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一辈的种田人总说,吃三年薄粥,买一条黄牛。说来似乎容易,做到就很不简单了。试想,三年中连饭都舍不得吃,别的开支还能不紧缩到极点吗?何况多半还是句空话! 如果本来就吃不起饭,那还有什么好节省的呢!
李顺大家从前就是这种样子,所以,在解放前,他并没有做过买牛的梦。可是,土地改革以后,却立了志愿,要用“吃三年薄粥,买一条黄牛”的精神,造三间屋。
造三间屋,究竟要吃几个“三年粥”呢? 他不晓得,反正和解放前是不同了,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确有得积余,因此他就有足够的信心。
那时候,李顺大二十八岁,粗黑的短发,黑红的脸膛,中长身材,背阔胸宽,俨然一座铁塔。一家四口(自己、妻子、妹妹、儿子)倒有三个劳动力,分到六亩八分好田。他觉得浑身的劲道比天还大,一铁耙把地球锄一个对穿洞也容易,何愁造不成三间屋!他那镇定而并不机灵的眼睛,刺虎鱼般压在厚嘴唇上的端正阔大的鼻子,都显示出坚强的决心;这决心是牛也拉不动的了。
别说牛,就是火车也拉不动。李顺大的爹、娘,还有一个周岁的弟弟,都是死在没有房子上的。他们本来是船户,在江南的河浜里打鱼,到处漂泊,自己也不知道祖籍在哪里。到李顺大爹手里,这只木船已经很破旧了; 钉头锈出漏洞,芦棚开了天窗,经不起风浪,打不得鱼虾了。一家人改了行,有的拾荒,有的用糖换破烂,有的扒螺蛳,挣一口粥吃。一九四二年,李顺大十九岁,寒冬腊月,破船停在陈家村边河浜里。那一天,云黑风紧,李顺大带了十四岁的妹妹顺珍上岸,一个换破烂,一个拾荒。走出去十多里路。傍晚回来时,风停云灰,漫天大雪,顷刻迷路。幸亏碰着一座破庙,兄妹俩躲过一夜。天亮后赶回陈家村,破船已被大雪压沉在河浜里,爹娘和小弟冻死在一家农户大门口。原来大雪把船压沉前,他们就上岸叩门呼救,先后敲过十几家大门。怎奈兵荒马乱,盗贼如毛,他们在外面喊救命,人们还以为是强盗上了村,谁也不敢开门,结果他们活活冻死在雪地里。天没有眼睛,地没有良心,穷人受的灾,想也想不到,说也说不尽,……没有房子,唉!
李顺大兄妹俩哭昏在爹娘身边,陈家村上的穷苦人无不伤心。他们把那条沉船拖上岸来,拆了一半做棺材埋葬了死人;剩下的半只,翻身底朝天,在坟边塔成一个小窝棚,让李顺大安家落户。
抗战结束,内战开始,国民党抽壮丁,谁也不肯去。保长收了壮丁捐,看中李顺大是六亲无靠的异乡人,出三石米强迫他卖了自己去当兵。他看看窝棚,窝棚上没有门,怕自己走了,妹妹被人糟蹋,就用卖身钱造了四步草屋,才揩干眼泪去扛那 “七斤半”。
他怎么肯替国民党卖命! 隔了三个月,一上前线就开小差逃了回来。到了明年,保长又把他买了去。前前后后,他一共把自己卖了三次。第二次的卖身钱,付了草屋的地皮钱;第三次的卖身钱,付了爹娘的坟地钱。咳,如果再把自己卖三次,钱也都会给别人搞去的。
然而还亏得有了四步草屋,总算找着了老婆。他出去当兵时,妹妹找来了一个无依无靠的讨饭姑娘同住做伴,后来就成了他的妻。一年后生了个胖小子,哪一点都不比别人的孩子差。
土改分到了田,却没有分到屋。陈家村上只有一户地主,房子造在城里,没法搬到乡下来分。李顺大只有自己想办法了。他粗粗一码算,兄妹两人二个房(妹妹以后出嫁了就让儿子住)起坐、灶头各半间,养猪、养羊、堆柴也要一间,看来一家人家,至少至少要三间屋。
这就是李顺大翻身以后立下的奋斗目标。
二
一个翻身的穷苦人,把造三间屋当做奋斗目标,也许眼光太 短浅,志向太渺小了。但李顺大却认为,他是靠了共产党,靠了人民政府,才有这个雄心壮志,才有可能使雄心壮志变成现实。所以,他是真心诚意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的。一直到现在,他的行动始终证明了这一点。在他看来,搞社会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主要也是造房子。不过,他以为,一间楼房不及二间平房合用,他宁可不要楼上要楼下,他自己也只想造平房,但又不知道造平房算不算社会主义。至于电灯,他是赞成要的。 电话就用不着,他没有什么亲戚朋友,要电话做什么?给小孩子弄坏了,修起来要花钱,岂不是败家当东西吗。这些想法他都公开说出来,倒也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是。
陈家村上的种田汉,不但没有轻视他的奋斗目标,反而认为他的目标过高了。有人用了当地一句老话开头,说:“‘十亩三 间,天下难拣’,在我们这里要造三间屋,谈何容易!”有的说:“真要造得成,你也得吃半辈子苦。”有的说:“解放后的世界,要容易些,怕也少不了十年积聚。”
这些话是很实在的。当时沪宁线两侧,以奔牛为界,民房的格局,截然不同:奔牛以西,八成是土墙草屋;奔牛以东,十九是青砖瓦房。陈家村在奔牛以东百多里,全村除了李顺大,没有一家是草屋。李顺大穷虽穷,在这种环境里,倒也看惯了好房子。唉,这个老实人,还真有点好高骛远,竟想造三间砖房,谈何容易啊!
