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驩是晚明戏剧家孙仁孺所作讽刺喜剧《东郭记》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在这部根据《孟子》中“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所改编的传奇中，作者借古喻今，塑造了王驩这一势利小人的典型形象，辛辣地嘲讽了晚明病态社会中那些廉耻道丧的衣冠禽兽们的种种丑恶行径。
剧中的王驩与“本是临淄一酒徒”的齐人，及“稷下赘婿”、 “滑稽多智”的淳于髡同气相投，为贫贱之交。干的是“浪游街市，狂走尘埃”、 “傍门依户”、 “乞食吹竽”的营生，过的是“跨下无完袴”、肚中常饥渴， “一贫如洗、日不聊生”的生活。一日他在聚首时说： “当今之日，贿赂公行，廉耻道尽。我辈用其长技，取富贵如拾芥耳。焉能郁郁久居此乎?”于是决定分袂前去，各求利达。临别， “大兄”齐人又教以“吾闻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唯去西山之面皮，乃有东陵之气焰”。二人心领神会，深以为然。后来淳于髡与王驩又在稷下不期而遇，听惠施、公孙龙及门弟子尹士及公行子、东郭氏等高谈阔论，王驩是抱着“试来庄岳、学取些佞”的目的来的。三人谈的都是些“尧囚舜偪，何须深病”、 “似这鲁国名儒，又主却痈疽嬖幸”一类“名和利，要得旁行”的理论。听后，二人感到茅塞顿开。王驩的心得是“讲学之后，省得求名觅利，须要不羁。伊尹圣人，尚且割烹媚主，我独图啥廉耻乎?”可以说齐人长兄的教诲和稷下之士的雄辩高谈是王驩今后一系列行动的思想基础，而民间艺人绵驹教他唱的那首描画世态的《寄生草》，亦使他深受启发。歌词为： “第一笑，书生辈，那行藏难挂牙。贱王良惯出奚奴胯，恶逢蒙会反师门下。老冯生喜就趋迎驾。不由其道一穿窬，非吾徒也真堪骂。……第三笑，朝臣辈，又何曾一个佳。谏垣们数月开谈怕，相臣们礼币空酬答，诸曹们供御惭无暇……第四笑，乡闾辈，更谁将古道夸?……尽邻家鸡鹜偷将腊。”王驩日后的行径，亦多为这笑骂的内容。
如果说发迹以后的王驩的主要性格特征是“势利”，那么， “未为富贵之人，先做饮食之人”的他的生活态度，则可以归结为“无耻”二字。他干的是偷鸡摸狗的勾当： “近来改做穿窬之贼，爬墙挖壁，颇是获利……前日绵老官唱个‘邻家鸡鹜偷将腊’，我今便试一试。”被人赃俱获之后，竟然说： “你这邻舍家，便请我只鸡儿，也不为多。”他的悔过表现为： “每常日取一只，以后月取一只便了。”并振振有辞地辩解道： “不须相谤，论攘鸡比窃国田常，只缘咱盗小无名，还则是赃多受赏。俺权依卿讲，但一月一鸡充肠，也堪廉奖。”虽是无耻之尤，却也有部分实情。
王驩的生活目的在于求富贵利达。他是深谙做官门径的。待“既作乞人，还为盗贼，囊中积有百金”时，他觉得已具备了往上爬的资本了。又打听到朝中“位居上僚，职司取士”的田戴是个好财爱得之人，便以钱铺路，冀致青云。果然一拍即合，十分灵验。由田戴举荐，得拜官爵。
王驩的势利集中表现在他对淳于髡与齐人的不同态度，以及对待齐人的戏剧性变化上。当淳于髡为国君所重，官位显赫时，他就主动巴结，目的在于“凡事长兄青目”。似乎十分念旧。但当他祭祖时碰到
