虞初，号“黄衣使者”，人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借代写小说的雪芹。然后再说世人对雪芹的妄加嗤点评议是徒劳的。所谓“牛鬼谤遗文”是说有人对雪芹传世文章乱加讥谤，比之为李贺的“牛鬼蛇神”文字，因而大有“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愤慨。看来，词作者是读过敦诚的挽诗或其《鹪鹩阉杂志》的，后者有“余挽诗有‘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之句，亦驴鸣吊之意也”等语。但对敦诚以李贺比雪芹的诗句，不免有所误解，以为是在讥哂。长吉歌诗，后人本多不一的褒贬，而杜牧“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李长吉歌诗叙》)的赞词，也容易被人误当作是讥语，所以引得词作者生气了。其实敦诚是极佩服雪芹的。“牛鬼”之喻，只在赞其为文“新奇可诵”，并无“谤遗文”之意。
总之，我觉得此词是考证雪芹葬地颇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周汝昌爬罗剔抉地搜集，功不可没。我希望不要因为尚未查出它是何时何人所作就忽略了它。
附：本文主要是从正面申述我不信“曹雪芹墓石”为真的理由，有不得不涉及一些不同的意见者，也只是就事论事，绝没有想与持异见的同行师友们一争短长的意思。惟对好事者的作伪，颇不以为然耳。
——笔者节选自《 蔡义江解读红楼 》一书， 【作者】:蔡义江，【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05.
但据沈文考证，这首词的作者不一定是清朝人，可能是现代人伪托的，很可能就是周汝昌先生本人“拟写”的。网友于是纷纷指责蔡先生是红学大家，为什么连这个常识的疑问也没有?甚至事件出水后，周先生置若罔闻，蔡先生也是借助网友传达了一个含糊的表态——所以各个论坛指责他们“一个作伪，一个证伪”，是不是混淆黑白，愚弄全国红迷?红楼梦还有学术品质和学问否?
正如沈治钧先生所呼吁的：
“在此种情势之下，周老先生的的确确有责任、有义务及时澄清其具体来历。尽管年登耄耋，但其著述精力仍如日中天，去岁一年里竟然推出9部新作，令人目不暇接。可见，眼下的周先生当然完全有能力说明此事。
解铃毕竟还须系铃人。请如实告诉读者，那部“《爽秋楼歌句》”见于何处，现藏何方，书里还有什么内容，其作者“周氏”究竟是何时何地之何人?或者劳驾解释一下，先生对于该词为“何时何人所作”这一问题，到底是怎样判断的，为何将其录入《红楼梦新证》?为何不加任何说明便将其系于《史事稽年》“末期”的乾隆二十九年(1764)甲申之下?
希望周老先生能够本着对学术负责的态度，俯察悃迫，不吝赐教。红学之谜已然够多的了，实在没有必要再多留下一个。”
鉴于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直接牵涉到红楼梦的“三大死结”之一，因此笔者再次期盼周老能在有生之年，赏光出面解释清楚，用书面或网上说明这个疑案真相究竟是如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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