在众多的议论面前,李顺大总是笑笑说:“总不比愚公移山难。”他说话的时候,厚嘴唇掀动着笨重的大鼻子,显得很吃力,因此,那说出的简单的话,给人的印象,倒是很有分量的。
从此,李顺大一家,开始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它以最简单的工具进行拚命的劳动去挣得每一颗粮,用最原始的经营方式去积累每一分钱。他们每天的劳动所得是非常微小的,但他们完全懂得任何庞大都是无数微小的积累,表现出惊人的乐天而持续的勤俭精神。有时候,李顺大全家一天的劳动甚至不敷当天正常生活的开支,他们就决心带饿一点,每人每餐少吃半碗粥,把省下来的六碗看成了赢余。甚至还有这样的时候,例如连天大雨或大雪,无法劳动,完全“失业”了,他们就躺在床上不起来,一天三顿合并成两顿吃,把节约下来的一顿纳入当天的收入。烧菜粥放进几颗黄豆,就不再放油了,因为油本来是从黄豆里榨出来的;烧螺蛳放一勺饭汤,就不用酒了,因为酒也无非是米做的……长年养鸡不吃蛋;清明买一斤肉上坟祭了父母,要留到端阳脚下开秧元①才吃。
只要一有空闲,李顺大就操起祖业,挑起糖担在街坊、村头游转,把破布、报纸、旧棉絮、破鞋子等废品换回来,分门别类清理后卖给收购站,有时能得到很好的利润。废品中还往往有可以补了穿的衣裤、雨鞋等物,就拣出来补了穿一阵,到无法再补的时候仍纳入废品中,这样也省了不少生活费用。那换废品的糖,是买了饴糖回来自己加工的,成本很便宜,可是李顺大的独生儿子小康,长到七岁还不知道那就是糖,不知道是甜的还是咸的。八岁的时候,被村上小伙伴怂恿着回去尝了一块,就被娘当贼捉出来,打他的屁股,让他痛得杀猪似的叫,被娘逼着发誓从此洗心革面。娘还口口声声说他长大了要做败家精,说他会把父母想造的三间屋吃光的,说将来讨不着老婆休要怪爹娘!
最可敬佩的事情,是发生在李顺大的妹妹顺珍身上。一九五一年分进土地时,她已经二十三岁了。当时政府还没有号召晚婚,按照习惯,正到了结婚的妙龄。她不但肯苦能干,温顺老实,而且一副相貌,也长得出奇的漂亮。细细看去,似乎和她哥哥一模一样,只是鼻子小了一点,嘴唇薄了一点;就在这两个“一点”上,造化却又显露出了它无所不能的伟大,把高挑个儿、鹅蛋脸型的李顺珍衬出了一派清秀俏丽之气。当时,附近村上一些小伙子央人登门求婚的,也不是三个两个。可是,不管对方条件怎样,人品如何,顺珍姑娘只是说自己年纪还轻,一概回绝。她是哥哥抚养长大的,她决心要报答哥哥的恩情。她知道离开她的帮助,哥哥的奋斗目标就很难实现; 如果她出嫁,哥哥不但少了一个坚强可靠的助手,而且还得把她名下分到的一亩七分田让她带走。这样一来,她哥哥的经济基础和劳动能力都会大大削弱,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造出三间屋。因此,她甘愿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代——称得上是青春中的青春,留给她哥哥的事业。
一直到了一九五七年底,李顺大已经买回了三间青砖瓦屋的全部建筑材料,李顺珍才算了却心事,以二十九岁的大姑娘嫁给邻村一个三十岁的老新郎。新郎因为要负担两个老人和一个残废妹妹的生活,穷得家徒四壁,鹑衣百结,才独身至今。所以,迎接李顺珍的,仍然是艰苦的生活。因为她已苦惯了,所以并不在乎。
三
办过妹妹的婚事,就跨进了一九五八年。李顺大这时候还缺少什么呢?还缺些瓦木匠的工钱和买小菜的费用,再有一年,问题就可完全解决了。而且公社化以后,对李顺大很为有利。土地都归公了,他可以随意选择一块最合适的地基造屋。这不是太理想了吗。
可是,李顺大终究不是革命家,他不过是一个跟跟派。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能坚决做到,而且完全落实,随便哪个党员讲一句,对他都是命令。有一夜李顺大一觉醒来,忽然听说天下已经大同,再不分你的我的了。解放八年来,群众手里确实是有点东西了。例如李顺大不是就有三间屋的建筑材料吗?那么,何妨把大家的东西都归拢来加快我们的建设呢?我们的建设完全是为了大家,大家自必全力支援这个建设。任何个人的打算都没有必要,将来大家的生活都会一样美满。那点少得可怜的私有财产算得了什么,把它投入伟大的事业才是光荣的行为。不要有什么顾虑,统统归公使用,这是大家大事②,谁也不欺。
