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戬，是明代许仲琳所编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的重要人物。他本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的高徒，自从奉命下山辅弼姜子牙之后，便与哪吒成为姜丞相的左膀右臂，为保周伐纣立下了赫赫战功。
作为道门之士，杨戬的人生旨趣本是“恬淡性成，山野素志”，看其形相也是“带扇云冠，穿水合服，腰束丝绦，脚登麻鞋”，好一副爱山乐水的散淡闲人模样。但是，既然投入到吊民伐罪的正义之战的行列，冲阵闯营、浴血奋战，也就成为他义不容辞的职责。杨戬初临西岐之时，正值成汤魔家四将杀得子牙高悬免战牌之际。危难时刻的登场，预示着杨戬在今后的征程上，将肩负起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的重大使命。
但是，杨戬并非所谓逢凶化吉的福将，他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全靠其卓荦冠群的才智。从外在的本领来说，杨戬修炼成九转元功，无穷妙道，随风变化，不可思议。如变飞蚁，救出被捕的黄龙真人;变樵子，将闻太师引上死路绝龙岭。这就是他引为自豪的“秘授仙传真妙诀，我与道中俱各别”的七十二般变化。其上阵之时多潇洒，骑白骏马，执三尖刀，加上一条善解人意，其势如枭的哮天犬，更使之如虎添翼。这条“仙犬”好不厉害，除了在十绝阵中斗碧霄是伤其肩膀，在燕山脚下斗辛环是咬住其腿，其他如迎战赵公明、邓婵玉、周信、余元、余化龙，多是“夹颈子上”一口咬住不放， “连皮带肉咬去了一块”了事;伏击九头雉鸡精，索性将雉鸡头咬掉一个。真是“铜头铁颈难招架，遭遇凶锋骨亦消”。
然而杨戬真正的“超众出类”之处，不在其有哮天犬，也不在其会善变术，而在于多谋善断的智慧，这使他成为超群绝伦之人，使其七十二变化成为降魔擒敌的法宝。在临阵应敌之时，他总是注意勘察敌人的可疑之处，揭破对手的根底来历，寻找降伏他们的办法。他通过捆仙绳金光一道“正而不邪”，查出误入歧途的土行孙是师叔惧留孙的门人;通过阴阳镜、番天印，查出殷洪、殷郊都是同教门中背师毁盟的负义之徒;通过照妖宝鉴，查出马善乃是燃灯道人座前琉璃灯火成精作怪，……心细如发，颖睿明察，使之往往能够在本营将帅尚未从敌手的打击中清醒过来之时，就已先机转入制敌于死地的战斗。
机警和敏锐，赋予杨戬具有面对复杂异常的情况能作出准确判断的能力。在十绝阵里，姚天君用落魂阵暗中算计子牙，子牙丧魂失魄后整天心烦意躁，无策无谋。是杨戬先生疑惑，并根据种种迹象，力排各种猜疑，指出这是“有人暗算”。杨戬的机敏，保证其在事生险急之时，能应付目如，迅速作出反应。为破十绝阵，姜子牙欲用钉头七箭书射杀赵公明，闻太师得知，派赵氏门徒偷得箭书，杨戬半路闻风知警，立变成汤大营一座，自己化身为闻仲，骗回箭书。此役子牙奖谕他是“智勇双全，奇功万古”。既智且勇，使杨戬在紧要关头，能够临危不乱、处变不惊。 “瘟部鼻祖”吕岳，曾用瘟丹令西岐城中文武军民皆染瘟疫，只剩下“莲花化身”的哪吒和“元功变化”的杨戬免遭此厄。哪知此时偏遇敌军趁虚攻城，西岐守城无兵，哪吒着慌，束手无策，杨戬履险如夷，独柱擎天： “吾自有退兵之策”，抓土成兵，骁勇轩昂，虽只变得一时三刻，却吓退了攻城敌军，得免全军覆灭之灾。此“空城计”，与诸葛亮巧退司马懿之术，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杨戬在很多场合，实际上所起到的就是一位军师的作用。
“若不见战，焉能随机应变”，是杨戬初至西岐请子牙除去免战牌时所说的话，这实为点睛之笔。 “随机应变”，不仅是杨戬赴阵迎敌时的战术指导思想，并包蕴了这个人物形象的基本要素。它就像是胚胎，随着情节发展而呈现出的人物行为的波谲云诡，龙蛇变幻的神出鬼没，都由此而生发;据此而孕育出的，必然是斗智斗巧而不仅仅是凭力取胜的智力型人物。它不仅为人物形象定下了一个聪慧颖异的基调，对读者来说，也唤起了欲看其如何“随机应变”的期待。杨戬果然能孚所望，其随机应变能力，小说中不仅随处可见，在战魔家四将、擒土行孙和斗梅山七怪等著名战役中，更有集中而精采的表现。
作为文学形象，杨戬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常见的类型，他是理想主义的化身。面对自然的强大、社会的险巇和个人的渺小，在心理的寄托和希望的追求的共同作用下，便很容易产生这种智勇双全，无所不能的完美人物。这是植根于个体的弱小而对人类自我发展所寄寓的信心。但是如果不将信心化为改造客观的实践活动，而是仅仅停留在艺术想象之中，那么信心会很容易转化为麻醉的。杨戬身为理想主义的形象，是一个在传统美学思想制约下所创造出来的类型化的扁平人物。在他身上，看不见个人的情感和内心的矛盾，甚至没有轻微的叹息，唯有睿智和神勇涵盖着一切。这固然是尽善尽美了，但是连人人必具的个性也被智慧、机敏之类的理念所包容，不能不说是杨戬一类人物形象的美学悲剧。
