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章]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予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六十八章]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
〔鉴赏〕 老子军事思想的核心是“反战”、“慎兵”。老子的这种主张是与他的“道”论相一致的，也是与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密切联系的。《二十五章》说：“‘道’法自然。”“道”遵循“自然”的法则，“法自然”，取法其“自然而然”。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遵循它们的发展过程，因势利导，这是自然而然，这叫“法自然”;而战争则不是这样子，它以十分野蛮、十分粗暴的形式打破了这种“自然而然”的过程，这是违背“道”的原则的。《七十四章》说：“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按照“道”“自然而然”的原则，一个人的生死应该由“司杀者”(天、自然)来主宰，而那些代替司杀者(天、自然)来胡乱杀人的人，这是对“司杀者”的僭妄，这是要受其恶果的，就像代替木匠去砍木头的人一样。那些不顾后果硬是代替木匠去砍木头的人，很少有不会伤到自己手的。一个人尚且如此，况且一个国家呢?这种“代大匠斫”的行为则肯定会伤到自己的国家，甚至毁灭自己的国家。这是违背“道”的原则而遭受到的惩罚。因此，反战乃是贯彻“道”的原则。另一方面，老子主张“无为而治”，“无为”者，清静无事也。战争是件很危险的事，它会威胁到国家稳定、社会安定和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无为而治”的社会所不能容许的。在老子设想中，理想的社会应该是“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的，百姓们都能够“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人们能够在和平、和谐、自由的社会环境下发展生产，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因此，反战是老子政治思想的必然要求。
虽然老子反战，但是老子并不是绝对反对战争。老子并没有一味地停留在幻想中，而是清醒地看到现实生活中有些战争仍然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对于那些正义或是自卫的战争，老子仍然是主张需要诉诸武力的。即使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需要用兵，也要坚持慎兵。“慎兵”有二义：
一是指由于战争之不可避免，所以国家仍然需要设立军队，需要厉兵秣马，需要高城深池，这是从现实出发。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设不设兵、用不用兵，而在于因什么而设兵、用兵。在老子看来，军队的设立，不是为了镇压老百姓的，也不是为了统治者私欲而发动战争之用的，而是为了禁暴除乱的，是为了维护和平的。这是“慎兵”的第一层意义，这是就军队的设立以及设立军队的目的而言，所以，《三十一章》说：“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不处”不是说不设立军队，而是要慎重地设立军队，并且慎重地对待军队，不能把军队当作胡乱杀人的“不祥之器”来使用。
二是指在不得已需要动用军队的时候，也是需要慎重地使用军队。《三十一章》说：“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在这段话分战前、战时和战后三个阶段来陈说他的“慎兵”主张。君子平时以左边为贵，用兵打仗的时候就要以右边为贵。兵器是不吉利的东西，不是君子应该使用的东西，万不得已使用它，也最好要恬淡处之。不能有好战的心理，也不能把战争当作件乐事，应该以恬淡、清静、寡欲的心态来对待它。即使取得胜利了也不要沾沾自喜，把打了胜仗当作是一桩美事，如果你把这当作美事一桩的话，那就说明你喜欢杀人，以杀人为乐，这是很残暴的心态和行为。喜欢杀人、以杀人为乐的人，是很难让天下人信服的，也是无法治理好天下的。另外，一般有喜庆的事的时候，都要以右边为贵，只有遇到凶丧之事才可以右边为尊。所以，不得已打仗时，我们需要以凶丧之礼来对待之，偏将军要站在左边，而尊贵的上将军则要站在右边。战争死伤是很惨重的，所以要以哀痛的心情去参加作战。即使战胜了也要以丧礼的仪式来处理战后工作。