这种理论,毫无疑问出自公心。李顺大看看想想,顿觉七窍齐开,一身轻快。虽然自己的砖头被拿去造炼铁炉,自己的木料被拿去制推土车,最后,剩下的瓦片也上了集体猪舍的屋顶,他也曾肉痛得簌簌流泪。但想到将来的幸福又感到异常的快慰。近来的经验也改变了他原来的看法,他认为楼房比平房更优越了。因为粮食存放在楼上不会霉烂,人住在楼上不会患湿疹。看来以后还是住分配到的楼房好,何必自讨苦吃,像蜗牛那样老是把房子作为自己的负担呢。所以,他的思想就彻底解放了,不管集体要什么,他都乐意拿出来。如果需要他的破床,他也会毫不吝惜,因为他和他的老婆,都不是困在床上长大的。他的老婆,那个原先的讨饭姑娘,说真的倒比他多了一个心眼。但十二级台风早把大家刮得身不由己了,她一个女人家又有什么用! 多一个心眼无非多一层愁。不过究竟也藏下一只铁锅,没有送进炼铁炉里溶化,所以集体食堂散了以后,不曾要去登记排队买锅子。
后来是没有本钱再玩下去了,才回过头来重新搞社会主义。自家人拆烂污,说多了也没意思。不过在战场尚未打扫之前,李顺大确实常常跑去凭吊,看着那倒坍了的炼铁炉和丢弃在荒滩上的推土车,睁着泪眼,迎风唏嘘。他想起了六年的心血和汗水,想起了饿着肚皮省下来的粮食,想起了从儿子手里夺下来的糖块,想起了被耽误了的妹妹的青春……
四
政府的退赔政策,毫无疑问是大得人心的。但是,把李顺大的建筑材料拿去用光的不是国家,而是集体。这个集体,当然也要执行退赔政策。可是集体也弄得穷透了,要赔材料没材料要赔钞票也困难,当干部的只好尽一切力量去做思想工作,提高李顺大这类人的政治觉悟,要求他们作出自我牺牲,以最低的价格落实退赔政策。
李顺大的损失是很不小的,但政治觉悟是确实提高了。因为在这以前,从不曾有人对他进行过像这样认真细致的思想教育。区委书记刘清同志,一个作风正派、威信很高的领导人,特地跑来探望他,同他促膝谈心,说明他的东西,并不是哪个贪污掉的,也不是谁同他有仇故意搞光的。党和政府的出发点都是很好的,纯粹是为了加快实现社会主义建设,让大家早点过幸福生活。为了这个目的,国家和集体投入的财物比他李顺大投入的大了不知多少倍,因此,受到的损失也无法估计。现在,党和政府不管本身损失多大,还是决定对私人的损失进行退赔。除了共产党,谁会这样做?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只有共产党,才对我们农民这样关心。希望他理解党的困难,以国家集体利益为重,分担一些损失;经过这几年,党和政府也有了经验教训,以后发展起来就快了。只要国家和集体的经济一好转,个人的事情也就好办了。你要造那三间屋,现在看起来困难重重,其实将来是容易煞的。不要失望。最后,刘清同志又帮助他和供销社联系,要供销社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尽量供应饴糖,使他能够换破烂,多挣一点钱。
李顺大的感情是容易激动的,得到刘清同志的教导和具体的帮助,他的眼泪,早就泊落泊落流了出来,二话没说,呜咽着满口答应了。
另有两万片瓦,由生产队拿去盖了七间五步头猪舍,现在还完整地铺在屋面上,应该是可以原物归还的。但是,如果拆下来,一时买不到新瓦换上去,猪就得养在露天;瓦又是易碎物品,拆拆卸卸,损坏也不会少,还是不拆为宜。后经双方协商同意,互相照顾困难,决定不拆,而由生产队腾出两间猪舍来,借给顺大暂住;等将来李顺大造新屋时,队里还瓦,他也让出猪舍。那猪舍也比李顺大住的草屋强,两间共有十步,够宽敞了;屋脊也有一丈一尺高,就是后步比人矮,但房主人也没有必要挺起胸膛在屋里逞威风,无妨大局。况且李顺大是从小钻惯船棚的,他自然不嫌。
退赔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尽管李顺大衷心接受干部们的开导,但是,他从这一件事里也吸取了特殊的教训。在这以前,他想到的是旧社会的通货膨胀,钞票存放在手里是靠不住的,所以,一有余钱,就买了东西存放起来。现在有了新的体验,觉得在新社会里,存放货物是靠不住的,还是把钞票藏在枕头底下保险。老实说,从这种主张里,嗅觉特别敏锐的“左”派是闻得出“反党”味道来的。
从一九六二年到六五年,靠了“六十条”,靠了刘清同志特别照顾的饴糖,李顺大又积聚了差不多能造三间屋的钞票。但是他什么也没有买,他打定主张:要么不买,要买就一下子把材料买齐,马上造成屋,免得夜长梦多,再吃从前的亏。
这个李顺大,真和许多农民一样,具有这种向后看的小聪明。因此,当他认为有把握不再吃老亏的时候,转眼又跌倒在前边路上了。说真话,扶着这种人前进,手也真酸。
那时候,物资丰富,什么都敞开供应,他偏不买。过了几年,物资样样紧张起来,没有点“三分三”的人什么都买不到了,他倒又想一下子样样都买全,岂不又做了阿木林! 其实怪他也冤枉,谁又是诸葛亮呢?
