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为谁唱过颂歌。
谁也不曾支配过这个地球。
只有他说过:世界是一个家庭。
他这样说,高高地举起一只手。
我从来不曾被英雄的颂歌迷惑。
我的血管也从来不曾这样跳动。
我多么幸福:在那阴暗的时期
我曾经和他怀着同样的感情。
不仅我们这些在他周围的人,
甚至于连大象也猜想不透:
辛比尔斯克一个平常的孩子
竟然成了他的祖国的舵手。
在波涛的怒吼声里开辟着道路,
他有些严厉,然而也亲切温和,
他按照马克思主义不断地思考,
但他完成的却是列宁式的创造。
不!这不是斯杰卡的随心所欲!
也不是普加乔夫式的造反称王!
一切都仅仅凭据人间的法律,
他从不随意把人枪毙、冤枉。
他的智慧充满了无限的勇气,
只要他的双手把握住了舵轮,
阵阵的波浪就会在海角上粉碎,
让出了道路给巨大的船只前进。
同他一起,风暴有什么可怕?
他是掌舵的人,也是船长。
整个的党都是他的水手,
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
你不惯于航海也不必胆怯,
当他们终于踏上了陆地,
他们将要实现最忠实的誓言,
把指示航路的明灯点起。
不是我,是另一种命运的诗人
那时候将站在你们中间,
他将要用另一种新的语言
向你们朗诵赞美斗争的诗篇。
他将要说: “只有这样的舵手
曾经把他的心灵在斗争中锻炼。
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的大陆,
只有他才能够给世界发现。”
(孙玮 译)
叶赛宁早期(1910—1918)抒情诗以讴歌俄罗斯田园风光为主题,充满对故乡大自然的陶醉和对“庄稼汉的天堂”的憧憬;而在创作中期(1919—1923),即“精神危机”时期,因不能充分了解城乡联盟的历史必然性,他感到田园“乌托邦”的破灭, 曾一度颓废、沉沦;但在晚期(1924—1925),当他接触了新的现实,经历了欧美六国之行及完成了外高加索之行后,思想有了巨大变化,不再迷恋宗法制的旧农村,加深了对革命的理解,在创作主题上发生了重大转折:由赞美自然转为直接歌颂时代,歌颂革命,歌颂革命领袖。写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列宁逝世一周年之际的《大地的船长》,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
苏联二十年代初,用象征手法对列宁形象进行艺术概括的诗歌十分盛行。不少人往往对无产阶级领袖进行极度抽象的拔高,甚至“超凡脱俗”的神化。在塑造列宁形象的诗歌中以马雅可夫斯基、别德内、叶赛宁的诗歌最成功。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首先突出革命,而把列宁作为与革命事业不可分割的一个普通革命者来歌颂。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是较早采用“船长”、“舵手”这样的形象比喻的诗人。前者在著名的长诗《弗·依·列宁》中,把列宁比作“手握舵轮的领航员”,后者则在《大地的船长》中把列宁比作无产阶级革命航船的“船长”和“舵手”,他带领全体“水手”——布尔什维克党员为人类社会发现了“新大陆”——共产主义。在叶赛宁的笔下,革命领袖列宁既没被神化,没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也不同于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而是“最富有人性的人”,一个与虚伪、残暴无缘,自然而朴实的人。这个“辛比尔斯克一个平常的孩子”,待人“严厉”却又“亲切温和”,他从不随心所欲,恣意妄为,而是“一切都仅仅凭据人间的法律”,“在那阴暗的时期”,他和诗人“怀着同样的感情”。在这首具有总体象征意义的诗作中,诗人热情地歌颂了革命领袖的历史作用,表达了自己对祖国前途、人生和命运的思索。
《大地的船长》虽然是首政治抒情诗,却没有洪钟大吕式的呐喊,也没有冗长、抽象的议论;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故作的恭维。诗人在这里表现出他一如既往的艺术风格,用朴素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比喻,抒发了对革命领袖真挚的感情。诗的形象、意境和气氛都洋溢着时代的精神。第一、二诗节的句首重叠及四、五诗节的排比、对别等句法辞格的使用,构成诗歌开阔、舒展的旋律型,有力地加强了感情的表达。象在《我沿着初雪漫步……》中一样,诗人在《大地的船长》中也是直抒胸臆;前者好比歌剧作品中抒情主人公的咏叹调,后者则可比作带抒情性的宣叙调。同样是讴歌革命领袖列宁;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笔象一只音色辉煌、高亢而嘹亮的小号,而叶赛宁的诗笔则犹如一只音色甜美,柔和而婉转的长笛。
原文诗共十个诗节,孙玮原来的译文缺第五诗节。这一诗节的补正至关重要。诗人在这诗节里把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与俄国历史上两位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斯切潘·拉辛(1630—1671,斯杰卡是他的小名)和叶梅里扬·普加乔夫(1742—1775)相比较,用这两位顿河哥萨克出身的农民领袖的局限性反衬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英明。
(王建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