间乞食的齐人时，则是另一样嘴脸了。清秋节他与田戴一起去东郭祭祀祖宗，完事后，两人即猜拳行令，共享祭余。这时，一个花子向他们讨酒肉吃，并对王驩说：“你这大人模样，我有些认得你。”王很干脆地回答说： “你认得我，我却不认得汝。俺富贵的人，便亲知故旧，哪一个看他在眼睛里。”真可谓“一阔脸就变”。他真的不认识这个花子就是“大兄”齐人了么?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他非唯不相认，还加以凌辱，喝令家人“推他开去”。对待“贫贱之交”的一热一冷之间，充分暴露了他的那双势利眼。
除了卑鄙无耻、十分势利之外，阴险歹毒也是其性格特点之一。后来，当齐人经淳于髡荐举，也做了官时，他立刻感到齐人对他是个很大的威胁。这时的王驩因为能“百方媚主，当今极为宠幸”已官拜右师。 “权柄独窃，富贵莫伦，举朝皆吾门下。”他想，齐人“机谋盖世，若一见用，必夺我权”。再加上两人为争国中“颇是要利之捷径，集膻之总途”的“垄断”，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而齐人捷足先登，已据要津。为除掉这个潜在的政敌和利益的有力争夺者，王驩借题发挥，必欲置齐人于死地而后快。恰巧这时燕国发生了君王让国于陪臣的混乱，齐王要乘机伐燕以图扩张，要王驩荐举领军将帅。王驩认为可借燕人之手，除掉这个心腹之患。就竭力推举“只可统领花子沿门乞食，怎做得将军去伐人国”的齐人作为主将，只是由于淳于髡识破其阴谋，抢先一步保荐章子，而获应允。但由于王驩、田戴的联合举荐，齐人还是做了副帅。没想到章子、齐人竟大获全胜，平燕返齐，齐王甚为褒宠，拜为亚卿，不久又升上大夫。这时的王驩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主动登门负荆请罪： “牵羊献豕，从前光景休深懥，交情今日仍笃鸷。吾侪势利自如斯，任诸君笑之。”齐人也捐弃前嫌，重叙兄弟之欢。王驩又在槐亭宴请齐人。特别是在齐人寿诞时，王驩与田戴又“两人同附凤，要来共拜堂中，趋显者，效华封”。其间，王驩见到齐人之子年甫十岁，即云： “我家小女，也有十岁了，如大兄不弃，即以侄女配为媳妇何如?”趋炎附势，不择手段，由此可见一斑。
以势利为其主要性格特点，附之以卑鄙无耻、阴险毒辣的王驩是时代的产物，从他身上，可以映照出孙仁孺所生活的晚明社会的状况。启、祯以后的吏治已达到溃烂不堪的程度，官吏贪赃枉法，习以为常。少受贿赂的，便是受万民伞的廉吏。朝中簪绂厚结貂珰，衣冠等于妾妇，士大夫几不知廉耻为何物。这些黑暗现象，在王驩这个人物身上都有反映。譬如他信奉“只要银子多，就有美缺”。他自己投机钻营当了官，又反过来广收贿赂，一些想做官、升官的也一时趋之若鹜，献媚取宠，种种不堪。如朝中下大夫陈贾、中大夫景丑之流，因王驩居位权要，求其青目，即带着礼币去参谒，只因王驩说了句： “陈郎少年、美如冠玉，若作妇人，不知得人多少爱也。”陈便答道：“即明公过爱，便当改作红妆，以侑明公之酒。”于是就在席上真的涂脂抹粉、希宠邀怜起来。而同来的景丑感到自己被冷淡了，愤慨于“难道他会做妇人，我不会做妇人么?”无奈年老有胡须，只好忍痛拔去，也扮着妇人以凑趣。真是“两个大老先生，忽然妾妇其行”。从田戴，到王驩，再到陈、景之属，无耻之徒，代有其人，社会的黑暗和吏治的腐败何日是了。
王驩这个势利形象的认识作用和讽刺意义，即使在今天，也还有一定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