五
在通常情况下,李顺大觉得自己做一个跟跟派,也还胜任,真心实意,感情上毫不勉强。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就跟不上了。要想跟也不知道去跟谁,东南西北都有人在喊:“唯我正确!”究竟谁对谁错,谁好谁坏,谁真谁假,谁红谁黑,他头脑里轰轰响,乱了套,只得蹲下来,赖着不跟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话口气挺大,其实是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太天真了。你总不能光看人家在台上唱什么,还得看看在台底下干的什么吧。“好恶之心,人皆有之”,这倒也还有理。李顺大就是有一点不高兴。这不高兴和他想造房子有密切关系。他看到那汹汹的气势,和五八年的更不相同,五八年不过是弄坏点东西罢了,这一次倒是要弄坏点人了,动不动就性命交关。这房子目前是造不成的了,谁知道明天会怎样呢! 他为此真有点厌恶。转而又庆幸自己住到村中心的猪舍里来了,如果还孤零零地呆在河边的草屋里,他枕头底下的造屋钱只怕还要遭到盗劫呢。
李顺大想得太落后了,在文明的时代里,文明的人是无需使用那野蛮手段的。有一个造反派的头头,在光天化日之下,腰里插着手枪,肩上挂着红宝书,由生产队长陪同,到李顺大家作客来了。原来他是公社砖瓦厂的文革主任,很讲义气,知道李顺大要造房子买不到砖,特地跑来帮助解决困难。他大骂了一通走资派刘清不替贫下中农谋利益,现在则轮到他来当救世主了,只要李顺大拿出二百一十七元钱来,他负责买一万砖头,下个月就可以提货。这话说得过分漂亮,原来值得怀疑的。但李顺大却认为,彼此都住同一大队,虽然没有交情,也三天两头见面,从前也不曾听说过这人有什么劣迹,现在出来革命,总也想做点好事,不见得一上马就骗人。况且又是生产队长同来的,还有枪有红宝书,真是讲交情有交情,讲信仰有信仰,讲威势有威势,李顺大虽然当过三次逃兵,还没有经过这种软硬兼施的场面,心一吓,面一软,双手颤颤数出了二百一十七。
到了下个月,大概本来是可以提货的,想不到李顺大交了厄运,被公社的专政机关请去了,要他交待几件事:一,你是哪里人? 老家是什么成分? 二,你当过三次反动兵,快把枪交出来。三、交待反动言行(例如他说过“楼房不及平房适用,电话坏了修不起”的话,就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
后来的事情就不用说了,那是人人皆知的。他自己出来后也没有多言。不过有两点颇有性格,第一是他吃不消喊救命的时候,是砖瓦厂的文革主任解了他的围。作为报答,事后私下商定从此不再提起那二百一十七。第二是关押他的那间房子造得相当牢固,他平生第一次详细地在那里研究了建筑学,对自己将来要造的屋,有了非常清楚的轮廓。
等到放出来,他扶着儿子(已经十九岁了)的肩胛拐回家。流着眼泪的老婆、妹妹问他为了什么事,吃了什么苦?他嘶哑着喉咙说了两个莫名其妙的短语:“他们恶啊! 我的屋啊!”
之后有一年多时间不能劳动,腰里不好受,碰到阴天和交节气,浑身骨头痛。他有点奇怪,虽然这顿生活从前不曾挨过,但毕竟从小就苦苦拉拉、跌跌掼掼过来的,怎么现在这样娇嫩了? 莫非也变“修”了吗?他有点吃惊,觉得自己变牛变马都可以,但是不能变“修”。“修”是什么东西呢?是一只黑锅,是一只不能烧饭,只能驼在背上的装饰品,是一个没有生命因而不会死亡,能够世代相传的“传家宝”。儿子今年十九岁了,如果背上这只锅,到哪里去讨媳妇呢? 而房子又没有造,一点条件也没有。
李顺大想到这一点,心中恐慌又迷信。他从小听过不少老故事,其中就有说到人会变成多种东西的。讲的人总这样说:“一夜过来,他变成了××。”而且在变化之前,也总有异样的感觉,比如浑身骨头痛,热皮爆燥……等等。所以,李顺大一碰到身子难受,就怕黑夜,怕自己睡着了。他总是睁大眼睛,以防在昏睡中不知不觉变成一只黑锅。他的警惕性一直很高,所以至今还不曾变过去。
在那些不敢睡着的夜里,李顺大为了打发掉肉体上的痛苦,也想过一点使人开心的文娱生活。他没有收音机,想读书又不认几个字,而且也浪费火油;因此,唯一的办法是去回忆从小听过的故事、看过的戏文和老一辈教给孩儿们的俚歌。后来身体好一些,他挑起糖担出去换废品,嘴里常常不三不四唱着一个小曲儿,招惹孩子们。据他说这就是他在那些夜晚回忆出来的。从这些就可以看出他当时究竟想的是什么。他唱道:
老公公困在摇篮里,
八仙台装在袋袋里,
老鼠咬破猫肚皮,
狮子长受跳蚤气;
狗派黄鼠狼去看鸡,
天鹅肉进了蛤蟆嘴;
大船翻在阴沟里,
长人做了短人梯。