虽然老子反对战争，主张“不争”、“慎兵”，但是当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老子虽然极不情愿运用这“不祥之器”，但是还是得动用它。与“反战”、“慎兵”相关系的，老子主张在具体的战争中要尽量“以奇用兵”。“用兵”并不是国家的正常之事，而是非常之事。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五十七章》)治理国家自然要以“治”的方式，矫枉过正，用兵打仗，这就不能以这样的方式了，只能以出奇的方式，非常规的方式。取得天下要以“无为而治”的方式，而既不是“正”的方式，又不是“奇”的方式。军队不是“君子之器”，只是国家不得已而设立的，因此，以军治国，或以兵治国，不是理想的治国方式。因此，治国只能是以“正”，正者，正其不正也。但是，“正”的治理方式，治国犹可，取天下则显得不足。真正取天下的方式应该是“无事”，“无事”就是“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以自然而然的方式来取得天下，这是最理想的取天下的方式。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这三者有机组合，共同构成了老子理想的治国模式。这三者有着程度等级的不同。“奇”即出奇，它是非常态下的治理方式，是不得已而采用的治国方式;“正”是“正其不正”，它是比较现实的、可行性最大的、常态下的治国方式;而“无事”则是理想中最好的治国方式。总之，“以奇用兵”贯彻着老子“慎兵”、“反战”的思想。
“以奇用兵”，是指灵活地变换战术，以达到战略目标的战略思维。战争是残酷的，不仅仅要消耗物力、财力，还要消耗人力，所以，孙武在《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一流的军事家或将领总是在危险四伏的战事中寻找最有利的战机，当机立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这种“以奇用兵”的战略思维较之常规的“以正用兵”来说，往往能够达到以最小代价换得最大胜利的效果。因此，如果在万不得已的时候需要用兵，那么，这种“以奇用兵”的战略方针则是老子认为最好的了。当然，“以奇用兵”需要有高超智慧的统帅，这样才能把握战机，才能出奇制胜。
“不战而善胜”是老子军事观的战略理想。从根本上讲，老子是反对战争的，这在他的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当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老子在战略战术上都有许多自己独到的见解，但是，贯穿于这些战略战术之中的，仍是老子的反战主张。在老子那里，“不战而善胜”的重点不在于“善胜”，而在“不战”，“善胜”是为了“不战”这一目的的。因为当战争不可避免发生的时候，那么，战争则必有胜方与败方，能以“不战”而胜者，这是圣人才可以做到的，圣人赢得战争的胜利是可以带来天下太和的，所以，“不战而善胜”，这在老子看来，是最为理想的战略理想和战争结果。
《六十八章》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善于带兵打仗的人，不崇尚勇武，这是“不争”;善于打仗的人不易激怒，从而不会在战场上“乐杀人”，这是“不争”;善于胜敌的人不用对斗，这也是“不争”了;善于用人的人，对人谦下，这也是“不争”。无论是“士”还是“战”(士)，无论是“胜敌者”还是“用人者”，都以“不争”为其准则，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不战而天下安了。老子说，这些人“不武”、“不怒”、“不与”、“为之下”的行为，都是不与人争的优秀品德，也是运用别人的优秀能力，这也是与天道相符合，从来就应该拥有的行为准则。在这段文字里，老子彻底地阐明了他的“不争”的战略观、军事观，其实，老子的军事观和战略观的最终落脚点并不在于“战”，而恰恰在于“反战”上。
我们可以说，“以奇用兵”不但是老子具体的军事战略原则，而且深深地烙入了“不战”、“反战”、“慎兵”的痕迹。在具体用兵的时候，我们不能将之当作常规的国事来处理，而是不得已的时候才采取的不得已的临时措施，治理国家当然要“以正治国”，“以无事取天下”。因此，我们在“以奇用兵”的时候也需要本着“以正治国”、“以无事取天下”的心态和精神去“用兵”。老子这种“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思想对塑造中华民族的国民性影响甚远。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中，大大小小的战争无数，但是，中国人民始终坚持“以和为贵”、“以正治国”、“以无事取天下”，很少为了“战”而侵略他国，只有在受到外敌肆虐的时候，才会不得已使用“国之利器”，“以奇用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