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夫唯不争，故无尤。
〔注释〕 上善若水：河上公注：“上善之人，如水之性。”(《老子道德经章句》) 几：接近、相似。 地：低卑的意思。 渊：深静的意思。 与：予，指和别人相交。 政：王弼本作“正”;“政”、“正”相通，故改为“政”，有行政的意思。 尤：过失。
〔鉴赏〕 本章老子以“水”喻“人道”，即如河上公《老子道德经章句》所说：“水性几(近)于道同”。进而老子又认为，“道”的体现者——圣人，其言行之德应当类似于“水”之德，诸如像水一样处低卑洼地，像水一样湛静深沉，这样人才不会有过失。由此可见，本章反映了老子的人生态度。
在中国，除出现在《禹贡》、《水经注》、《河渠书》等典籍中的“水”，还保持着纯粹意义上的“水”外，不少典籍中出现的“水”已被赋予了人文精神，如《战国策·西周策》中讲到的“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的“水”，就被赋予了促使华夏统一的重要水文精神;而《管子·水地》则将“水”比作“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还将“水”与当时春秋七国的人文民性相联系，如“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
“水”在有些典籍中还被赋予了道德意义，如《荀子·宥坐》就讲到孔子观水时的着眼点：“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絜，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于是就有了“水德”的说法。
而老子则从水中引申“水德”，以赋圣德。苏辙《老子解》说：“水无所不利(万物);(水)避高趋下未尝有所逆，善地也;(水)空处湛静深不可测，善渊也;(水)挹而不竭施不求报，善仁也;(水)圆必旋方必折塞必止决必流，善信也;(水)洗涤群秽平准高下，善治也;(水)以载则浮以攻则坚强莫能敌，善能也;(水)不舍昼夜盈科后进，善时也。”
按照老子以“水德”赋圣德的原则，那么，人就必须兼有上述这些德行。但实际是不可能的，就是圣贤尧舜、孔孟也都无法做到这么完善。所以老子又从“道”体无为不争、处卑求存出发，强调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认为做到这一点，也算是得道之人，所以说“几于道”。
这“水”润万物而不争，与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同工异曲，人赋此德也必然能做到成其私、求其存。而唯独这要求人像“水”一样，避高趋下，往低处流却有悖“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常理。然而，这恰恰是老子思想的精华所在，老子认为人往高处走不一定是好事。对此近代曾国藩深有体会，他在给兄弟的信中讲到：“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家书》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致沅弟季弟》)为了防止从高处颠坠，曾国藩在给兄弟的信中又讲到：“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萎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家书》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二日)
由此退到汉代张良，也是在权势显赫之时自求封于“留侯”而隐退，这实际上是效仿上述“居善地”，“处众人之所恶”的“水德”道理。再联系到春秋时代老子本人，一生始终以卑职(周守藏室史)自处，并于衰乱之世出走函谷关，这不能不说是对“居善地”的最好注解。
那么，无权势名声显赫者，是否就无必要遵循这种“处众人之所恶”的“水德”?庄子认为，此“水德”带有普遍性，他以处卑不材之木反而得以生存的例子来喻说此理，进而用人世间地位低卑、受众人轻视的支离疏来说明“处众人之所恶”的反而能“无尤”。这是因为支离疏含垢有残，所以政府征兵、征税就找不上他，而放赈救济贫病却又必找上他，所以庄子说他不仅能养身，还能享尽天赋之年(《庄子·人间世》)。这当然是在于“处众人之所恶”而造成的。
在这意义上说，凡人不都可以从这“水德”中得到些启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