哎呀呀,癞痢头戴西瓜皮,
蚌壳兜里一泡尿,
皮球肚里装个屁,
穿袍的邪神一胎泥。
火赤炼③过冬钻在菩萨肚皮里,
闻着香火装神气。
这确是一只公认的装满一兜肚“希奇”的儿歌,而且老掉了牙。不过,各人兜肚里的货色是不同的,总要把自认为希奇的东西装进去。但如果追查起来,李顺大决不承认自己加进了什么。他又不是作家,不会有黑字落在白纸上,是不怕有什么把柄落在别人手里的。他虽然笨,究竟也经过锻炼了,晓得当时那一班人——造反的当权派和当权的造反派,如果要触你的霉头,倒不在乎你做了什么,而在于要达到一个这样那样的目的,例如他的二百一十七。
有一天,他在邻村换糖唱歌,偶然碰到了在那里劳改的走资派——老区委书记刘清,悲喜交集,久久不忍离开,最后刘清央求他再唱一遍希奇歌,他毫不犹豫地唱起来,那悲惨、沉重、愤怒的声音使空气也颤抖,两个人都流下眼泪。
六
一年病拖下来,李顺大有点心灰意懒了。他常常想自己还能活几年?何必要再操心造屋! 愚公立下移山志,也是靠后代去完成的,为啥一定要亲手造成功! 再说也算积有一笔钱,也有点汗马功劳,不算坍台了。可是凡胎未脱,尘心难破,儿子已经二十出头了,房子造不出,媳妇就找不着,猪舍做新房,让谁来住! 要像自己那样拾个要饭姑娘做妻子,现在也没有这种好机会了。那可不行,没有媳妇哪有孙子? 没有孙子哪有重孙?将来建成共产主义过幸福生活,焉能独缺他李顺大的后代? 看来房子还是非造不可,而且要抓紧时间。就算这样,儿子恐怕也得拖到政府规定的晚婚年龄以后才有婚结了。
经过动摇之后又坚定下来,立即开始行动。他挑起拾破烂的箩筐,悠悠地从这个市镇晃荡到那个市镇,县城里大小街巷也几乎跑遍,却从不见有建筑材料出售,询问有关商店,才知道买一块砖也得有本地三级证明,更无空口说白话的余地。他晓得再瞎跑也没有用,只有向当地生产队、大队、公社申请了。幸亏自己是带了箩筐出来的,虽不曾买到造屋材料,拾到的破烂倒也卖得十几元钱,不算白误了工。
接着自然是找生产队、大队干部打证明,人家听了笑笑说:“打证明有什么用,民用建筑材料,有时稍会有一点,有时简直就没有。给了你证明,你也买不到。”李顺大不肯信,以为是干部筑坝。又不敢反驳,怕弄僵。就耐着性子赖着不走,搞变相静坐示威。谁知人家倒并不放在心上,到吃晚饭时发现他没有走,就说:“走吧,锁门了。”他也只得回去,到了明天,又去坐。如此三天,干部不耐烦了,说:“好话你不听,瞎缠。你以为有用,就打个证明给你!”果然打了。他高高兴兴上供销社。营业员看了证明,也和大队干部一样笑笑,说:“没办法,无货供应。”
“几时有呢?”
“不晓得。”营业员说:“有空你就常来问问。”
从此李顺大就如学生上学校,七天里去问六次;半年下来,还是不曾买到一块砖。那营业员是个好心人,暗底里叹息顺大太笨,却也被他的精神感动了。终于有一天,悄悄告诉他说:“你还是省点工夫吧,不要来跑了。这几年革命革得厉害,地皮都快革光了,难得有点东西来,干部都照顾不周全,哪会轮到你。真要有你的份,也都是经过千拣万拣拣剩的落脚货,价钱倒和拣走的好货一样大,你也不划算。我劝你还是另想办法吧!”
李顺大得了这个忠告,十分失望,又非常感激。因此由不得要请教:“另想别的什么法?”
营业员沉吟半晌,说:“可有至亲好友当干部的?”
“没有。”李顺大沉重而吃力地说:“只有一个种田的妹婿,没有第二个亲戚。”
“那就没有路了。”营业员惋惜道:“现在是‘圆圆头’不及‘点点头’④,你没有亲友可靠,除了买黑市,还有什么办法。”
李顺大信以为真,从此想办法买黑市材料。那晓得营业员倒也并无这方面的经验,不懂得黑市交易的复杂,一万砖头,市价二百一十七元,黑市要卖到四百左右,而且必须先付钱,过上一年半载才能提货,往往还会碰到骗子手。李顺大已经上过一次当了,钞票当然是不肯轻易出手的。所以,跑了千里路,说了万句话,过了三年也不曾买成。倒还是那个营业员肯帮忙,替他买了一吨官价石灰。那石灰原是分配在蚕室里用的,只为近年来一个劲儿旱改水,许多桑田改莳水稻了,剩下几颗瘌痢毛桑树,还能养几条蚕! 也就用不了那么多石灰;倒给营业员钻了空子,李顺大拾着了便宜。为此他想买包好烟请营业员的客,却又买不到。偶然碰见砖瓦厂的原文革主任 (已当上厂革委会主任了),想起他从来是吸好烟的,他亏待过自己,现在请他买包烟总肯吧。就老着脸皮上去拉交情。主任倒也爽快,拿了他五角钱,从袋里掏出一包还没有开封的“大前门”。但是,在递给他之前,竟自作主张拆开了拿一支抽了,并且说:“我就这一包,要不是你,我谁也不回。”
李顺大拿了十九支去送给营业员,营业员坚决不收,拗不过面子,才抽了一支。其余十八支,硬是让顺大带回去了。
李顺大回家路上,想到自己今天做了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欠妥事情,他竟请了自己的恩人和仇人各一支烟。到吃晚饭的时候他真的发怒了,骂他的儿子没出息,二十五岁了,还吃隐下饭⑤,害他老子在外面受罪。
七
闹腾了许多年,李顺大房子没造成,造房的名气倒很大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不仅感动了营业员,而且还感动了上帝。这上帝不是别人,就是他未来的媳妇,名叫新来。新来姑娘住在邻村,早就同李顺大吃隐下饭的儿子小康有串联活动。她倒不在乎房子造了没有,反正看中了人,过了门造屋也行。可是她爹筑坝,怎么说也不肯把女儿嫁到猪舍里去。他以自己的模范事例教导女儿,因为他尽管穷,也想法造了两间屋,才讨了第一房媳妇。他骂李顺大是孱头,是阿木林,不会做事情。可是,想不到老天爷爱开玩笑,喜欢打说满话人的嘴巴。事隔一年,公社里一班打倒了走资派的当权派,为了要把山河重安排,看着一条河像老家伙似的弯着背,很不舒服。硬是动用了几千民工,花了几万个劳动日开出一条笔直的样板河,足以使火星上的高等动物看了,称赞地球人的伟大。新来姑娘家那两间新屋,偏偏就在样板河的河床上(当然也不止两间),只好拆了搬走。公社补贴搬屋费每间一百五十元,拆拆造造,又借了三百元添进去,才勉强重新塔起一间半来。新来爹瘦了两个膘,头发白了七八成。而且还要老做小,听新来姑娘的教育。新来建议他应该向李顺大伯伯学习,人家就是精明,不盲动,钞票放在枕头边,一个也不少。要造房子,也该看准了形势动手呀! 他说不响嘴,只得服输,任凭女儿婚姻自主。
李顺大不但有了儿媳妇,而且也知道儿媳妇在理论上对他的实践作了充分肯定,非常的高兴。因此,在儿子结婚那天晚上,喝了几杯酒,灵机一动,对着亲家翁说了两句神来之话,他说:“现在是地牌吃天牌,烂污二封王,你的房子造得太急了,天天闹地震,大家宁愿住牛棚,还要房子做什么。我一万砖头给窑鬼吃在肚里,也比你省心。”……他还想说下去,幸亏老婆警惕性高,为了挽救他,当着新来的面,开口就训他“灌了点酒就像吃了尿,说话没有关拦,骨头痛的日子忘记了!”这才转话收场,皆大欢喜。
从那时开始,李顺大不再白花心计去买东买西,他挑着糖担,东转一天,西转一天,替国家收废品,赚一点生活费。可是,事情也怪,造房子的人家,还真多着呢。他看了不禁眼馋,往往就要打听打听,这幢那幢是谁家造的,哪里买的材料。得到的答复也真千种百样,细细说来,每一幢屋都能写一本书,但也不惹人看,无非是“大官送上门,小官开后门,老百姓求别人”而已。那些吃尽苦头的人,反而羡慕起李顺大来。说还是他乖巧,不曾钻进这苦胆里头去,不愧为识时务的俊杰。有个熟人竟不忌讳,忿然对他说:“我这一块砖、一片瓦,没一样不是黑市货,造两间屋,用了四间的钱。上梁那天,靠造反起家的大队书记来吃了我一顿,还说我这房子,没有文化大革命,哪能造得出。×他娘,我这房子又不是他那官衔,是用拳头打得来的吗!”
到此为止,李顺大对于建筑学的知识,本来已经登峰造极,叹为观止了。想不到天地渊博,造化无穷,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如长江浊流,滚滚而来。竟无法忍心不看。那鸡零狗碎的事,恕不细说,但值得大书特书的奇迹,放过未免可惜。例如有一个大队,要把全部民房拆了,合并到一个地方去,造一列式的楼房,名曰“新农村”。民房拆下的材料,折价归公,谁要住新房,重新出钱买。李顺大听了,大为振奋,认为“楼上楼下”果然要实现了。耐不住挑着糖担,飞奔去自费参观。
那个地方,李顺大从前也常走过,此番看去,果然大不一样,村村巷巷,都有人家在拆屋,拆了把材料运到公路边头一块大田里,那里正在造第一排楼房。那些拆屋的人家,议论非常热烈,甚至到了激烈的程度,都说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像这样的事情,从未有过;因此有人流出眼泪来,大概过于兴奋了。有些屋上卸下来的瓦,还沾着窑里的煤灰,分明盖了上去还没有经过雨淋,倒又翻身了。看了这些,李顺大觉得自己二十几年来空喊造屋没有造成,倒是平生做的一件最正确的事情,不过想着拆屋主过去的一番心血,也不禁有点眼酸。他慨叹着一路低头走去,忽听有人喊道:“喂,换糖的。”
李顺大抬头一看,见一个老头带着个女孩站在公路旁看造屋。十分面熟,却想不起是谁了。那老头笑道:“怎么,不认识了?”
李顺大恍然大悟,忙道:“原来是你,老书记,还在劳改吗?”他忽然伤心起来。想不到,几年不见,竟老得认不出了。可见老书记的心境不直落。
老书记笑笑说:“劳还在劳,改却未改。你呢,又来搜集唱希奇歌材料吗?”
“唉唉,老书记,你取笑我。”李顺大难为情地说:“这可是‘楼上楼下’,搞‘新农村’。我到今天才晓得,原来这农村分新旧,就在这房子上。倒不在集体化不集体化。”
老书记轻轻地嘘了口气,说:“唉,有话你就说清楚点吧。”
李顺大笑笑说:“自然,说给你听听没关系。不过也不能知法犯法。从前我说过楼房不如平房适用的话,已经当反动言论批过了,现在看了这种样子,倒还真有点想法。满好的屋,有的还是新的,倒又拆了再造,何必呢? 有这个力气,不好把田地种种熟吗! 这种事情,阳间里人不敢说,阴间里看了也要盯白眼呢。”
听了这“反动”话,老书记不但不驳斥,反而点了点头,严肃地答腔说:“‘何必呢?’你问得对。告诉你吧,有人想把这个当上天梯。你倒也明白,晓得集体化是新农村的根本,可是人家搞起复辟来,公社这个组织形式也是可以利用的。你的眼睛还要睁大些。你看看吧,贫下中农吃了二十多年苦造了点房子,一声拆就得拆,还管群众死活吗。可是公社不仍旧是公社!”
李顺大听了,虽有所悟,也不能完全领会,只得张开嘴巴,睁大眼睛,尊敬地看着这个老人,默默无言。
老人愤怒地哼了一声,也不再说,低头看了看小女孩,指着顺大说:“叫公公。”
小女孩亲热地叫了一声。李顺大大为感动,连忙敲下一块糖塞在她小手里,称她是最乖最乖的小囡。他今年五十四岁,一个拾破烂的外乡人,还第一次有人叫他公公,这给了他非常有力的鼓舞,竟把别的念头都冲淡了。
从此以后,他同老书记交了朋友。
八
到了一九七七年春节,李顺大带了几块糖去看老书记,才知道老书记重新上了任,又在区里办公了。李顺大喜出望外,把糖给了小囡,吃了小囡妈烧出来的点心,兴冲冲就往区里跑。他觉得如今有了区委书记做朋友,总弄得着造屋材料了。
老朋友一见面,果然十分亲热。可是一提到材料,老书记沉吟不语,打起嗝顿来,弄得顺大心也一颤,觉得不妙。只听老书记慢腾腾说:“老弟,你的困难,我都知道。从前你唱希奇歌,我十分赞成。现在你我总不能做希奇事了吧。”
李顺大忙说:“老书记,别人不做,我也不做。现在不是还通行吗,为什么唯独你我不做,岂不太吃亏!”
老书记笑笑说:“十年混乱,积习难改。现在应该拨乱反正了。否则的话,建设国家的计划,就成了空话。别人做,我们是不能做的。全区干部来说,第一应从我改起;群众来说,先从唱希奇歌的人改起,你说合理不合理?”
听了这番话,李顺大心里糖罐醋瓶,一齐打翻,一方面感到书记要同他一起带头整风,不禁自豪;一方面又想到好不容易交了个大官朋友,竟又不能拉私人关系,不禁怅然。他经过文化大革命,也学得很乖了,不愿吃这个亏。想了一下,振振有词道:“老书记,你讲的道理我服贴,不过,话说在前头,叫我不做希奇事,一定照办。你可也不能动摇,不要以后碰到交情比我深的,面子比我大的,就帮他开后门,让别人笑我同你白交了一场。那我是要造你的反的。”
老书记哈哈大笑,拿过纸笔,迅速把顺大的话写了下来,说:“我念一遍,你听。”他念了,和顺大讲的一字不差,然后说:“你拿去请人写一张大字报来,贴在我的办公室里。”
李顺大愕然道:“我不,这不是要你的好看!”
老书记说:“哪里哪里,这才叫帮了我的大忙,我还真怕有大面子的人来开臭口呢! 你贴了这大字报,就不用我作难了。”
李顺大高高兴兴真的照办了。
到了一九七七年冬天,李顺大家忽然忙碌起来; 老书记刘清同志,在那位文革主任出身的砖瓦厂厂长身上做了点工作,让他把李顺大的一万砖头退赔了,公社革委会也批准了李顺大的报告,同意供应十八根水泥桁条。那位好心的供销社营业员,通知李顺大,现在椽子已经敞开供应了。这一次,李顺大的房屋会有把握造成了。要运回这么多东西,李顺大一家四口,哪里忙得过来,只得把妹妹、妹婿,儿媳妇的兄弟妯娌都请来帮忙,摇船的摇船,推车的推车,连年老的亲家公也高高兴兴地流了几身汗,大大热闹了一番。
不过,在高兴的时候,也还发生了一点扫兴的事情。运回那一万砖头,曾经过一些波折。大船停在砖瓦厂,人家不发货,皮笑肉不笑地对他说:“你的桁条还没有买,砖头拿回去白堆在那儿没有用,再等等吧。”李顺大同他吵了个脸红耳赤,说桁条已经落实了。那个人却比李顺大更懂李顺大,一口咬定他没有桁条。幸而他的亲家公跑来,凭自己买过砖头的经验,暗底里告诉李顺大什么叫“桁条”,李顺大这才恍然大悟,马上到供销社买了两条最好的香烟送过去,这才皆大欢喜,砖头下船。后来到水泥制品厂运桁条,李顺大再不用别人开口,就散发了一条香烟,免得人家说他还没有买到椽子。
做了这些腐蚀别人的事,李顺大内心惭愧,不敢告诉老书记。但是他的灵魂不得安宁,有时候半夜醒过来,想起这件事,总要骂自己说:“唉、呃,我总该变得好些呀!”
(选自《雨花》1979年第7期)
【赏析】
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写作和发表于1979年。这一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经历着革命性变革的一年,也是文艺界称之为“新时期文学”真正的开端。这篇小说正是揭开“新时期文学”历史新篇章的少数几篇开启山林之作中的一篇,因而特别为文学批评界所瞩目和推许。
小说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无疑在于渗透在字里行间的作者思想的深刻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许多曾经炫耀一时的作品,随着时光的流逝,早已因为失去光彩而被读者遗忘了,而这篇小说,在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不失其光彩。血浓于水,这种流溢于作品中的深刻的、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和浓缩在一个短篇里的农民李顺大的悲凉的命运,绝不是玩弄雕虫小技者能够与之比拟的。从这个短篇里,可以看出作为作家的高晓声对于中国近三十年农村发展和农民命运的独到见地,同样也可以看出作为艺术家的高晓声举重若轻地处理如此重大题材和人物命运的艺术功力。相隔二十多年复出文坛的作者,不仅宝刀未老,而且重新焕发出了创作的青春。
作者选取流落异乡的农民李顺大以勒紧裤腰带,节省每天的口粮,聚集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向着盖三间砖屋的理想跋涉的故事为题材。由于社会的原因,他的梦想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得粉碎。1958年公社化运动一来,在一种鼓舞人心的口号下,把李顺大辛辛苦苦积赞起来的所有建筑材料统统归了公。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自然也逃不出厄运,李顺大被抓进专政机关,交代是哪里人,老家是什么成分,要他把三次卖兵时的枪交出来,要他交代“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行。这样一来,辛辛苦苦积赞下来的准备买一万块砖的二百一十七块钱,被造反派用一种不露蛛丝马迹的诡计掠夺而去。到了1977年,屋大概可以动手盖了吧,不然,层层的社会关系网是一个农民所无法冲破的。好歹在老书记、营业员的关心支持下,总算把那一万块砖运回了家,谁知后面还有多少关节需要打发呵! 终于,建国以后三十年了,李顺大从一个青年到了老年,这屋还是未能盖起来。高晓声从李顺大造屋这件农民最关心、最肯化财力孜孜以求的农村大事切入,深刻地反映中国农村的社会关系和农民的值得同情的命运。中国农民,中国广大农村的悲凉的命运,来自“左”的思想和政策的折腾。这一精辟而深刻的思想,是从李顺大的生活史的逻辑发展中自然而然地让读者体味出来的。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才提出半年,作家已经如此深刻地在自己的小说里加以艺术地体现,不仅表现了作者面对历史作社会评价时的胆识,而且表现了作者对小说整体把握人物与社会关系的准确与适度。应该说,这是作者长期悉心地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和中国农民问题的结果,而不是对某种时髦的社会思想的追逐。作品发表十年之后,再来作评价的时候,不能不惊叹作者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的深邃见地。
李顺大的性格是发展的,而不是平面的。从儿童,到青年,到老年,不同时期都积淀着时代的风尘,而且是一个烙印上面,又印上新的烙印,使读者很难把它们剥离开来。我们可以感觉到的是,一个真心实意的“跟跟派”,在联袂而至的无情打击下,变得不那么情愿“跟跟”了,变得小心谨慎了,老是满怀忧虑地向后观望,以期得到心理的平衡。客观事变的每次袭击尽管来得突兀、无情,而且变幻无穷,但他凭着一个中国农民的直觉,并没有倒下,而是很快从袭击中得到调整。经过公社化财产充公的教训,他多年积累起来的中国老农的经验解体了。在这以前,他总以为钱放在手里靠不住,有一分钱都得买了东西存放起来。现在学乖了,觉得在新社会里,还是把现钞藏在枕头底下保险。因此,文革中造反派头头骗走他的二百一十七元钱,说是代他买一万块砖,然后把他抓起来,拿政治问题逼他,又帮他解围的事,使李顺大的性格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首“稀奇歌”既是他痛苦莫名的心灵的流露,又是作者这部作品的主题曲。李顺大那种百折不挠的劲头减弱了,变得心灰意懒了。他在后来的开后门、走关系,迅速孳生起来的社会不正之风面前又连连败北,几乎醒不过神来。几番努力,几番苦斗,耽误了妹妹的婚姻大事的李顺大,到头来还是委屈了自愿过门来的儿媳妇,住在生产队的猪舍里。奋斗了一生的农民还在原地爬行,顶多画了个半径很小的圆圈,并没有找到前进的方向。一生的酸甜苦辣给这些中国的脊梁——李顺大们的脸膛上、心灵中究竟留下了些什么标记呢,这实在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
高晓声以一个人物的生活史为主线,展开了这篇现实主义小说。层层叠叠,步步深入地揭示人物的灵魂怎样在无法抗拒的空间里被扭曲。文字严谨,讲究,没有令人眩目的花腔,不乏令人心酸的幽默,而幽默感是高晓声的本色。幽默感帮助他用一种轻松自如的风格,抒写了一个非常沉重的故事。幽默感使他的作品具备了一种橄榄般的耐咀嚼、而且越嚼越有苦味——甜味的品格。
短篇小说一般以截取生活的片断或浪花为题材,也有的以一个人的生活史为线索写的。《李顺大造屋》属于后者。这种写法,经典作家曾取得极高的成就,如法国莫泊桑的《羊脂球》就是著名的例子,能给作者揭示人物性格以更广阔的余地。李顺大所以性格鲜明,呼之欲出,令人难忘,也与作者赋予他较多的活动余地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